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蕾丨海外学者视域中的意大利华人移民:以普拉托为例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2期【社会学】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

内容提要丨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即经济活动、社会融入以及当地媒体话语，结合相关的官方数据和文献资料来分析海外学者针对意大利华人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普拉托华人研究。研究发现，普拉托的华人移民依托自身的族裔社会网络，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聚集性；他们不仅对当地的经济活动有重要的影响和贡献，而且自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之不匹配的是，他们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融入上却不尽如人意，表现出了很强的封闭性和孤立性。而近些年来，普拉托华人移民对当地社会的融入也渐渐开始了“破冰”之旅。

作者简介丨刘蕾，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正如道格拉斯?梅西在《迁移中的世界：在千禧年之前理解世界移民》中所说，人类像候鸟一样，是一种迁移的物种。而在这些候鸟中，华人移民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迁移范围上，都毫无疑问的是尤为显著的一群。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大利逐渐成为移民接收国家，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华人在移民总量上处于第三位。来自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移民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意大利全境共有3714934名持意大利合法居留证件的非欧盟国家居民，其中来自中国的就有309110人，占合法移民总量的约8.3%。意大利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特色，罗贝塔?里库奇写道，华人移民群体通常集中生活和居住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唐人街，米兰拥有全意大利最大的华人群体，而普拉托的华人移民数量则居于意大利境内第二。但这种“唐人街”类型的居住分隔现象在普拉托并不显著，原因是这个小城市里，华人移民与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趋向在工作地点附近就近解决住房问题。

普拉托距离托斯卡纳首府佛罗伦萨20公里，从14世纪开始就作为工业区域出名。普拉托市政府统计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普拉托总人口约19.2万，其中外国移民3.6万，而华人移民主要集中在普拉托中心城区，总量达到1.9万左右，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0%，占外国移民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作为意大利境内第二大华人聚集区，普拉托一度成为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中心，“普拉托现象”也一度是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诸多学者都指出，普拉托这个城市打开了中国人“雄心勃勃的大门”。莫纳什大学普拉托中心曾与中国温州大学合作，产出了很多华人研究成果，此类成果往往集中在华人移民在当地的经济融入上，而本文的主要立足点是通过“我看他人看我”的视角来分析意大利华人移民现象，摆脱单一的视角，以此来总结和归纳出不同于自我评价的多角度认知。

有学者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移民模式归结为“地中海移民模式”。意大利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东欧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国以及中国。与意大利国内移民的整体情况类似的是，普拉托的外国移民也主要来自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摩洛哥、巴基斯坦和中国；而不同的是，华人移民始终占据普拉托当地移民的主体地位。表1显示，普拉托的华人移民中约三分之一居住在中心城区，只有少数华人选择生活在老城区。普拉托市政府统计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华人移民在普拉托地区外来移民总量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2.2%（见表2）。这在意大利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和区域，都属于罕见的移民集聚现象。普拉托的移民群体存在明显的民族多样性，在劳动分工方面，华人移民主要从事纺织业，巴基斯坦移民多从事绳绒织物产业，东欧移民多从事家政服务行业，其他的一些移民则从事建筑业或者卫生清洁行业。

贾科莫·贝卡蒂尼曾经称普拉托是意式工业区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普拉托已经作为欧洲纺织服装工业中心，不仅吸引了来自温州的劳动力，还牵涉了大量中国资本的涌入。普拉托90%的中国人来自温州和邻近城市丽水，而其中有70%的华人来自文成县和青田县。这与2004年海外温州华人的数据基本一致，该数据显示全世界共有42.5万温州移民分布在93个国家，其中以北美和欧洲居多。基于温州当地的田野调查，莫纳什大学的普拉托研究中心探究了大量瑞安籍移民流入意大利的原因，同时也涉及到了侨汇问题和归侨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产生主要同意大利当地的税收政策变化以及华人移民的生产经营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部分温州人作为皮革工厂的雇佣工涌入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特别是比森齐奥营一带。90年代早期，华人移民开始渐渐流入普拉托工业区。当时，普拉托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基于形式多种多样的小型家庭式作坊。华人在普拉托的投资与经营也主要依托于小范围的亲属关系。随着普拉托当地华人群体的扩大，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华人劳动力供需圈，在墙上手写的招聘信息或登载在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也开始替代了私人关系，成为招募工人的主要手段。

