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逸萍:母亲移民大半生

  母亲是在她三十岁那年的夏天,带着四个从两岁到六岁大小不等的我哥我姐(那时还没我),跟随父亲漂洋过海,途经香港,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在北京安了家。从此没有真正地再回去,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回国探亲。据我大姐回忆,姥姥当时是不同意我母亲跟着父亲远走他乡的,但我母亲愿意,虽然一切对她来说都还是扑朔迷离。母亲离开的时候,姥姥率领我的姨妈舅舅们到码头相送,抱着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好像是预感到此一去便是生死相望。(结果真的就是这样!文化革命以后,等母亲终于得以回去探亲时,已经是“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妈在外头 ,姥姥呵 , 在里头。”)
  母亲这一走五十八年过去了,直到2010年7月4日,又是一个夏天,母亲告别了这个世界,和父亲团圆去了。她的一半骨灰将送回她的国家,在美丽的京都一隅,和她的家人葬在一起。我又一次感到人生从生到死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圆。每个人都身不由己的按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无论你走到多远,你把你的圆画得有多大,到了你都得慢慢地向回归滑落,滑向你的源点。就像母亲,她最终还是回到她的母亲那里去了。
  母亲是个极普通的女人,二十三岁嫁给我父亲,为他生了一大堆孩子,于是也就把自己紧紧地和丈夫孩子连在了一起。当年,当父亲决定回国时,为了父亲和孩子,母亲毅然决定做了移民。在她告别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人,决定在没有朋友,没有自己熟悉的商店,没有想看的书,想看的杂志,想看的电影,没人聊天,没有熟知的曲子,没有想听的音乐,甚至没有人听得懂她说话的异国他乡生活,她可曾想过这剩下的一生将会是怎样度过?!(五十年代可不是现在,整个地球都成了一个村子。那个时候,离开一个国家就等于去了另一个星球。)所以这些如今想起来不起眼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移民的最大困扰。关于这一点我从没有问过母亲,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多年以后我自己也移了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替她去想。没有这样经历,没有经历过这种断根再接的苦痛,人是想不到这些细节的。但是想过或者没有想过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区别,无论在哪,人只要还活着,日子总是要一天天过的,路总是要一步步往前走的。就像我母亲,三十岁离开她的国家,之后的五十八年,重新根植于另一个国度,这其中的难其中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虽说,母亲的根通过我们儿女与这里的大地已经紧紧相连,但是她毕竟不属于这里。就如同我自己,不管持哪国护照,不管死后葬在哪片土地,或撒进哪一片海域,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我的心都只能属于一个地方。
  母亲自从做了母亲,她的一生就都在为我们儿女,为这一家人操劳,很少能顾及到她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活得从来没有自己。她睡得很少,精力充沛,几乎没生过什么病,就是到了七十多岁时都还能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父亲走后,到了她自己该享享福的时候了,可身体却不行了,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本来想如果她身体好,能承受飞机折腾,就可以四处走走,散散心,每一家都住住,但是她去了一趟新加坡就再也坐不动飞机了。母亲患了心脏病,这让她一切都力不从心了。
  如今想起来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及早地发现她的心脏问题。母亲脾气极好,从不愿麻烦别人,自己有点不舒服也不说,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开始查觉到她较以前显得倦怠,无力,还以为是年老体衰的原因。等查出来,心脏功能已经很差了。后来就只能靠药物略微改善循环,血液浓度以防栓塞的发生。一年又一年,人越来越衰弱,当然因此母亲的生活质量也大大的受到了影响。
  多年以来母亲都是和我妹妹住在一起,由她和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前两年她精神好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尤其喜欢看日本的老片子,尤其喜欢看“阿信”,一遍遍地看也不厌倦。我猜想母亲的晚年生活是寂寞的,也许她觉得,也许不。可是每当我看到我的婆婆,笑呵呵的有人陪着打麻将,八十几了还老同学聚会,难免不由地为母亲的孤独生悲。移民生活的结局多半都会是如此吗?
