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植朝鲜流亡文人的身分认同与中国朝鲜族移民文学论文
内容提要：朝鲜朝后期或大韩帝国末期，朝鲜著名文人金泽荣、申柽和申采浩在朝鲜亡国即1910年韩日合并前后来到中国，在中国渡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活。三位作家在中国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因此将他们的文学当作朝鲜族作家文学起步阶段的特殊现象是无可非议的，绝大部分朝鲜族文学史都浓墨重彩地阐述他们的创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流露出朝鲜人或者韩国人的感觉和情感，也带有相当浓郁的朝鲜情结和身分认同，但已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与中国和中国人相同或者相似的情感，以及自我同一性。同样，虽然他们的文学里包含着很多朝鲜文学或者韩国文学的成分，因此朝鲜文学史或者韩国文学史写入他们的文学成果也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身分认同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当作朝鲜族作家文学中最早的移民作家，关键的理由也在于此。
关键词：金泽荣 申柽 申采浩 流亡文人 身分认同 移民作家中国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中国定居的移民民族，所以朝鲜族文学也经历了从朝鲜文学中分化、形成移民地文学、最后发展为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复杂过程，而朝鲜族作家文学从朝鲜文学中分化始于朝鲜朝后期或者大韩帝国末期的金泽荣、申柽和申采浩等著名文人的流亡文学创作，他们于朝鲜亡国即1910年韩日合并前后来到中国，在中国渡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活。这三位朝鲜文人的流亡目的并不完全相同。金泽荣不愿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作为亡国奴苟延生命，于1905年，即意味着朝鲜沦为半殖民化的韩日《乙巳条约》签署前夕，主动离开祖国，来到中国江苏南通定居；而申柽则在1910年朝鲜亡国后，为了寻找朝鲜的新出路，于次年来到中国；申采浩也因与申柽相似的原因，于1910年韩日合并前四个月来到中国。可见，虽然三位文人的流亡原因或者目的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朝鲜亡国前后来到中国。还有一点，他们流亡中国后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身分认同变化却各不相同，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朝鲜族作家文学先驱的这三位朝鲜流亡文人，其身分认同的变化在朝鲜族移民文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作为着眼点，探讨这三位文人的流亡经历及其文学创作与身分认同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探寻三位流亡文人身分认同的变化及其原因，下面先分析他们的出身与成长过程乃至仕途沉浮，以及在中国的流亡生活经历。1850年出生在朝鲜京畿道的金泽荣（号沧江，1850—1927），7岁起就苦读儒学经典，17岁时成均试初试上榜，19岁在儒学者白岐镇门下攻读诗文。此后，他的汉诗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被公认为朝鲜朝后期或者大韩帝国末期三大诗人之一，他于 1883年有机会与当时来首尔的清人张蹇结交，以此为契机，他的诗文传到了中国。最终也因受张蹇之邀，流亡到中国南通定居。1891年，42岁的金泽荣考取成均馆进士，走向仕途，先后任多个官职，也曾因士祸而落过乡，1903年再次任用，如此种种，走的都是朝鲜书生的典型人生轨迹，但就在1905年他预感到朝鲜即将亡国，决定流亡中国。期间，也曾做过一些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学术活动，但主要还是从事国家经营和文学创作。在流亡中国期间，受梁启超、严复、张蹇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开始从典型的封建儒学者转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以 1911年的辛亥革命胜利和次年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为契机，金泽荣加入了中国国籍，他接受民主思想，由衷地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而欢欣鼓舞，所以对此后的革命失败同样也无法忍受，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金泽荣难以抑制失望之情，4月底以自杀结束了自己颠簸流离的生命历程。