随着当地经济不断发展，传统的生产加工制造业和餐饮行业再也无法满足华人移民就业的需求。普拉托的时尚产业也渐渐转型，同时赋予了“意大利制造”新的涵义——“意大利原产，中国人制造”，更有标签写着“意大利小温州原产”。普拉托华人企业往往在竞争中占据巨大的成本差额优势，“小温州制造”的典型特点则是高度依赖海上运输的生产经营模式，依托普拉托的“国际化的符号”，普拉托的华人经济与温州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华人移民构建起了一个以普拉托为中心，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化的商业网络。

安佳?弗拉德里奇采用约瑟夫?熊彼特企业概念化理论的框架，通过对普拉托的12名工厂老板和4名雇工的深度访谈，考察了普拉托华人工厂的生产经营模式，他指出，普拉托华人企业大部分采用跨国经营，单个企业内部实际上是很多联系紧密的小型或者中型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温州人的海外生意与温州的地方经济密不可分。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普拉托打造了一块中国“飞地”。

总而言之，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华人有着强烈的移民动机，他们通过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参与普拉托当地的经济活动，来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他们的主要竞争优势源于他们比当地人更勤劳，更愿意通过各种方式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并且不介意工作的体面程度。正如徐华炳在其著作《意大利普拉托的中国移民社会调查》中指出的一样，当地的华人移民拥有着“超常的、近乎病态到极限的牺牲精神”。

韩?恩泽格尔等人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即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在这一个四维度模型的基础上，凯文?拉坦考察了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的社会融入状况。他把华人移民的社会融入分成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融入四个方面的37个不同指标，每一个指标又包含至少一个最多6个不同变量。结果显示，从他们的工资、就业、住房和存款上来看，普拉托的华人移民拥有相当高水平的经济融入。在普拉托工业区的华人当中，正在形成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有着很高的收入，而且有能力购买奢侈品。这些人往往由一些做生意的小店老板、自雇人员构成，并且有能力在工厂老板和工人之间斡旋。而华人移民对于意大利的社会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则相当低。在普拉托，渐渐出现了一个游离于当地意大利人社会的“双重平行社会”。

近几年，随着海外华人影响力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少数华人开始了政治融入上的“破冰”行动。2019年夏，在普拉托地方选举中，意大利民主党两名华裔市议员候选人王小波和林诗炫当选为普拉托市议会会员（总数为31），二人均为出生在意大利的祖籍浙江的华人移民二代。这是意大利华裔首次在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成功当选议员，也是华裔在普拉托历史上首次成为议员。

此外，海外华人往往成立社团，在意大利境内就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自治性区域社团。在普拉托的华人商会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华商总会普拉托华商会、意大利普拉托华侨华人联谊会、普拉托温州商会。这一方面表明了华人社群进一步融入了当地社会生活，同时也标志着普拉托当地华人已经在渐渐完成经济资本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开始向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领域延伸。但最终能否促进“双重平行社会”的消解，仍有待实践的考量。

在文化融入方面，正如一句玩笑“普拉托的官方语言是温州话”，一些普拉托华人不会意大利语，同样可以正常生活，从工厂招工到超市购物，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成功避免语言的鸿沟。如华人街网站的意大利站点上就会出现很多汉语的招工广告；华人用的最多的社交媒体不是WhatsApp、Facebook、Twitter等等，而是微信、微博以及华人论坛。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莫纳什大学的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了信息交流技术（ICTs）与当地华人社会融入的议题。

约翰森?格雷姆和弗拉德里奇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华人的手机中含有中文输入法，并且除了用于生意之外，还用于同国内家人的联系。这与尼古拉斯?哈尼对在那不勒斯从事游街小商贩的华人开展的调查结果大体一致。除此之外，华人移民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也很高。正如雅克?斯泰恩所强调的，普拉托华人移民在地域上远离国内的家人，在社交上又远离当地的意大利人，手机是用来保持和国内家人的联系，寻找心理慰籍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P.比尔斯基也指出，身处在一个封闭的“双重平行社会”，手机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化粘合剂，也可以变成族裔群体隔离的工具。

随着跨国家庭和配偶隔离现象的出现，新的科技也逐渐培养和赋予了新的家庭模式和沟通模式。不同于以往牺牲保育时间和亲子陪伴时间的生产生活模式，华文学校也在普拉托开始普及。这些学校有当地社团办的中文学校如华人华侨联谊会办的中文学校，也有私人的培训班和托管学校。这些机构的教学质量和教学资质都有待认证，但却解决了上文提及的超长工作时长所带来的亲子时间减少的问题。