  当然在她身边的我哥我妹是尽心的,他们常常会给母亲买她喜欢吃的日本生鱼片,龙虾,寿司什么的讨她老人家高兴。老妈心脏不好,可胃口一直不错。可是到后来连这优势也没有了,身体越来越衰弱,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吃不下了,人越来越瘦,哪怕她平日里最爱吃的鱼,也是看也不看了。想起这些就心里难受。虽说人的生老病死也是自然规律,但是当人的身体壮况不好的时候,其漫长的忍耐承受的过程是非常磨人的。眼看着母亲难受却爱莫能助,尤其当你又不在身边的时候,只能通过电话,说今天好一点了,吃了点东西,于是悬着的心放下一点点,明天又说不行了,腿又痛了,心又一下子揪了起来。一日复一日,那种在灰暗的绝望中期盼奇迹的发生的等待就像是一剂慢性毒药,把希望慢慢地杀死。母亲终于还是走了,享年八十九岁。
  自从母亲五二年到中国,就和中国人一起经历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我们国人所受的苦她也一样没拉下。我家曾经有一个日本邻居,六二年受不了饥荒之年的苦,丢下孩子丈夫自己回国了。我问过母亲她可曾动摇过,在最难的时候?母亲说,有好几次,当什么吃的都买不到的时候她真的动过回家的念头,真的想跑回家了。但是且不要说丈夫,就是这一大堆孩子,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放下的。不知是不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一句话一直憋在心里,却从来没敢问过。我非常地想知道母亲这一辈子觉得自己幸福吗?母亲在世时我从不敢问,心很虚,好像觉得自己是在明知故问,而如今当提问已经变成不可能,我却突然觉得如此的不确定,也许是我的“小肚鸡肠”,也许是我的误解,也许母亲的幸福感是我根本所不了解的!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受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壮丽人生的教育,鄙视碌碌无为的人生。尽管我们吃喝拉撒一样不能少,尽管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直被母亲宠惯着却时时警告自己不要母亲这样的人生。虽然后来慢慢成熟以后不再冒傻气,终于明白了平庸人生的伟大意义,但还是觉得母亲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忙忙碌碌,从来没有为她自己活过,觉得她很不值。可是母亲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作为女儿,我却说不清楚。这么多年她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她都经历过什么?她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她对生活的理解,对命运的接纳,对苦难的承受她到底是怎样去面对的呢?我不曾了解。而如今,母亲已经走了,我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把记忆的触角伸向岁月的深处,尤其想伸到母亲到中国以后最初的那十年,她的三十岁到四十岁,看看在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她是怎么走过来的。
  据我大姐回忆,到北京之后,我们最初的家安在了白塔寺附近的鞍匠胡同5号(鞍匠营),我就是在那出生的。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五十年代,当然没有厨房卫生间设备,我姐说,我妈连火都从没有生过,不会用煤球,蜂窝煤炉子,每天要从井里打水上来,然后和我姐一挪一步的抬回家,那时我大姐也不过只有六七岁。怪不得母亲一直最为心疼大姐,也许就是因为她们那一段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我们这些小的所不知道的。我大姐说,我父亲工作很忙,一天到晚不在家,我说难道就这样丢下语言不通环境陌生不知所措的老婆孩子在家自生自灭?大姐说后来父亲的单位派了一位工人来帮忙,教母亲生火封火,帮母亲抬水买菜;母亲需要的生活用品一概买不到,只能偷看邻居用什么洗衣服,用什么洗菜……。我姐说,那时北京人非常仇视日本人,他们搬来后几乎没有人理睬他们,当然也是因为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可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的母亲,还生下了我,接着,又生下了我的两个妹妹。我大姐说生活状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以后的几年就是不停的搬家,住过东四七条,前海,北河沿大街什么的,最后,大概是56年,搬进端王府大院直到离开北京。我人生的的记忆应该说就是从那开始的。
  对于母亲,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呢?我一直这样追问。我不知道别人,但我说实话,就像是对空气没有记忆一样,我拼命想也想不起在母亲怀里被抱着的感觉。我只知道肚子饿了找妈,口渴了找妈,冷了找妈,热了找妈;早上起床要穿的衣服就放在床头,放学回家饭菜已摆在桌上,无论从哪回来了,一进门就妈呀妈的大喊,直到看见妈了,才放心地走开,天塌了也不怕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就像是一个符号,是我家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是我家的天。而天是那样的高,遥不可及,而母亲是大地,接纳着我们,宠着我们,任我们在家里“胡作非为”。虽然父亲非常严厉,但他早出晚归一天到晚都不在家,而且还经常去野外考察。所以白天就是我们孩子的自由世界。我记得我哥他们可以把蛐蛐罐搬进蚊帐,几个男孩子趴在床上厥着屁股斗蛐蛐;我则常常招来小朋友在我家躲猫猫。我们会把塌塌米上大柜子里的被子全翻出去,然后躲在柜子里,会把地毯卷起来再钻进去,总之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想演戏过家家,就会把我妈的漂亮衣服拿出来大家穿上,把那些漂亮的扣子串起来当项链……。等我自己当了妈妈以后,回想起这些就不禁发笑,心想,我妈那时为什么就没发过脾气,把我们都赶出去呢!反正我这个妈是不可能容忍我女儿带着一帮小孩子这样“上房揭瓦”的!不光是我,就是现在,恐怕哪个妈妈也做不到!
