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畔文萃王欣：边疆移民与城乡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移民社会的历史和经验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和人口流动频繁的区域，西双版纳州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和北回归线上的“森林王国”，以自然资源吸引了各地人民来此发展。清朝时期的汉族茶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农垦背景下的橡胶移民及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新移民，给西双版纳注入了生产活力，形成如今多民族、多文化和谐共处的国际旅游城市。2016年12月，西双版纳州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的移民社会如何建构并发展成为社会关系和谐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城乡社会共同体？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我国边疆移民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边疆移民一直是中央政权巩固边疆统治、稳定地方局势、展边地生产的大规模迁移措施。不同时期的边疆移民给迁入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多元文化，但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汉族移民是否以内生动力嵌入边疆地方社会并形成共同体认同，成为边疆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能否落实的重要因素。关于共同体概念的讨论，来源于德国学者滕尼斯，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如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如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联合体的友谊、师徒关系里实现。共同体建立在有关成员的本能或习惯性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体记忆之上。到了吉登斯时期，现代社会“时间—空间的分离”使得传统的地域性的共同体逐渐被脱域性共同体替代。随着共同体概念的衍生，“共同体”已成为包含地理区域、地域性社会组织、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等特征的更为广泛的概念。在全球化时代，共同体融入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新元素，也因此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功能性共同体。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也与传统共同体的封闭性、排他性和依附性完全不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表现出“复数性”的特点，包含了既尊重“平等”，又包容“差异”的两重性质，“平等性”是其存在的共性，而“差异性”则是其存在的个性。特别是在多民族的社会和移民社会中，经济资源的不对等、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增加了社会冲突和族群区隔的可能性，而共同的伦理规范和情感联结、共享的文化资源以及随之建立的文化认同、广义的信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嵌入城市—乡村、本地人—外来人、汉族—少数民族等关系中的共同体表现形式及其意识构建也有着特殊性。

      在西双版纳多民族社会发展历程中，湖南移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1959—1960年因支援边疆建设，湖南醴陵、祁东、祁阳三县共2万多名青壮年及其家属被调往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西双版纳城市化的推进和边贸、旅游业的发展，大批湖南人追随此前来到西双版纳的亲朋好友，从事各种经营服务活动。由于湖南人吃苦耐劳精神和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湖南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及新移民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成为西双版纳州建设的骨干力量，广泛分布于州内各行各业，成为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笔者于2015年7—8月、2016年3—6月以及2019年7—8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州进行田野调查，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重点关注湖南移民的迁移历程、家庭情况、职业发展、亲属网络及其与地方少数民族的互动。同时辅以大量关于橡胶移民和国营农场的志书、文件、档案材料及湖南移民支边纪念书籍等文献资料。本文以西双版纳湖南汉族移民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国家主导的移民发展项目和城镇化移民对于族群交往规范和地方认同构建的作用，提出西双版纳移民社会共同体的特点和形成机制。