在中国定居生活期间，金泽荣的文学创作和学问得到了南通市民的认可，至今仍有人欣赏他的诗文。著有《沧江稿》《韶沪堂集》《精刊韶沪堂集》等著作，后人出版了《金泽荣全集》，收录金泽荣几乎所有作品。与金泽荣的书生气质相比，申柽（原名申圭植，1879—1922）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成年之后又投身革命实践，是积极的革命者。他出生于朝鲜忠清北道文义郡，甲午战争前夕，年仅 15岁的申圭植写了一篇驱日檄文，并召集学堂学友们组织童年军进行训练，提倡武德。20岁那年他离开家乡，上官立学校，后又转到武官学校学武，毕业后被任命为陆军参尉，在步兵营服役。1905年预感到朝鲜将亡，联合地方镇卫队同志，立志与倭寇对抗到底，未遂后企图服毒自杀被救，失去右眼视力，看东西须斜视，为此他戏称自己睨观。1910年韩日合并后，他又企图服毒自杀，被大倧教宗师罗弘岩救活后，誓为民族独立重振旗鼓，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前来中国寻求抗日救国之路。申柽在中国参加了同盟会，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后来到上海，积极支援同盟会机关报《民权报》的发行。1912年7月，他召集上海的朝鲜流亡志士，成立反日运动团体“同济社”，同时与同盟会的主要成员一起成立新亚同济社，为的是多结交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同年，他加入了文学团体“南社”，开展文学活动，并以此为契机，用诗作同中国的名士们交流。1915年目睹卖国的中日“二十一条”签署，他在致南社的一封信中，以朝鲜亡国为例，向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表达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担忧，给吕远红、段祺瑞的长篇信函中，他再次表示同样的担忧。另一方面，申柽还积极参与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主导的韩国独立运动。1919年6月，他被选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务总长，1921年5月又改任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当年 11月，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申柽前往广州，与孙中山先生会面，并出席北伐宣誓仪式，向北伐军官兵们致辞。不久，中国革命因军阀叛乱再次遭到失败后，他因焦虑过度病倒，于1922年 8月5日去世，年仅44岁。申柽死后，其遗体安葬在上海，于他诞辰六十周年之际，在中国重庆出版了他的诗文集《韩国魂暨儿目泪》，又称《睨观诗集》。申采浩（号丹斋，1880—1936）的个性大约在金泽荣和申柽之间，但与他们两个不同，在申采浩的行踪当中很难发现他与中国人的交往关系，或许这也说明他更关注的是韩国的独立与光复问题。1880年11月，申采浩出生在朝鲜忠清南道大德郡，幼年丧父后以祖父为师学习汉文，因天性聪慧，14岁就几乎学通主要儒学经典。后求教于开化大学者申箕善门下，学习现代学问，并由他推荐，20岁便成为成均馆博士。此后，他开始执笔撰写反对外势入侵、声讨封建统治者和卖国贼罪行的政论和檄文，号召人民起来投身于反日民族独立斗争。1905年，被聘为《皇城新闻》的论说委员，1906年又任《大韩每日申报》主笔，同时还发起“新民会”“青年学友会”等组织，积极参与促进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还翻译外国英雄传记，继而执笔创作《乙支文德传》《李舜臣传》《催都统传》等朝鲜历代英雄传记作品，相继撰写并发表了《20世纪新东国之英雄》等史论多篇。1910年，预感封建王朝将亡，申采浩为了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毅然离开朝鲜流亡到中国。先是经丹东到青岛，又北上去俄罗斯沿海州，后来南下到上海。1915年定居于北京，继续他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1919年4月起，他任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要职一年多，因与核心层产生矛盾，返回北京继续其著述和文学创作。定居北京十多年间，申采浩潜心于著书立说和文学创作，其多数朝鲜史著作和短篇小说《梦天》（1916年）、《龙与龙的大激战》（1927年）等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申采浩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8年5月，他受东方无政府主义联盟的委托，为筹集民族解放运动所需经费，经日本的门司去往台湾基隆港的途中，被日本海上警察逮捕。后被引渡到大连的日本刑务所监禁，被判 10年徒刑，1936年2月在旅顺监狱逝世。后人为他出版了文集和遗稿集等。在以上三人中，最年长的金泽荣为 1850年出生，申柽和申采浩分别出生于1879年和1880 年，仅相差一年，算是同一辈作家和学者。三位都熟读汉文，这对当时的朝鲜文人来说并不罕见，而三人都以文学著称，都是旧韩末（大韩帝国末期）的社会精英，都于朝鲜亡国前后流亡中国。