  对这个问题我问过我妈,老母亲说,对一个孩子来说,每天高高兴兴的最重要,至于家里乱了,东西丢了,书撕坏了,玩具毁了都没有关系,孩子就是要和孩子玩的,玩得高兴就是最大的好事。这要是放在从前,我肯定不敢苟同,但到了英国以后,不断地听他们的教育理念,所谓快乐教育法,他们以为让孩子快乐是教育成功的第一步,然后才言其他。慢慢地也开始“中毒”了。仔细想起来才发现母亲是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成龙成凤的,虽然来自父亲的压力很大。
  小时候,在我心里,妈妈就是妈妈,和别人的妈妈并没有区别。可是说起来可能没人会相信,知道了她的与众不同,是从别人那里开始的,也就是说我是从别人的眼睛里开始了解母亲的。我记得小时候每每去邻居家玩,小朋友的妈妈都会对我说,你妈妈真是太能干了,或者说你妈妈太不容易了!A这样说,B也这样说,一般我也就是笑笑,并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明白“能干,不容易”是什么意思。终于又一次,小依依妈妈又这样说的时候,我忍不住问。这位阿姨说,你看,谁会能像你妈妈一样天天洗衣服,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也不例外?我马上想起了挂在院子里冻得硬梆梆的衣服;谁能像你妈妈一样七个孩子的衣服全是自己做,毛衣自己打?我赶快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新衣裳,想起妈妈只要闲下来手里肯定打着毛线;阿姨又接着说,谁能像你妈妈一样,把家里的地板擦得像镜子,我想起我家那灰色与砖红色相间图案的地砖,从来可以让我们满地爬,没见过灰尘;谁会像你妈妈一样一遇到出太阳就把被子全拿出来晒……,我立刻就想起晒得松软的被子,散发着那么好闻的太阳味儿……,我还记得一次写作文,我写了太阳味,老师说,太阳怎能有味?画了一个重重的问号。我没法解释,可就是这气味成了我童年的logo , 并且伴随着我到现在。
  是啊,大概所有人都会是这样,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视而不见。我以为世上的妈妈都是这样当的,虽然家里一直有孙妈帮忙,但妈自己从来不会袖手旁观。事实上她比谁都忙,每天孙妈起了,她自然也就起了,为一家九口人(后来患了偏瘫的奶奶也和我们同住),准备早餐,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睡觉,但我往往都是早就睡了,也不知她都做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照顾这样一个大家,吃起饭来就像是个小食堂;一到周末洗澡日,脱下的换洗衣服就像是一个军营,没有过人的能力恐怕早乱套了。不过,我大一点的时候,尤其到别的同学家参观以后就开始批评我妈了。我说我的同学说他们一个冬天才洗一次澡,我们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洗?我们同学的衣服穿几星期才换,我们为什么三天就要换?人家的地板根本不用擦,人家的被子很少拿去晒,如果把这些都省了,妈你不是就轻松了吗?你就不用这样累了吧?第一次听我说,妈很吃惊,以后说多了,妈就笑着说等你们长大了,自己会做了,我就轻松了。她完全我行我素,根本不听劝。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吵架是常有的事。一吵架他们就用日语,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吵什么。但我慢慢的也能听出来了,他们大多是为钱吵架。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家钱永远都不够用。其实在当时父亲的工资应该说是很高了,虽说不能奢侈,但简单过日子应该没问题吧。可是爸老是说妈不会管家,不会节省,但妈总是难过得流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大伯父出了事,不知是犯了什么错,被判了刑,送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他家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娘又没有工作,父亲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他家的生活。据母亲说,父亲每月工资几乎全给了伯父家,我们就靠父亲的稿费和典卖物品来维持家用。对父亲来说这可能是天经地义,但对母亲来说难免不理解,会有怨气。再加上父亲绝对大男子主义,这样大的事我估计他也不一定会和母亲商量,我猜想母亲一定是抗争过的,即使是为了我们她也会和父亲争一番的,但是父亲哪会听她的,他自己决定的事轻易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八年,直到大伯父的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另外两个孩子找到工作。