      西双版纳地处云南省南部边陲，自元代起，云南行省在西双版纳境内实行土司制度。在清朝初期之前，西双版纳的汉族数量较少。1656年，永历帝朱由榔移都昆明，建立起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入滇，永历帝溃败，落入缅甸之手后，李定国部数万人转战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直到1661年白文选在茶山降清才最终失败。汉族官兵和百姓由此流落于中缅边境地区，并在此定居下来。清朝康熙年间，在改土归流措施的推行之下，汉族大量迁入边疆，打破了民族壁垒。自乾隆时期起，他们以茶叶贸易为契机，进入易武、倚邦种植茶树、压制茶叶，并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思沿边（西双版纳）、腾龙沿边（德宏）推行移民殖边活动。1913年，普思沿边总长柯树勋提出“招垦”政策，云南本省以及广西、贵州等地的汉族纷纷进入西双版纳等地开垦土地、经商、做工。从汉族移民迁入西双版纳的历史来看，移民主要包括战争遗留人员、自行迁入的商人农民以及地方政府招揽的开发人员，多为分散型的自由流动者。他们主要为生存和利益而来，其分散、灵活、自主的特点使这些汉族移民的生产生活嵌入当地民族的社会中。内地的自耕农在每年农闲时节来到易武边地，将核桃、粉丝、黄蜡、土罐等运到旧龙扣丙哈尼族地区和瑶山，换回棉花和茶叶，等到来年春季运往内地出售；有的把东西变卖后，到磨歇盐井帮工砍柴、打盐水煮盐巴等，积存一些工资又购买棉花回内地。定居的汉商则专营茶叶和粮食生意，开设商号，建立自己的马帮。随商号马帮而来的还有汉族雇工，他们帮老板揉茶，也可兼做一些纺织、洗染、打铁等手工业，收入可养活家里几口人，于是他们写信回家，邀亲戚朋友来此讨生活，便长期定居于西双版纳。他们将内地的生产劳动工具、日用品等带入边疆地区，与当地傣族一起盖房屋、挖泥塘、扩大街道，发展小集镇。这种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促进了汉族移民和地方民族在社会关系上的融合。

      早期汉族移民在西双版纳的定居打开了内地与边疆互通的大门，使地方原住民对汉族迁入者和多人员杂居共处的社会现实有了心理认知，在传统宗教包容开放的氛围基础上，形成了原住民对外来移民友善接纳的交往心态。早期汉族移民的迁入也奠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族群交往格局，其中一部分汉族移民与地方权威人士结成利益共同体，并逐渐掌握地方资源和权力；另一部分与下层百姓形成社会关系共同体，通过长期的自愿交往，构成婚姻或拟制亲属关系，在社会关系上融为一体。汉族移民嵌入地方社会的各个阶层，构成了地域社会的一部分，并与本地民族共同形塑了西双版纳以茶叶为纽带的文化经济。这种互通有无、包容接纳、定居融合的族群互动模式，为大规模移民进入奠定了物质和社会心理的基础。

      1949年后全国性生产建设开始，1951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做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1年9月，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成立林垦处，云南农垦事业应运而生。西双版纳作为橡胶建设基地，迁入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湖南移民在来到西双版纳之前，主要从事的是水稻田的耕作与收割，对于橡胶的种植管理和割胶毫无经验。一种新的生产技能的掌握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学习和磨练，而且由于橡胶树是国营农场所有，而农场职工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于作为国有财产的橡胶树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湖南移民来说，学习和掌握种、割胶技术是一个长期而辛苦的过程，有些人甚至与橡胶树打了一辈子交道，支边移民的后代也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他们开荒建设的艰苦历史。可见每一个农场移民都与橡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与西双版纳的橡胶融为一体。通过两代人的努力，西双版纳的橡胶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景洪、东风、勐捧三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橡胶生产企业，自1956年以来充分依托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初步建成了我国第二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至1993年，垦区植胶面积约占全国植胶总面积的9%，年总产干胶6.8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20%，平均亩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中国橡胶的自给自足。橡胶是西双版纳地域社会的一部分，湖南移民更是橡胶基地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虽然他们迁入西双版纳的时间有先后之分，在西双版纳的生活历程有长短之分，但是他们通过不断叙述自己在西双版纳的艰苦创业史以及对西双版纳和地方原住民的贡献，将外来者的身份与本地民族联结在一起，并将自我整合进西双版纳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共享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这种移民自我建构的在地化方式是移民社会地域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发展国营橡胶的同时，农场还积极扶持民族村寨发展民营橡胶，以解决生计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营农场在民族村寨成立民族工作组，帮助当地农村社队进行林地规划、开垦定植，提供种苗，并对定植的橡胶地进行补助，以村寨办场的形式开展集体橡胶种植。20世纪80—90年代是地方民营橡胶的发展高峰期，山区的哈尼族、布朗族因拥有大面积的山地资源，橡胶种植数量不断扩大，坝区的傣族只能在水田周围的缓坡上种植橡胶。在农场的帮扶下，本地民族在种植、管理和割胶技术上都有了提升。橡胶的种植改变了西双版纳以水稻、茶叶等传统作物种植为主的生计模式，使傣族、哈尼族等民族逐渐成为拥有长期收益资产的林业主，橡胶收入成为西双版纳民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族群互动的频繁，加强了本地民族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和认同。