随着华人慢慢适应并逐步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在普拉托建立家庭。从普拉托市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成年华人移民中有98.2%出生在中国，而青少年则有77.2%出生在普拉托，另外还有16.5%出生在意大利其他城市（见表3）。意大利华人新生婴儿的数量逐渐增加，这些孩子在社会融入和社会交往方式上与其父母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前文所介绍的两位华裔议员，他们都属于二代移民。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多，新生华人婴儿的数量也在增加。安娜?马斯登研究了华人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入状况。他强调家庭出身对华人后代归属感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少量的中产阶层的华人认同意大利并形成了对其双重身份的认同，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后代则对他们的意大利身份存在不确定心理，并且对他们受到的社会排斥表现出消极的状况，他们往往会选择放弃学业并且拒绝融入。

可见，在社会融入的四个维度中，普拉托的华人在经济层面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与当地人的交流也主要是基于经济活动的需要。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他们的融入程度并不高，甚至形成了与当地社会独立且很少有交流的双重平行社会。但近几年来，华人移民其他层面的融入也渐渐开始了“破冰”之旅。

华人移民的总体形象多数被定位成局外人这种刻板印象。目前研究意大利华人的媒体形象的学者中，出产最多的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研究者章杲恒，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意大利华人在纪录片、电影、小说等诸多大众媒体形式中的形象。章杲恒指出，华人移民的媒体形象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且纪录片与影视作品表达出来的具体形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90年代初期的移民浪潮中，大量移民是通过非法渠道进入异国的，华人移民的媒体形象也存在着标签化和“污名化”的阶段。市面上唯一的一本有关意大利人眼中的华人形象的中文译著是2011年出版的《不死的中国人》，两位意大利记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披露了对于意大利华人移民的各种偏见和固有印象。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尤其是华人经济实力的显现和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很多华人的海外采购活动也震慑到了处于经济衰退时期的意大利人的眼球，华人的形象也慢慢地演变成了疯狂的亚洲富豪。

在对2007年普拉托官方媒体对华人移民新闻报道情况的研究中，罗素?史密斯和弗兰奇?瑞贝卡指出，大部分涉及华人移民的新闻都是当地权威媒体的单方面报道，并没有给华人移民留下任何异议的余地。拉坦考察了媒体话语对于形塑普拉托华人的公众形象所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华人却很少能代表当地的主流公共生活。意大利语媒体主要强调华人封闭、孤立并且缺乏对主流生活的融入，而相反的，当地的华语媒体则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华人社会甚至分散在欧洲其他区域的华人的一个平台。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华人并不关心意文报道，另一方面华语媒体已经开始异军突起，并为当地华人提供了便利的信息渠道，同时也强化了语言的差异，进一步加剧和巩固了双重平行社会的区隔。

有鉴于此，我们将结合意大利主流媒体之一的《晚邮报》对意大利人眼中的普拉托华人给予拓展性的理解。在意大利《晚邮报》的网站上键入关键词“普拉托中国人”搜索相关新闻，全站总共得出459条相关报道，其中2019年22条，2018年17条，2017年31条，2016年50条，2015年48条，可见近几年网站上关于普拉托华人的报道有所减少。与此同时，文化、政治、经济等主题也开始看到了普拉托中国人的少量报道（见表4）。这与拉坦的结论还是有所出入。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华人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努力和主流社会对于华人利益的关注。从上述报道中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华人媒体形象的三个特点：一是有钱，但是钱的来源不合当地规矩；二是神秘，这来自于“双重平行社会”中移民与土著的隔阂，东方文化与意大利文化的明显差异；三是孤立，中国人内敛的国民性、语言水平以及上述经济、社会等方面还未全面融入主流社会，华人只是作为一个差异特征显著的族群出现，凸显了移民群体的封闭性和孤立性。

在当地媒体的话语中，他们也了解到华人移民对普拉托当地经济、社会活动的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当地人也希望华人群体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因此也举办一些活动去促进融入。其中有一个“sono qui perche？”（“移民这里的原因是什么？”）的讨论活动，主要是召集普拉托的华人移民共同探讨融入话题。但是，这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当地人和华人移民双方共同努力去解决。

总之，作为世界华人移民一个典型缩影，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移民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华人移民议题。研究发现，普拉托的华人移民依托自身的社会网络，表现出了基于地缘关系的区域聚集性；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活动有重要的影响，自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之不匹配的是，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融入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封闭孤立性。这些方面在当地媒体话语中得到了印证。融入议题也许是当前世界华人移民面临的普遍问题，而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也需要当地人和华人移民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