在与中国人密切交往方面，金泽荣和申柽留下更多传奇式的行踪，而在为寻求民族独立之路而斗争这一点上，申采浩和申柽更接近，因为他们都是为寻求救国之路才选择前途未卜的流亡生活的，他们既是文学家，同时也是韩国独立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在文学创作或者学术成就上，金泽荣和申采浩则更胜一筹。以上通过对作家行踪的分析，我们看到三位作家都是在相近的时期（1905年、1910年、1911年）因相似的原因（主因为亡国的危机），先后离开已经或者即将被日本侵略者所占并失去主权的祖国韩国而流亡到中国，然而，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所展现的身分认同的变化却差距较大。金泽荣一生共创作了超过一千首的汉诗作品，其中大多数作品为其流亡中国之前所作，而流亡后创作的作品中体现其身分认同变化的作品也不算很多，但是，在这不多的作品里足可以感知其身分认同的变化。先看《四日至通州大生纱厂赠张退翁观察叔俨》（1905年）。在诗里，通州指的是南通州即现在的江苏省南通市。创作此诗时，金泽荣流亡中国南通不久，所以在诗中吟诵的情感里多流露出思念不久前离开的祖国之心，尤其诗中讲到现在居住的南通如同自己的老家崇阳或者曾居住过十年之久的汉阳（即现在的首尔），表现生养他的家乡对心灵的慰藉。对张蹇先祖表示尊敬，也是表露对曾帮助他来到异国他乡安顿下来的好友张蹇的感激之情。同一时期创作的诗作《赠王少屏、诸真长二君》（1905年）流露的也是相似的情感。诗人表现出要适应流亡地，并与当地中国人打成一片的意志，同时还流露出自己与当地人之间有所区别，理应对当地人的亲切和温馨帮助表示敬意与感谢。就是这种温情的感动让他一时忘掉流亡者身分，并要奋发图强，活得更加有意义。在《同屠敬山赴茂之菊花大会之招》（1915年）等表现与在中国结交的朋友、同事之深情厚谊的作品里，也透露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感激与敬意。然而，这时他仍然是在中国的异邦人，虽然有些诗作中已经看不到对自己流亡者处境的情感流露，但是对当地中国人再三表示感激之情本身也是出于这种异邦人的自我感受。金泽荣对中国的情感变化始见于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诗作里，因为关注辛亥革命就意味着他开始关注中国国内的事情，《感中国义兵事五首》（1911年）体现了金泽荣这种心境的变化。在这里，诗人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王朝而欢欣鼓舞，因封建政权的彻底灭亡而深感欣慰。值得注意的是，歌颂辛亥革命胜利的同时，诗人同时还颂扬朝鲜猛士安重根的义举（诗人另有一首《闻义兵将安重根报国仇事》，专门歌颂这位朝鲜的抗日爱国义士），继而还歌颂中国古代爱国名将岳飞的抵抗精神。此外，诗中也吐露出因故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而感到的痛苦与悲伤，显然，这也体现了诗人作为异邦人的身分认同。《曹公亭歌》（1912年）的情感也有些类似。此篇为诗人 63 岁时所作，正好这一年，他正式入了中国国籍。作品歌颂的是壬辰倭乱时，朝鲜英雄李舜臣同中国明朝将领曹壮士携手击退倭寇的历史功勋，其中蕴含的显然是中朝两国的友好历史，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考虑到如今朝鲜又遭受倭寇的占领和蹂躏，诗人自然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所作为。虽然诗人这时已经成为法律上的中国人，意识上却仍保持着朝鲜人的认同，大概这是因为文化认同不易改变的原因吧。《噫噫篇寄李文先箕绍》（1912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中国政治与人文、人情的正面认识，体现了金泽荣已不仅仅作为朝鲜的流亡文人，其认识已经开始接近作为中国人的身分认同，因为诗人对中国的自然与人文、政治与历史是如此赞赏有加甚至感到自豪。上文提到，在金泽荣一生创作的超过一千首的诗作中，关于中国的主题以及与他在中国的流亡或者定居生活有关的作品相对较少，这大概是跟他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较短，又是老年时来中国定居不无关系，这也意味着他对故国的关注是自然流露的。尽管如此，在他后期作品中对中国的无限热爱、对中国人的感激之情、对中国文化的崇尚甚至是自豪感仍然溢于言表。这说明他已经认同了中国人的身分，因为作为外国人是很难会因中国历史和文化而感到由衷的自豪的。金泽荣在中国的生活，与其说是流亡，还不如说是移民定居，因为他最终加入了中国国籍。而申柽却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流亡，至少起初是如此。因为他到中国工作和生活，主要是为了寻求救国之方略，为此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与中国革命者同甘共苦，为了革命的胜利呕心沥血。这种历史定位在他的汉诗作品里也表现得非常鲜明。先看诗作《发汉城渡鸭绿江》，此作为申柽第一次来中国时透露的异样感受。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来中国不仅不同于为了活路移民中国的那些普通朝鲜百姓，与其他普通流亡人士也不尽相同。