  母亲在这八年受的苦可想而知。当然,也许,以当时的生活水平,我妈是不太会节省,她毕竟不是一个会把一块钱掰成两块钱花的人。可是,她一个外国人,语言不通环境不熟,北京当时的生活水平本来就已经比日本下降很多,让她维持一个在她看来已经是最起码的水准已经不容易,她如何知道怎样才能再缩衣节食呢?她以为的生活必需品肯定会比一般人多得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父亲老是不满意的原因。俗话说,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就是这个道理。可母亲也并没有什么错,当然父亲也没有错,可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问题找上了你,你怎么办,只能承受,不是吗!
  我们在端王府大院里住了十年,我在那是如鱼得水,交了一大帮小朋友,游泳,打游击,过家家,演话剧,办学校,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就是在那里缓缓地流过去了。后来我也能开始帮着妈带妹妹,跟着妈去买菜了。母亲很少和人说话,当然也是因为说不太清楚,但母亲爱笑,对谁都面带微笑。北京人恨日本人是出了名的,但母亲在我们的周围走到哪,都会受到别人的照顾。卖菜的,卖米的,卖酱油的,我们幼儿园的阿姨,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人人都对母亲格外的友好。母亲名声在外,以她的勤劳微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我们有时候还会被一些淘气的男孩子追骂,可母亲从来没有遇到过。母亲可也是爱她的国家的,听了骂日本的话也会不高兴。有一次我说,日本人在中国杀了那么多人,人家骂一骂也是可以理解的。母亲说可日本人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我说那他是自找的,谁让他发动战争呢。母亲说那是国家的事,国家让你上战场你能不去吗,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丈夫孩子死不回还……,一切都是国家的错,人民有什么错?!那时我虽不是很懂但也无言以对,不过可能也就是在这不知不觉之间,我成了坚定的反战者,反对一切战争。
  后来文化革命开始了,整个国家陷入了疯狂,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夜之间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全都成了牛鬼蛇神,我父亲的单位正忙于搬迁,暂时无人问津 ,倒也赢得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我家前面住着陆志韦老先生家(原燕京大学校长),运动一开始就被抄家,赶走了保姆,停止供应细粮(只供应玉米面)。年轻人还好说,陆老先生,陆老太可就惨了。母亲好几次让我把米送给他们,我妈说他们是南方人吃不惯玉米面的。我们最后要离开北京的那天,陆老太太抱着我妈痛哭,真正的生死别离,一走再也没能相见。
  到贵阳以后(父亲的研究所支援三线搬迁到了贵阳),厄运终于还是降到了父亲的头上。批斗游街关牛棚,反动学术权威倒还好说,因为父亲出过国,在国外求学多年,硬是要给他戴上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里通外国现成的罪名,编都不用编。母亲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我们也不明白,更解释不清楚,事实上,母亲也没问过我,她是不是问过我哥我姐,我就不得而知了。不知是不是我爸对她说了什么,我总觉得母亲心情平静,好像知道我爸早晚会回家,会没事。至少在我看来情绪还正常。她大概也弄不明白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让我的两个妹妹趁我爸扫猪圈,除草时,把花生糖,她自做的小点心,偷偷摸摸地递给爸爸。我妹妹那时还小,人又特别机灵,一接到指令她们俩就跑到我爸劳动的地方蹭来蹭去假装在玩,看准时机,趁人不注意就把东西塞给我爸。一完成任务她们就乐颠颠地跑回去跟妈报功。而我,那时倒大不小的,做这样的事又怕又羞,自己说不清楚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很是纠结。
  但是当上山下乡运动席卷而来,我的哥姐正好都赶上高中初中毕业,全部都要下去。虽然后来我大姐因为身体不好被赦免,但其他三个都乖乖地背起了行装,在六八年冬天的某一天,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离家远走了。这件事让母亲完全失去了应对的能力。
