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朔人，历史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民族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海南区域史，海洋文化，华人华侨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独著《明代海南文化研究》《中国海洋文化·海南卷》《<更路簿>历史研究》，第一作者《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南人口与生态问题历史研究》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项、海南省社会科学11项；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日本、新加坡等国横向课题4项。专著《明代海南文化研究》《海南人口与生态问题历史研究》分别获得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论文《晚明以来南海深海渔业经济关系述论》，《海南疍民问题研究》《南海维权的民间证据—<更路簿>内涵与面世抄本研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海南省领军人才，海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硕士博士论文评审专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着《更路簿》抄本收集与整理、地名学、作用与内涵、法理学、民间信仰、经济学、个案、“数字化”等方面展开，成果丰硕。这些研究，为南海维权民间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提供支持。但在《更路簿》文化现象的创造者——渔民岛礁移民数量、住岛生活等鲜有涉及，该证据在南海主权维护中的作用发挥受到一定影响。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从证据客观真实性着手，还原渔民开发南海艰辛历程。所谓“更路簿时代”是指以帆船为载体，季风吹送为动能，在《更路簿》指引下完成的远海渔业生产的年代。1956年，海南渔业生产开始进入动力船时代。自此，更路簿时代逐步让渡于动力船时代。
明代中期，文昌海域中的海产品“琼枝菜”因“京、苏机房皆用之”，在海南经济结构中处于“岁利亚于槟郎”的地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晚明，文昌大族垄断其采集权，“巨姓营穴，利不及民。且封山界海，兼并易生，讼无宁日”。“封山界海”引起海面分割，西沙海域中较高经济价值海产品存在，推、拉力共同作用之下，开启了海南岛东部渔民规模性的远海移民。每年十一、十二月间，东北季风盛行，渔民离开海南岛从事远海渔业生产；次年四至五月，住岛渔民在西南信风吹送下回到海南岛，时间约为半年。始于晚明的移民活动，因政策、时局变动而被迫中断：1655～1683年，清初“海禁”（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侵占海南岛；1956年，台湾国民党军队驻军太平岛，“随暂停止去南沙生产”。其间，捕捞海域逐步从西沙向南沙推进，20世纪10年代飞机工业兴起，马蹄螺需求旺盛，引起了南沙海域深度开发。1956年，岛内木质机帆拖网渔船投入使用，渔业生产进入动力船时代。300多年间，渔民年复一年地在海南岛和西、南沙岛礁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移动，形成独特、周期性的移民现象。民国二十二年（1933），法占南海九小岛。《申报》最早揭示了在南沙群岛的九小岛及其附近水域中从事渔业生产者的籍贯和数量。1933年7月25日，广东省政府将法占九小岛相关情况电报国民政府外交部，《申报》随后予以披露。九小岛，在琼崖之南，确属中国领海。粤闽渔民，每岁轮流前往，藉作捕鱼根据地者，有数百人，唯因四面均属咸水，饮料缺乏，到此者均需携水而往，故不能久居，均属流动性质。至于九小岛位置，海军部指出：“该岛与西沙群岛相距数百里，与各沙岛无关，该岛面积甚小，约一千五百密达”。“旅京琼崖同乡会”指出：“岛上居民，言语习惯，均与琼人无异，该岛渔利，琼崖渔民每年春季必有数十捕鱼帆船，自琼崖出发到岛捕鱼，及至残秋，乃满载而归”。