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制度改革？如何理解“谷爱凌现象”背后的趋势信号？

我们说过，教育公平（具体为高考基础的应试教育）对中国社会稳定具有极端重要性，中国梦就是相信下一代人会比自己这一代人过得好（跟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期也有关系）。对比来看，美国梦则是相信通过自己不懈奋斗便能获得理想的生活。这也是两国人民都能忍受暂时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教育回报与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是正相关。当然，21世纪以来美国梦似乎日渐崩塌，《下沉年代》代替了《光荣与梦想》。

对于中美博弈我们不多做评价，反正双方都告别了回归曾经稳态关系的幻想，新时期“反美运动”（新“三视”）替代了“崇美、恐美”风气，我们既要“面子”，还要“里子”，谷满足了这一需要。

2.未来已来：人口结构质变与移民制度改革

也许不同群体在看待人口红利的内涵上有不同意见，但对于人口结构近年来的质变和悲观预期是有共识的。适龄人群延迟结婚和生育，县域经济下的人口性别非正常的失调，加剧了未来的难题，结构性问题已成为核心问题。我们之前说过，因为政策支持和区域发展不均衡，中国的人口流动总体呈现出从农村-县城-二三线-一线的流动机制，随着近年来货币化棚改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干预，以及几大中心城市的发展，可预期的是，未来这一流动机制会明显弱化。

2.1接纳移民？

只是时间问题。前年2月底，在国内疫情好转的时候，《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引发网民热议和质疑，目前已搁置两年了，还在研究完善（其实在2016年公安部就完成了草案并征求过一次意见，后来机构改革由移民管理局牵头）。王不贰认为，随着中国逐步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问题，已经不得不面对了，5年前张绍忠还调侃着把中国绿卡和诺奖联系起来，随着移民局成立，大幅度降低门槛也就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有了此次征求意见稿。

从数据上来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大陆有84.6万名外国人（其中男性为40.2万，女性为44.4万），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居民在内居住超过5年的比例近4成，居住2年以上的有6成多（就业目的占比31%，定居为目的的占比29.3%），充分说明这些人群是有长期在华发展的计划（当然留学生50多万是重要基础）（另外，按地区分布，广东占比29%，云南占比26%）。

从2015年深改委通过《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后，2016年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再到2018年机构改革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这已表明了客观现实需要，目前每年向高精尖人才、专业化人才发放“绿卡”已大幅增加（2016年才1500余人，而13年以前的十年总共也才7000余人，约占当时外国人的1%）。

综上，也许可以认为接纳移民将随着不久出台的《管理条例》逐步为国民所接受。

2.2国籍问题？

当然，基于血统在国人民族认同中的重要地位，移民的重点目标是以谷为代表的移二代、移三代（当然和上面有少量交叉），其父辈们在上世纪末做出了理性选择，许多成长为商业、科研领域的精英，而随着中国的科研条件、投资机会、发展潜力一定程度上赶上甚至优于欧美的时候，特别是可预期的“超国民待遇”和未来竞争格局，他们可能面临第二次选择。（同时满足red three and four的归国需要）

需求端来说，在中美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及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们对科研人才和投资精英尤为渴求。

从数据上看。

根据教育部统计，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6.25%；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较上一年度增长11.73%。

累计数看，1978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当然这个数据也是近10年来海归潮的结果（回流率从2001年的14.58%到2011年的54.81%再到2013年的85.4%，之后趋于稳定，绝对数由2000年的13万到2019年的423.17万人，增幅超过31倍）。

根据《2020世界移民报告》，截止到2019年，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已达1073.23万人，中国移民输出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其中美国是主要目的地（289.9万人，占比约27%）。据统计，世界华人总数有6000多万，7成左右分布在东南亚，这也跟近代战乱等历史原因有关系。

从留学生回流率增长的趋势和海外华人、移民绝对数，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良好预期，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未来海外移民后代回国人群会较大增加。

2.3双重国籍？

其实谷已经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有关部门，其放弃美国国籍的可能性很低，中国的发展与世瞩目，但在正治哲学上与欧美主流社会思维存在根本分歧，钱学森的经历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全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王不贰相信，信息隔离问题未来肯定会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从历史来看，从1909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后，一直奉行血统原则。这也是清政府保护侨民的一项举措，1907年，荷兰殖民者要求荷属印度尼西亚华侨全部纳入殖民地国籍，宣布确定国籍采用出生地主义，所以中国被迫有了这部国籍法。

1912年和1929年的《中华民国国籍法》都继承了该原则。

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和东南亚国家普遍独立， “双重国籍”问题便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质疑中国 “输出革命”。

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和印尼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身份，让他们必须选择一种国籍。周恩来总理表示，这种政策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70年代和菲、马、泰等国签约）。文革后，1980年出台了《国籍法》正式确定了单一国籍原则，并沿用至今。

从横向来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主流国家普遍承认了双重国籍（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也采取了默认）。韩国修法2011年开始有条件承认双重国籍，新西兰2021年的“移民大赦”也是有趣的例子。

从长期看，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逐步成为移民主要目的国，那么未来重新回归双重国籍制度可能性是很大的。

2.4难题？

超国民待遇问题。比如信息双轨制套利、zz权利保障、投资等方面的便利？

底层人群受损。移民群体和获得双重国籍的华人群体一般都是中上阶层，显然在zz权利等方面进一步挤压底层空间（一定程度上，国内在个人zz权利上是阶层对立大于政府公民对立）。

对外矛盾冲突。双重国籍涉及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南海问题还未解决。

文化冲突或者种族冲突。这是我们社会治理历来的短板，我们可以关注下俄罗斯帝国民族政策变迁及影响。

当然，时代是发展的。

3.一个题外展望：“中华文化帝国”的可能性？

此处的帝国是一种近代概念，即一个政治单元的中心通过正式吞并或者非正式方式控制更大范围的领土和人群，郑非在《帝国的技艺》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后对近代帝国做了一个坐标系式双维度的分类：隔离与吸纳，以及正式与非正式两对关系（王不贰理解为，同化与攫取、压迫与依赖边缘精英。另，这对我们思考当今多民族国家治理有启发意义）。

当然，我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只是借用这种概念来分析双重国籍下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看一下近代英帝国历史，作为典型的非正式帝国（中心与边缘没有明确的正式关系），在正治民主化过程中，面临“边缘”治理正式化压力和合法性难题从而被迫解体，最终形成英联邦（更多在于文化概念）。如果双重国籍制度回归，一定程度上便有非正式“文化帝国”可能性。

以上只是简单探讨，且主要基于长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