他性格刚烈冲动，曾两次自杀未遂；他有明确的流亡目的，那就是为了朝鲜的独立，为了彻底改变朝鲜的命运，来中国寻求救国之路。当然，就如他在诗作《到安东县留诚一号》中所说“最痛丧邦恨，何忧行路难”中看到的那样，进入中国境内时，最大的愿望跟其他爱国志士没什么不同，就是要救国救亡。然而，来到中国后，他立即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因此可以判断，他对民主革命的热情无比高涨，对革命寄予的希望极大。也就是说，他的独立救国的愿望，不仅仅局限于打倒日本侵略者恢复国体上。在《送家侄赴学生军团》一诗所说“如何吾叔侄，俱愿在军中。是爱新民血，共和扶大东。”从中能感受到申柽救国救亡的意志和民主建国的理想。为了坚定这种信念，或者为了鼓励同志和同胞，申柽随时随地用诗作激励自己和同志、同胞，要有坚定不屈的意志。“宛在伊人者，篙师又舵工。一心登彼岸，于起此声中。”（选自《寄南京同志》）这一诗句也是体现这种坚定的信念。不言而喻，申柽作为朝鲜的流亡志士，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实现朝鲜的国家独立与和平民主目标。然而，随着在中国的停留时间越来越长，特别是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接受了许多中国人的帮助，他逐渐地把中国的命运也当做自己的命运而兴奋或者担心，这就说明他对中国的情感认同，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某些变化。从身分认同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他与中国人共有了某些相同的“自我同一性”，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对中国和中国人已经几乎不存在外国人常有的民族成见或者偏见，取而代之的是同类意识，相同或者相似的感觉。虽然，申柽参加中国的文学团体“南社”，是因为两国相通的汉文，而对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的敬慕，是因为相似的革命理念。在他的诗中体现的，对他所遇见和结交的中国朋友的尊敬和爱戴感情，却是和他的“自我同一性”分不开的。比如在《赠黄克强》一诗里，欢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山河逢再造，日月见重新。成功功不取，千秋一伟人。”诗句里称颂友人的革命业绩，显然是表现出对革命同志的尊敬与激励之情。他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情感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作品，应该是散文《碧浪湖畔恨人谈》。在这篇散文里，申柽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自己在流亡生活中结交的中国友人陈其美的业绩，吐露出对其帮助的感激与敬慕之情，尤其通过言辞高度评价陈其美作为革命家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宽广的国际视野。继言，“美生平以扶倾救弱为职志，故常以爱敝国之心爱贵国，以忧中国之心忧韩国。不仅贵国也，每念安南印度，若痛在己，似属侈谈，实出良心。至于贵国事，尤为切肌，非一时慰藉之语”云。关于东三省吾侨，指示筹划频多，并言如或就任中央，当设法安堵。曩昔吉省某官吏禁止学校，封闭大宗教（韩国古教），施教堂一事发生时，公亦知照该省长官，据理言明，嘱托维护其侨民，勿凌侵其教育，亦其一例也。前者通过陈其美的言语来称赞其人品，后者则就陈其美对东北三省朝鲜移民的关心与维护的功绩表达感激之情。我们从这里可以推测，申柽为什么对中国与中国人怀有如此崇高的敬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心比心。像评价陈其美“一部学问风采，较胜于他者，纵或有之，其热诚毅魄，始终如一。不失真革命家色相者，惟英士其人也。民党失其健将，民国弱一英才，其痛惜”的话语是真诚的，毫不夸张。“盖先生不徒从事于破坏，而常虑建设事业之不易也，不专注意于中国，而以谋东亚和平为己任也。其轸念民生之意，时流露于言论间，此外保护侨民，资助游学等；先生所以厚受吾侪者，深有合乎公理正义，固非有私于余人也”（摘自《陈先生英士诔》）也是出自真心的评价。在上引文中看，作者对陈其美关心“东三省吾侨”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同时还体现出申柽自己对朝鲜移民的关注。这也意味着，作为流亡志士的申柽与接受流亡志士及普通朝鲜移民的中国和中国人，以及关心他们的像陈其美这样的革命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认同。然而，他的流亡之初心并没有变，支撑他艰辛流亡生活的，仍然是他当初带着来中国的、实现祖国光复、把朝鲜建设成为现代国家的理念和梦想。最集中体现申柽救国方略和政治理念的作品应该是被称为“长篇政论”的文章《痛言》，在这里，申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基本理念，阐释朝鲜民族的重新崛起与朝鲜的救国方略。金泽荣是不愿意做亡国奴而流亡中国，申柽则为了寻求救国真理而来中国流亡，但两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比较接近。