随之，国内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纷纷谴责法国侵略行径，呼吁政府保卫南疆。抗议函件中，如：8月15日，浙江宁海县农会认为“有闽粤同胞在此周围经营生产者数万千人”；8月22日，绍兴县商会指出“我国闽粤渔民栖集其地而营生者，岁达万数千人”。舆情激奋的背后表明：作为当事人的渔业群体，在整个事件中集体失声。适时的媒体、民众、广东省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即便是“旅京琼崖同乡会”等，对南沙情况知之甚少。叙述空间清晰程度，与信息准确性成正向关系。一般而言，“粤闽渔民，每岁轮流前往”，多指以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为作业据地；九小岛居民，“言语习惯，均与琼人无异”，渔业生产者与海南岛关联密切。南海诸岛由东沙、南沙、西沙、中沙组成；九小岛属于南沙群岛众多岛礁的一小部分，二者不能等同。空间放大，作业人口数量有“数百人”“数万千人”“万数千人”等表述不一。“旅京琼崖同乡会”关于南海移民“春季”“残秋”的往返时间，与每年冬季离开海南岛、次年四月返回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数十只捕鱼帆船”，按平均每船25人计，“数百人”规模大致符合实情。值得注意的是，该数字是指在西、南沙作业的渔民全体，非局限于九小岛及其周边水域。目前为止，学界关于西南沙岛礁移民数量、籍贯等认知，仍停留在1933年《申报》报道水平上。鉴于该方面资料严重不足，确保估算合理性，文章以动力船时代移民人口为参照，推算民国远海人数，进而对晚明至清代人口进行估算。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为南海渔业生产者提供了坚强后盾。1953～1956年，海南渔业生产在“一化三改”中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并进入机动船时代。无论是在船舶动力、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方面，比帆船时代有着显著的进步，其远海渔业人口数量，为帆船时代移民数量提供参考。据《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为《调查报告》），1958年冬至1960年4月，海南水产局成立“海南区西沙渔业生产指挥部”，组织东海岸各县“131艘船，1752人”开展西沙、中沙水域渔业生产，“产量比1957年同期增长近四倍”，成效显著。可以说，“1752人”创造南海诸岛渔业作业人数的历史新高。《调查报告》对琼海县渔业人口进行细化。1958年，该县潭门渔民成立集体所有制的“开发西南沙公司”，1959年合并本县“青葛”（今长坡镇引者注）“博熬”（即博鳌）两个公社的渔业大队，1960年成立“地方国营琼海县开发西南沙公司”。该公司作业种类及从业人员分布如下：
在三个公社组成的“地方国营”中，专门从事西沙捕捞渔船7艘，占船只总数61艘的11.48%；渔民250人，占总人数1318的18.97%。1990年以来，西南中沙人口普查为：1990年，1245人；2000年，517人；2010年，444人。第一、二次普查数无载，从第三、四、五次统计来看，渔业群体人数在此呈递减趋势，这一情况与适时国家南海政策变动有着极大关联。文昌是远海渔业的先驱，2000年出版的县志征引本地老渔民口述：“抗日战争前去西沙、南沙诸岛海域的渔船每年有30多艘，500至800人”，该地在远海捕捞业中的地位由此可见。抗战胜利之后，这一绝对统治地位开始下滑，主要表现在渔业从业人口数量急剧减少，1947年文昌共有渔民“300多人，40多只渔船”；1950年代，该县渔民不载于《调查报告》等，皆是其具体表现。动力船时代，琼海西沙人口250人，应该是该县1960年代及其以前远海捕捞的最大值。以此作为基数，加上文昌抗战前“500～800人”，据此推论：法占九小岛事件前后，海南渔民自发组织的远海渔业人数，应在700～1000人之间。文昌渔民是向西沙海域移动的最早探险者，受适时地方经济、造船技术等因素制约，“一桅帆船”是西沙捕捞业主要工具，载重量小于20吨，每艘承载约20人。3～5艘帆船，100人左右，是晚明西沙移民规模。早期探险得益者及其后人，在康熙开海后，在西沙活动差不多维系在此前水平。朝代更替，一枝独秀的“琼枝菜”逐渐被海龟、海参等海产品所替代，帆船逐步增加至二、三桅，移民队伍逐步增加。有清一代，海南渔业总人口数字缺少统计，可参照者为明正德七年（1512）全岛渔业总数“1.2万”。远海渔业与东部州县关系密切，据《正德琼台志·户口》，东部一州四县渔户及人口估数见下表： 
