黄河·潮在公元前移民二里头“豪横”挤羊奶吃烤肉

张化锦怔住了，两眼直直地盯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数千年的尘土堆积，依然遮不住它的光芒，200多片仅1毫米厚度的绿松石片，拼合镶嵌出兽面纹。

4月8日，豫西洛阳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4岁的张化锦忆及两年前初见绿松石铜牌饰的情景，依然眼里闪着光。她是偃师当地人，也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首批讲解员。

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双轮车的车辙……约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经60余年考古发掘，穿糖葫芦似的一系列新发现，让3000多年前最早的“中国”浮现于世人面前。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这湿地所复原的，正是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赖以生活的古伊洛河。”记者跟随张化锦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出来，向北不足2公里，便来到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公园内，宫城城墙、宫殿建筑基址群、官营手工业作坊等重要考古遗址，得以在原址基础上复原展示，既直观呈现了二里头都邑样貌，又不影响后续考古发掘。

小时候，酷爱读书的爷爷常给张化锦讲一些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彼时的她并不明白，脚下的“二里头”与“五千年”究竟啥关系。如今，每次带游客走进二里头，张化锦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如今的“二里头”，明显不一样了。

走近1号宫殿，仿佛穿越回3000多年前。古伊洛河北岸的微高地上，二里头都邑赫然在立，附近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湿地随处可见，气候温暖湿润。学界研究分析，二里头都邑的人口是由众多小规模、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族群所组成，人口最多时达2万多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学者研究成果，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期的普通聚落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评价说：“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

那时的二里头人，已经吃上了粟（谷子）、黍（糜子）、水稻、小麦、大豆等不同种类的谷物，还饲养了猪牛羊，平日里，剪剪羊毛、挤挤羊奶，饿了就烤肉、煮肉吃。

高科技产业基地出现了“技术总监”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二里头又出现了专门用于礼制或贵族专用陶器的生产部门，在绿松石作坊、铸铜作坊等“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基地”内，还出现了“技术总监”职位，不定期检验成品品质。

一座与此前大型聚落俨然不同的王朝都邑，就这样出现在3000多年前，这与其独特的“地理王国”优势密不可分。

二里头遗址位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有学者概括，洛阳盆地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带，恰适于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过渡，又宜四方文化集散，自然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这种过渡、融合的特征，许宏将其解释为“文化杂交”，“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经历冲突、磨合和阵痛，才容易达致文明的高度”。

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原正处于东亚大陆东西、南北间交通中枢位置，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远地区。交通优势为后期二里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绝佳天然通道。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解读中华民族由“童年时代”到“成年时代”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有力例证，也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天下知。也正是这个时候，电缆专业的张化锦，放弃“钱”景无限的行业，转投痴爱的文博，开启了全新人生。

城垣建造不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

“宫殿区居中，祭祀区在其北，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在其南，三个最重要的功能区南北一线排开，呈现出了宏大规模和庄重气势。”记者站在1号宫殿遗址上，顺着张化锦的手势向南北张望，透过地表覆盖着的大片绿植，一个经过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在脚下延展开来。

城市建设，规划在先，现在是常识，但在二里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城垣的建造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但到了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则有着飞跃性变化，与其后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

历史进入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迎来了作为都邑的大建设期。遗址中南部，地势最高亢，先有了“井”字形主干道网，大路最宽处20米左右，相当于今天公路的四车道。

整体看，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殿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其周围。这无不显示出王朝所特有的气派。

在宫殿区，宫城城墙围起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里面宫室林立，以1号、2号宫殿为中心，形成西东两路中轴线宫室建筑群，总体面积虽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堪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它的中轴线规划，体现着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市“建中立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1号宫殿堪比“金銮殿”

在宫城南大门的中轴线上，有个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1号宫殿。一般认为，这里应是统治者发布政令、进行祭祀活动的礼仪性建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号宫殿堪比“金銮殿”。不过，其究竟是宗庙还是朝堂，也是众说纷纭。

它的面积，比7140平方米的国标足球场还要大一圈，由主体殿堂、廊庑（堂下四周的廊屋）、围墙、庭院和正门门塾等组成。主体殿堂位于台基北部正中，凸出于台基面之上，主殿距南门约70米，堂前是平整宽阔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容数千人甚至上万人。 

学者们大致还原了1号宫殿的建造程序：先整治地基，挖掉台基下面的灰土和虚土，直至原生土，等于是挖了1万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度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现存台基夯土厚度达1~4米，主殿台基基座底部还特意铺垫有三层鹅卵石，用以加固基础。

有学者推测，1号宫殿基址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就需20万个劳动日。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

许宏分析，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这标志着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复杂化，是构成国家的重要条件。对此，许宏给出了专业的阐释：“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划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保质8560年的动植物胶，环保有劲

整体宫城南仅一路之隔，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另一个用围墙围着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有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和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据考古信息，这一区域产品及其生产都为王室贵族所垄断，生产着大量象征身份的“御用”“内供”礼器，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有学者将其称为与二里头宫城并列的“工城”。