虽然作为旧时代的书生和文人，忠君爱国思想在他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希望守住作为朝鲜人的身分认同，但是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身分认同已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变化，越来越接近中国人，而他们的汉诗或文章里，这种变化呈现无遗。在上文介绍的申采浩反日爱国行踪当中，我们已经知道其不屈不挠的抗日救国意志，更让人称奇的是，这种意志还表现在其身分认同上。申采浩创作发表了多种体裁的作品，如汉诗、韩文自由诗、小说、散文、传记、文学评论、时事评论等，还撰写了多部朝鲜史著作。申采浩在中国流亡居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1910年4月—1936年2月），但是他却比前两位流亡文人都要坚定地守住作为朝鲜民族和大韩民国国民的身分认同，在他的作品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或与中国人相似的身分认同几乎没有出现，下面通过具体的作品深入探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前两位流亡文人相比，申采浩善用的不是汉诗，而是自由诗和小说等现代文学体裁，本文主要关注的也是其自由诗和小说。我们先看其代表性的自由诗作品《韩国》。在这里“韩国”指的当然是大韩民国，他曾经在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任过职，在作品中话者的爱国之心只能以惨烈来形容，因为其意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血，流血、洒血、血块儿或者“美丽无比的血块儿”，他是要洒下鲜血来拯救祖国。另一首叫《你的》的诗作也是表现同一个主题，在作品最后一段里是这样描写的肉体腐烂变成土，/骨头化为石头，/以此给心上人国家增添一小块土地。”在这里，“你”这第二人称话者指的是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非特定多数，也就是说，这里表现的是大韩所有国民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祖国要献出一切的意志，以及自我激励。“心上人国家”指的是大韩民国。在申采浩的多数诗歌作品里，这种爱国献身精神的宣扬占主要位置，也是他诗歌作品的主格调和中心主题。不仅在诗歌里，在小说里也是如此。其早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梦天》（1916 年）的主人公就是“韩人”，意为“韩国男人”。小说借用“梦游录”这一古代小说的形式，表现“既然身体不自由，用笔自由又何妨”的意图。也就是说，这篇小说是他通过小说自由表现的新思想。特别是主人公的名字叫“韩人”，同时作者署名也叫“韩人”，显然强调小说的思想或主张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和主张，无论在朝鲜现代小说史上，还是朝鲜族现代小说史上，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有人以其梦游录型小说的缺陷为由（已过时的古代小说类型），贬低这篇小说的价值，但是通过革命斗争实现民族主体性的作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殖民地环境下用这种方式体现自己的思想，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从身分认同的角度看，这篇小说的主题仍然是以朝鲜民族的民族解放和大韩民国的国家独立为目的的，是韩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申采浩的另一篇代表作，短篇小说《龙与龙的大激战》（1927年）的主题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以上帝、天使、米利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天国被以龙(德莱滚)为代表的民众力量消灭，最终天下变成民众的天下，这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其主题与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申采浩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相吻合。在这里，笔者关注的是以下内容：来到支那北京，路过正阳门外十里处的天坛，头戴皇冠，身着龙袍的大清国大皇帝在祭天， 围观者无数。天使说“哈哈，还是高大的中国—又复辟，恢复了祭天礼！”然后要去找上帝。正在此时，有人高高举起手打天使一个耳光，说：“别做梦了。这是民众在节庆上演的戏。什么拉粑粑的上帝呀—”天使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往天桥（天坛西）方向走过去。在路边，见到梳一头发髻，系道巾的老道摆摊支起占卜，卦桌上贴着写有“有问必答礼金十枚”八个大汉字的条幅，说：“真是奇怪的老头，到现在还没剪头，信奉伏羲八卦呀。