入清之后，该群体的数量有明显减少。如顺治九年（1652），乐会县疍丁数量为146人，占正德七年人数的28.57%，净减人数365人。康熙后期，社会逐步稳定，人口数量有所增长，即便恢复至正德时期水平，按前文所述近海与远海人员18.97%比例计算，远海渔业人员总额520人左右。
至此，海南岛——西、南沙岛礁移民规模，大致为：晚明至清初，100人左右；清代中期，约520人左右；民国时期，总数在700～1000人之间。因此，清代“海南岛各地依靠在南海诸岛捕捞为生的渔民及其家属已有数万人”，这一判断有所夸大。
高温湿热、台风频发，为西、南沙岛礁气候基本特征。渔民登岛之日，便是其移民生活开始。其日常生活如何进行，学界对此鲜有揭示。据广东地名委员会的调查，二桅帆船载重20～30吨，配备4只舢板为作业船；三桅船30～40吨，配备舢板5～7只不等。文昌渔船涂红色，琼海船不涂色。全船一般有24～25人，少22～23人，最多27人。船员配备，按照技术分工：掌管罗盘的火表（又名航工、大公）一人，负责驶船；大缭，管理全船渔民劳动；阿班，管中桅（主桅）；头碇，管前桅和舢板；每只舢板4～5人，听从摇橹者（舢板头）指挥，负责水下捕捞。火表、大缭、阿班、头碇及舢板头为“五甲”。火表不参与劳动，其余皆为劳动者，大缭等四甲除原先工资外，还有一份与舢板工同等价值分红。一只帆船为同船人员提供生活物资保障，每只舢板则是4～5人生产、生活单位。仅有男性构成的群体中，孤岛生活的饮食、淡水等如何解决？在林英口述中，生活资料在离开东部港口之前已经预备，到南沙一般要带4个月粮食，每人每月40斤米，25人共8560斤。以及生活必需品盐和淡水，受承载量限制，有限淡水仅用于做饭和饮用。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缺少时蔬，餐必海味，维生素不足。彭正楷口述体现出改变这一情况的努力，渔船经越南外罗附近海域时，“以火柴去换越南人的蔬菜”。按惯例帆船出海至少要“带两头大肥猪和数只公鸡”，一头猪用于过年，其他猪和鸡主要祭祀，最终都成为渔民的美味，这在林英口述中得到印证。潜海后需要淡水冲洗身体，对于渔民来说很难实现。降雨，成为渔民淋浴、储存淡水的最好时刻。饮食结构单一、淡水严重短缺，是渔民海上生活基本写照。来自海南岛的动物，为改善渔业生产者生活提供了某种方便。1909年，李准在伏波岛“留牲畜之种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只于岛”。1977年，韩振华先生团队对西沙考察，在素有“牛岛”之称的东岛，其数量“已增至二百多头”。1946年12月，“太平”“中业”“永兴”“中建”奉命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嗣后出台的《海军司令部呈拟西南沙群岛建设计划草案》中的“军事部分”体现在“充实岛上人员生活设备”，解决饮水问题；“经济建设方案”：在太平岛、永兴岛等地“饲养家畜猪、牛、羊、鸡、鸭等。在岛上种菜用的泥土是由军舰从海南岛运去的”。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这些被遗弃的设施为渔民提供诸多方便。站峙，海南方言，专指从事渔业捕捞且在居岛一年以上者。“站”意指“居住”“驻扎”，“峙”是对那些“高潮也不被淹没的岛屿和沙洲”的俗称，如园峙（甘泉岛）、黄山马峙（太平岛）、锅盖峙（安波沙洲）、鸟子峙（南威岛）等。与半年往返周期性流动群体比较，站峙者一般一个人住岛，度过天气最为恶劣的五至十一月，与再度到来的渔民汇合。住岛生活用品采办，因时而异。据抗战前有住岛经历的蒙全洲口述：第一年冬季带足米、盐等生活必需品，第二年不回，住在岛上。生活所需品，开单托人带回海南岛让家人采办，随是年冬季到南沙的帆船带来。这种自筹生活资料方式，在抗战结束后有所改变。据王安庆、符国和林英等口述揭示：无论住岛几年，粮食和生活用品由东家负责解决。以两种方式偿还：一是按东家提供物资总额，外加30%的利息；二是实物补偿，即捕获物70%归东家，30%归住岛者。帆船离港远航、归来途中，渔民服饰与陆地居民并无二致。进入作业区后，则有着另一番展现。据亲历者描述，站峙时，“无论在岛上或下海都是一样的一丝不挂。如果有船来了才临时挂一块巴掌般大的遮羞布”；高温、烈日，使得站峙人除了“一嘴牙雪白”外，整体肤色“黑亮黑亮”；太阳辐射和海水浸泡，头发“变成金黄色”，头发太长，影响生产生活时，用菜刀自己割短。蒙全洲认为海参、蠔会放出一种气体，久之，人的头发就变黄。通过植树、搭建居所、掘井、种植蔬菜等活动，改变住岛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是不同年代站峙渔民的持续行为。植树，在《调查报告》有所体现。 