      国营农场及汉族移民在西双版纳边疆地区的开发，从本质上来说是国家将资源丰厚但无力开发的地区纳入全国统一发展步伐中的举措，是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国家化行动。在这种目标计划下所形成的是一种外来移民与地方原住民“共享资源”“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由此，汉族移民将自我建构为地方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而地方原住民也接纳和认可他们作为本土社会的贡献者。从历史时期汉族移民作为茶叶经济的单向索取者，到农垦时期汉族移民作为橡胶产业的双向付出者，这种转变为汉族移民主动融入地方社会、构建西双版纳移民社会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93年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的成立，大批寻求发展和创业机会的内地移民来到西双版纳。2000年以来，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市的曼景兰、曼弄枫等傣族村寨被迅速纳入城市发展的建设浪潮中。曼景兰、曼弄枫等城中村的开发模式为本寨村民自建新房，将一层出租给外来移民；或者是本寨村民出土地、外来移民出钱盖宾馆，收益以三七比例分成。在这里居住的外地人主要是工地建设工人、做生意的商人以及服务行业人员。在这些新移民中，又以云南、湖南和四川人最多。其中湖南移民主要来自祁东、醴陵两县，他们来到西双版纳主要是因为有亲戚朋友或者乡里邻居此前在这里的农场或小城镇落脚。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新移民刚进入一个新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和不适应有所不同，虽然这些新移民迁入西双版纳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们对这里并没有恐惧和排斥，反倒对迁入地的亲切感和认同程度很高，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和自我表述中将自己想象成是这个地方社会重要群体中的一员，尽可能将自我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农垦移民成为了新移民构建自我身份与地方认同的想象媒介，这种自我想象与日常表述为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奠定了基础。

      除了心理上与迁入地的情感联结之外，生计方式上的契合也是新移民融入地方社会的重要条件。与农垦移民不同的是，城市新移民主要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他们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本地居民，还有越来越多的新近外来者和旅游者。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傣族、哈尼族等民族在第三产业经营方面主要集中在民族餐饮、服务员、歌舞表演、保安、环卫工等职业，而诸如宾馆业、物流业、境内外商品贸易业等基本上由汉族移民占据。究其原因，主要是本地民族大多从事割胶，或者开办傣味农家乐，其不过度追求金钱、不愿意走出去扩大再生产的生活态度，给外来移民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笔者访谈的汉族移民都说：“在这里，只要你能吃苦，做什么都能赚钱，因为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大家也愿意来。”城中村里，随处可见不同民族的人在市场里买卖农副产品、坐在出租屋里聊天、在傣楼餐馆里喝酒。传统的傣族村寨已变成了一个移民社区，相较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中村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形成的“二元社区”，西双版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相互认可度较高。

      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过程中，本地民族和外来移民都有着自己的生存选择和行为逻辑，地方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使得外来移民能够与本地民族相互契合，找到各自的发展点。他们之间不仅是经济互补关系，更形成生产生活的共生关系。汉族移民在西双版纳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除此他们还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帮扶地方民族。如西双版纳湖南商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每年都捐助贫困山区的新农村建设，资助勤奋好学但家境贫寒的山区学生上中学、大学。西双版纳的移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案例，新移民在移居地拥有自主就业的空间和权利，本地居民也对其表示接纳和认可。这种双向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移民社会的地域认同，促进了城市共同体的构建。 

      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规范往往来自日常经验，在彼此互动和对双方的文化差异有所了解后而达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族群交往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情感的加强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完成的，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促进了移民社会共同体的构建。