‘礼金十枚’，也就是十个铜板儿嘛，我得问一问上帝在哪里。”这就摸一摸兜子，准备掏钱。这一段描写，是目前已知的申采浩小说中唯一体现其中国体验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充分表现了申采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然而，这个场景里的中国体验仅仅是作为体现作家思想的素材采用，可见，对申采浩来说，中国只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而暂时停留的流亡地而已。申采浩的小说多数为历史小说或者“梦游录”等幻想型结构，并没有真正的现实题材作品问世，所以客观上也不易表现其中国体验，但是无论在素材还是主题上，看不到与中国人相关的“自我同一性”，这一点与其他移民作家的小说相差较大。其他体裁的作品也是如此。尽管如此，申采浩的经历中有一点是和前文所讨论的金泽荣、申柽相似，那就是他同样也是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且他比前两位作家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更长，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现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明晰的态度，但是，根据上述《龙与龙的大激战》的情况看，也许我们只是尚未发现其身分认同变化的更多具体线索，需要以后做更多的搜集和探索。
三位作家都是长期流亡中国，在中国从事文学创作，因此，将他们的文学当作朝鲜族作家文学起步阶段的特殊现象是无可非议的，大部分朝鲜族文学史都浓墨重彩地阐述他们的创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一点笔者非常认同。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表达了作为朝鲜人的感受和情感，也带有相当浓郁的朝鲜情结和身分认同，但已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与中国和中国人相同或者相似的情感，以及自我同一性。同样，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包含着很多朝鲜文学的成分，所以朝鲜文学史写入他们的文学业绩，这也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身分认同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之所以把他们当作从朝鲜文学中分化出来、成为朝鲜族作家文学的早期移民作家，关键的理由也在于此。何况，金泽荣和申柽的文学已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中国人的认同，金泽荣甚至加入了中国国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了。在他们之前，唐代来中国留学并作官的文人崔致远（857—？），以及新近发现的李锴（1686—1775）、金少芝（1888—1943）等明清时期来中国定居的朝鲜人后裔作家，也要作为现代朝鲜族文学形成之前的特殊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做适当介绍和阐述。这些观点的根据在于，人居住在哪里，就会不可避免地对他的身分认同产生影响。尽管申采浩的文学创作与他的中国体验未显示较大的关联，但在朝鲜族文学史上仍然不能将其遗忘的原因也在于此。
张春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民族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朝鲜族小说史、朝鲜族作家文学、韩国移民文学研究，著有专著《解放前朝鲜族移民小说研究》《日据时期朝鲜族移民作家研究》《2000年代文学，危机及其摆脱危机的意志》等。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理论、评论集奖，中国朝鲜族“檀君文学奖”评论奖等多项奖励。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延边作家协会会员、国际高丽学会会员、韩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学会会员。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文章推荐：杨天舒（中央民族大学）
有疑问？
文章没看明白？还有疑问？您还可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收到留言后第一时间联系您。
版权声明
1、本站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文章部分图片及信息来源于网络，文字与部分图片之间无必然联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3、我方无意侵犯某方的知识产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