1974年琼海《调查报告》中相关植树年代、数量与韩振华调查大体吻合，但植树主体——琼海渔民还是文昌人，双方表述不尽一致。以南沙为例：1901年初到南沙的蒙全洲认为，椰子树是包括其父亲、祖父在内的文昌人种植的，树龄“都已四、五十年”；1925年初到南沙的梁安龙说，先辈在黄山马（太平岛）、南密（鸿庥岛）、第三（南钥岛）、铁峙（中业岛）等地树龄有70～80年，黄山马有的达到100年，罗孔（费信岛）最晚也有40～50年；柯家裕1929年初到南沙，看到我们的渔民先辈种的椰子树已有五十多年。毫无疑问，海南渔民将椰子树移植到南沙，改变岛礁植被，使之更有利于人类居住。椰子果实，丰富饮食，张开茂就有在铁峙上“煮椰子饭吃”之举。草木棚是渔民居所。在蒙全洲记忆中，用草海棠树、牛棚树作为屋梁和柱子，以藤条或绳子捆绑加固，用席草、椰子叶作遮盖。南沙少台风，住所简陋，遮云蔽日尚可，阻止雨水不足。1930年前后，柯家裕在小奈罗有过2年住岛经历，其间“用日本人在岛上抛弃的锌板搭房子居住”。艰苦环境成就了渔民的生存智慧，就地取材更得心应手。岛礁树林逐渐形成，林中建木棚，上面为住所，下面挖地窖储藏海货。有甚者，“用海龟肠子捆绑横梁架子”来加固房屋。改善饮食，站峙者尤为用力。晚清西沙群岛渔民饮食，在《李准巡海记》有记载。宣统元年（1909），勒石命名“邻水岛”上，四五位来自文昌、陵水渔民说：“食物有限，水亦不能多带，食则龟肉、龟蛋、雀蛋、雀肉、鱼、虾之属，饮则此岛多椰子树，不致渴死。”与之相比，南沙情况有所改变。蒙全洲认为，住岛渔民“种地瓜、葫芦、花生、冬瓜、南瓜和蔬菜”，品种繁多，常吃不完。此外，鸟类聚集，鸟粪堆积，土地肥沃，“一个地瓜可长18斤重”；1908年后，符用杏见证了南密（鸿庥岛），“有一百多株椰子树，还种香蕉和菠萝”；1928年初去南沙的王安庆指出，“在岛上种椰子、木瓜、西瓜和蕃薯，还种些蔬菜”。挖井是解决陆上所带淡水不足，保证生产用水的一种办法。西南沙岛礁上，渔民所掘之井，在后来的调查中有所显示。 
文昌渔民王安庆口述，对上述记录有所补充：罗孔（马欢岛）、红草（西月岛）、奈罗、铁峙（中业岛）、黄山马（太平岛）、鸟子峙（南威岛）上所挖的水井，水质较好，皆可饮用；黄山马东（敦谦沙洲）、第三（南钥岛）、南密（鸿庥岛）水质欠佳，无法饮用。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后的沙土崩塌、鸟粪污染等，用石头砌井。南沙岛屿，地下水较为丰富。西、南沙水质差异，符国和在其口述中指出：“南沙的水比西沙的水好吃，西沙的水涩”。明清以来，海南医疗技术相对落后，民间药方是治疗疾病基本方法，这在远洋渔业群体有着相同体现。长期水下作业的渔业群体，因缺少植物纤维和维生素补充，易发身体浮肿、红眼病等职业病，船主会“备几百斤黄豆，海上发豆芽”，以解决此类问题。海鸟蛋可以改善生活，吃多则会致病。“嘎巴鸟”下的蛋类似鸡蛋，最多吃8～10枚。一次航行中，船到西沙岛，一位初出海者看到“密密麻麻犹如谷场上谷子一般多”鸟蛋时，贪吃过多，肚子发胀、腹泻，无法站立。船长将船靠近附近小岛，命人上岛挖沙坑，把病人头露在外面、身体埋在沙坑里——“这是渔民专治吃海鸟蛋饱胀的秘法”。住岛生产，时有死亡发生。据调查，潭门南截坡村人彭正楷的父亲彭春仁，即是死在西沙永兴岛上。1950年，船刚到南沙，与张开茂同船的李琼利（潭门灶坡村人），发高烧，在炎热天气下下水捕捞，当天就死了。“我们把他埋在铁峙，用石头砌成一个坟地”。类似死葬于南沙者，还有以下人员： 
学界在1977年6～7月、1982年2～3月两次对海南东部渔民调查，上述并不完善的信息，便是整理结果。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如蒙全洲老人所说：“还有好些渔民死在南沙，名字一时记不起来”，算是对无名死葬者一种纪念。