在这里，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有当时世界领先的复合范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达的治玉技术，可以说，这就是当时的“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那件令张化锦惊叹无比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很可能就是从这里造出来的。

二里头时期，绿松石制品与玉器一样，都属礼器，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这类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一般由工匠在青铜铸出的牌体上铸出兽面纹，再把200~300片的细小绿松石片镶嵌其中，古铜色与蓝绿色交相辉映，颇有气势。

这种石片切割工艺有多高超？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工匠们切割出的绿松石片，每片仅长几毫米，厚1~2毫米，且表面已抛磨光洁。好在绿松石硬度不高，也被称为“软玉”，便于先人进行切割等工艺流程。

粘嵌工艺如何惊人？在已经出土的三件铜牌饰中，其中一件背托已腐朽无存，只剩下铜铸兽形框架，但原来粘嵌在背托上的绿松石片，还保持原来模样且悬空排列在铜牌饰上。张化锦解释，经过检测发现，当时粘合技术已经使用了动物胶和植物胶，凸显着先民工艺之先进。

另一件被誉为“超级国宝”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总长超70厘米，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成，每片大小仅2~9毫米，厚度仅1毫米，石片比铜牌饰所用石片更小，且背托立体，多有精细的凹凸之处，更考验粘贴镶嵌技术。

目前出土的绿松石镶嵌制品，均为贵族墓随葬品。那件“超级国宝”，正是出现于二里头遗址中迄今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内。

中空青铜器创新技术“一骑绝尘”

铸铜作坊则产出了一批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比如网格纹青铜鼎与乳钉纹青铜爵，二者分别被称为“华夏第一鼎”“华夏第一爵”，学者也通过这些青铜器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用泥（陶）复合范制造复杂青铜容器的高度铸造技术。

先民们通过两块以上的范，在泥质阴文范中放入型芯，再将铜汁灌入外范与型芯之间的空隙，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内部中空的青铜器。铸造一件铜爵，至少需要1件内模和3件外范。而在此前，虽然东亚、西亚等多地早已掌握铸铜技术，也早已开始使用铜器，但都是实心，尚不能制作腹腔中空的铜器。

有学者指出，这些新工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和满足社会上层对礼器的需求而创新的技术。也正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仲春时节，入眼处均是今人刚复原出的夯土基址，还没有完整的建筑模样；往南部看去，数千年前的铸铜作坊只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如果不经张化锦提醒，很难捕捉到历史的气息。

不过，如今游客还可以透过一块玻璃罩，看到一处复原的绿松石料坑中，散落着不同大小的绿松石块粒，当时出土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还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可以获知原石在开采后，从打击劈裂、切割、研磨穿孔、抛光、镶嵌和拼合等一系列的技术细节和工艺流程；也可以站在复原的伊洛河畔，想象出面前500米处的高地上，分布着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冶铸分工场所，里面有无数工匠，有的在制作陶范、有的在浇铸，还有的正提着陶罐，到河边取水……

而在上万平方米的官营作坊中，一件件珍品正承载着早期的华夏礼乐文明。

中原礼器被视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

在二里头都邑生产的精美礼器中，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玉器——牙璋。从没有纹饰、只有一对扉齿，发展成有多组扉齿，并且刻有精细的细线纹，被称“二里头式玉璋”。

像这样的玉璋，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2021年颇受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中，也有发现。如果将玉璋分布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

类似地，在三星堆遗址、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甘肃省天水市，也都发掘有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品，研究者认为这些都为二里头文化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

此外，二里头时期的陶器、陶爵等礼器大范围向外扩散，且广泛传布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来自中原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政治结盟。

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不仅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甚至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

同样是文化传播，仰韶篇中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盛赞仰韶时期的彩陶文化掀起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次艺术高潮”，彼时的陶制品还是在艺术层面，不具政治意义；而二里头时期，玉璋、兽面纹铜牌、陶爵等代表着政治地位、礼乐制度的传播载体，已具备王朝气象。

就像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中提到的，在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 

此后经二里岗文化一脉相承，再至殷商时期文化交流网络进一步拓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不过发掘60多年后，考古学家也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不足遗址总面积的2%。”面对正在修建中的遗址公园，与两年前相比，不善言辞的张化锦，已经可以面对文物侃侃而谈。

遗址公园西侧，一支由考古专家、村民组成的发掘队伍，正继续探索那未知的98%。关于最早“中国”的故事，也才刚刚拉开序幕。

【后记】

作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在中国的文本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没有“自证”的夏朝文字出土，这段历史一直不太被西方所认可。

目前的发掘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中，发现的刻画符号，总计达数十例。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者们见仁见智，尚无法形成统一意见。不过，商代晚期出现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研究，印证了甲骨文就是商朝的文字资料、《史记·殷本纪》是准确可考的商代历史资料，使商朝成为中国有据可考的历史。

随着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继续，历史会不会被改写尚未可知。而现在，我们能追溯到的中国文字的源头，还是要看殷墟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