      对于移民来说，衣食住行的适应是融入移居地的重要步骤。以湖南移民为例，他们在家乡的饮食以大米饭、辣椒以及青菜瓜果为主。到了边疆地区，虽然也能吃上内地的粮食蔬菜，但是经过长时间与周围民族的接触，他们逐渐适应并喜欢上了西双版纳的饮食方式，并且将其融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笔者在东风农场做田野调查时，在湖南移民的家中，每天都能看见餐桌上摆放着几道用当地野菜，如水蕨菜、刀豆、芭蕉花等做成的美味，他们还会在传统的湖南风味饮食中加入许多西双版纳的香料。他们对于傣族烧烤也是十分喜爱，特别是到了晚上，他们约着几个朋友到烧烤摊上吃烤鱼，喝酒划拳的同时还喊着傣族的酒令“多歌水水水”，完全形成了一种“边疆风格”的生活方式。西双版纳民族能歌善舞、喜欢喝酒聚会，特别是在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也兴起了举办生日聚会，每当寨子里有孩子办满月酒或者年轻人过生日，他们都会邀请寨子里以及住在附近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聚会，通常都会摆上生日蛋糕和汉傣风味相结合的餐食。节庆是每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节庆所蕴含的民间信仰、道德秩序、伦理情感是一个民族最本质最淳朴的文化要素，移民与本地人、汉族与本地民族互相敞开心扉，在参与对方节庆的过程中，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选择性地吸收对方的文化精华，产生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正是在这些日常买卖、聚会、交流中，移民与地方民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日常关系，并且将移居地的饮食方式、节庆文化、生活风俗内化到移民的生活中，这对于边疆多民族的移民社会共同体的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在以上论述中，其实可以看到，西双版纳汉族移民与本地民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性的因素，例如生计方式、物质和消费理念、宗教信仰等，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到西双版纳多民族移民社会的整体和谐。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时常听到汉族移民对本地居民的看法，“这个民族的性格很温柔，很有包容力，他们过他们的日子，他们也不觉得外地人到这里来有什么不好。”而笔者访谈的本地民族群众对于外来移民也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外地人来了好啊，把我们这里也带动起来了。”族群差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移民社会中出现较强的资源竞争时，族群差异和族群性就容易凸显。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族群需要面对的是求同存异，寻找一个互相认可的交往准则和契合点。从汉族移民和本地民族对于对方生活文化的认知态度可以看到，不同的族群在看到彼此差异的时候会从对方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文化氛围来解释这种差异，从而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自身安居乐业的理由。双方都会吸取对方文化和思想中的优点，以便更好地建立移民社会共同体。在西双版纳，不同族群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共生和包容的。通过对彼此差异的认可与尊重，对不同文化要素的理解和包容，西双版纳的外来移民和本地民族创造出一种彼此能和谐相处的社会空间，这也正是西双版纳移民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

      早期汉族移民奠定的经济基础与族群交往格局是西双版纳多元经济文化社会的内生准则。西双版纳的多元族群互动与文化构建有着一种深层的历史心性，这种历史的心性在1949年以来的农垦开发项目和农垦移民推动下，形成一种地域性的自我认同与族群交往规范，汉族移民与西双版纳本地民族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互相认可、共生共荣的关系，并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求同存异、尊重包容的生存之道。从西双版纳的历史与现实来看，虽然成员之间存在着族群、文化、宗教上的差异，但他们仍构成一种地域特征鲜明、社会结构稳定、文化包容性极强、具有共同历史记忆的新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在国家主导的移民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共同富裕的共生经济模式、地方社会包容开放的历史传统以及移民自我想象与融入的共同作用下建立和实现的。西双版纳从一个蛮荒之地发展成如今繁荣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正是国家、地方社会与移民三者相互调适的结果。在当前人口、物资、技术流动频繁的时代，多元族群、经济与文化的和谐相处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也存在许多族群互动频繁的区域，西双版纳移民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或许可为其他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移民社会提供经验。

（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