历史地看，中国古代边疆地区开发程度与移民活动呈正相关关系。大量人口迁入，劳动人口增加，先进生产方式、技术传播，推动了迁入地经济发展，为多民族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与政府主导移民活动不同，在中国南疆，渔民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熟练掌握冬、夏季风洋流流向，以帆船为承载工具、《更路簿》为指南，往返于本岛和西、南沙岛礁之间，持续不断地从海洋中获取回报。晚明以来，自发移民西、南沙岛礁活动逐渐形成规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远海移民现象产生动因。明代以来，鱼课作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渔民是纳税主体。地方大族垄断“琼枝菜”采集权而“封山界海”，破坏了近海原有的生产秩序。渔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外拓展其生产空间，这是远海移民产生的推力；南海渔业资源丰富，大量高经济价值海产品存在，形成远海渔业生产拉力。毫无疑问，远海作业既能完成国家渔业税，又能改善渔业群体自身生活条件，这是渔民长时段往返于海南岛——西、南沙岛礁主要动因。人口学“推拉力理论”，为解释周期性移民现象提供学理支持。第二，对西、南沙岛礁及周边水域深度开发。受海南岛内渔业人口数量、远海交通工具及岛礁承载量等诸多限制，渔民开发西、南沙是一个由近及远的动态过程：晚明至清代早期，西沙东部海域，移民数量在100人左右；清中期，西沙海域并向南沙推进，约有500多人在此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民国，南沙深度开发，其规模在700～1000人之间。一定程度而言，移民数量决定着迁入地开发程度。海南渔民移民西、南沙岛礁数量高峰值为1000人，与广袤的南海比较似乎微不足道，其实不然。以南沙群岛为例，共有181个岛礁、暗沙、暗滩、暗礁等地貌，岛11座、礁4座、沙洲6座。岛屿面积有限，如北子岛面积0.14平方公里。每个岛礁承担着近50人的生活场所、半年渔获物储存地等功能，生产者以此为出发地，在周边水域从事捕捞活动。是故，岛礁移民是海南渔民深耕西、南沙海域的重要标志。第三，抗击外来侵略。日本拉萨磷矿株式会社，在1919～1923年间，先后3次组织人员探险、开发。以此为发端，日本不时入侵南沙，从而引起渔民强烈反对，他们在南钥岛树干上刻下“中华南隅×，打倒日本人”的大字标语。据符用杏口述，日本“黄山马盖房子”的1921年后，用水炮应对日本人：有一年，我们渔民在南沙抓的公螺被日本人抢去，大家愤愤不平。第二年，当我们在黄山马捞公螺时，日本船又来抢，艄公符大藻（山海大队山海村人）开炮打中日本的船，以后日本船再也不敢来抢了。当时的炮是水炮（用炸药装进去），每条船都有。
1934～1935年前后的正月十五，渔民在南沙准备过节，日本“进丸号”机帆船开来，七、八个人拿着武器，用日本话喊“站住”，要来抢渔民的公螺。我们渔民见他们只有刀、矛，没有枪，就用荔枝炮（当时船上有两座用荔枝树做的渔炮）打了两炮，打中了日本船，可能炸死了一两个驾驶台上的日本人，日本机船左右摇晃地跑了。
法国在1933年前后，通过“定名”、竖立国旗、设标记等手段侵占九小岛，对渔业生产构成严重威胁。拔旗行动是反抗外来侵略重要手段，“目睹法人前往该岛并升旗其上。乡人有持旗归者，现旗存文昌市文教市同丰号内”。
据符国和口述，符宏光曾在鸟子峙（南威岛），拒绝给法国人升旗，并把该旗子撕破做裤子用。黄德平口述，法国人登岛树旗，离岛回舰艇，船伙计连夜将旗子、杉木旗杆一起砍掉，杉木拉回船上做船桅用。天亮后，法国舰艇便冲向渔船，“我们的渔船只好用船上所安装的土炮，向对方开炮，并以此自卫”。法国人上岛后，拿了两面法国旗，一面挂在大奈罗树上，另一面要求在节日时挂在小奈罗树上。他们用纸写字放在酒瓶里，不给看，藏在何处也不清楚。法国人一走，我们四人就扯下法国旗，砍断旗杆，把它拿来当床架用。
渔民拒绝法国“竖旗”、废除其标记等时间主要在发生在太平岛、北子岛、南子岛、中业岛、南威岛等岛礁上，其中太平岛，渔民以“土炮”自卫。由此可知，我国渔民在保护南海主权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西、南沙岛礁是我国重要地理单元。如前文所述，渔民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同时，通过移植椰树、挖掘水井、建立庙宇，甚至将此作为亡者的墓地等系列举措，改变了不利人居的热带岛礁环境，进而通过渔业生产对岛礁附近水域进行深度开发。树木-庙宇-水井-墓地构成的人文景观，呈现出鲜明海南特色。据此，西、南沙岛礁并非“无主荒岛”，而是海南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毫无疑问，海南渔民长时段地在“祖宗海”的生产生活，为南海开发利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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