  我记得那一天送走了他们,家里一下子空空荡荡,大姐送他们去车站了,只剩下我们三个小的,我最小的妹妹才六岁。父亲仍然在牛棚,临走也没得见一面。但院子里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宣读下下乡子女的光荣榜,我相信父亲一定是听到的了。我突然找不到母亲了,心慌起来,多少年都是如此。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结果在卧室,看见妈背对着门跪坐在榻榻米上。我妈了一声,没想到母亲突然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次!那年我十四岁,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明白妈为什么哭。以我当时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我还正美滋滋的为哥姐自豪呢。
  后来很多年以后,不知是在哪一本知青文学的故事中看到这样的描述,上山下乡政策耽误的是是孩子,年轻的一代,但是真正伤害的却是他们的父母!当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走进广阔天地时,他们能想什么?懵懵懂懂,革命热情把他们烧得晕乎乎,告别家乡告别双亲的悲伤瞬间就被革命豪情掩盖了,几乎每一颗青春的心都在渴望奉献!这样的事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再重演)可是它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的。而对于父母而言,却无一不是忧心忡忡。十六七岁正是学习的好时机,一生要用的知识都需要从此时积累,然而他们却被送去种田,当然本来种种田也没什么,锻炼一下当然也可以,甚至一时不能养活自己也问题不大,但要命的是谁也不知这是一时还是一世。这种悬念无疑对所有的父母都是一种折磨。
  客观的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大手笔。不然这全国高中初中六届上亿的毕业生往哪放,如何安置?!这些红卫兵们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天不怕地不怕地折腾了几年,闹也闹了,接见也接见了,最大的走资派也成了阶下囚了,如今把他们留在城里早晚是个祸害。毛主席认识到这些伢子们得有人管,得让他们接受接受再教育,让他们受点磨难,知道知道点厉害。在一些人的眼里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眼里未来的国家由文盲组成,文盲听话好管让干嘛就干嘛!可对于一般老百姓人家,即使望子成龙成凤已经不敢奢望了,但是至少还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还希望孩子自立,希望孩子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所以把孩子们生拉活扯地从父母身边拉开,然后让他们在农村扎根,让他们在那开花结果,这无疑是残忍的。所有的知青父母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家,但他们都只能在无着无落中等待,期望政府开恩,能让他们的孩子能被像赦免流放的犯人一样,让他们回家,回到自己生活的城市。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以后,七九年邓小平亲自批示,让所有的知青,只要自己愿意,无条件的回到自己的原处。这在当时无疑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是人心所向啊!
  母亲当然不明白国家的伟大策略,但她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不容违抗的力量,你必须服从,就像当年征兵入伍的日本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可是叫你去你就必须去,还得唱着高昂的歌。也许是什么东西引动了她记忆深处的某根弦,让她内心的无助和恐惧无法克制。
  大概是哥姐下乡后的第二个年头吧,我们接到侨办通知,说是华侨和外国人的子女可以不下乡。哥姐他们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也就是说可以回城了。母亲为此高兴得流了泪。当年下去的时候,几分钟把户口一下就完成了手续,可如今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记得我和我大姐,可能也有我妹,轮流陪着母亲一遍遍的往侨办跑,今天需要开这个证明,明天又需要那个,然后花好几天寄到哥姐的乡下,他们又要到跑几十里地之外的公社,然后任何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得让你白跑,重新再来一遍。
  每次母亲去侨办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人家怎么问,母亲怎样回答,父亲不放心每一个细节,而且常常气急败坏,这样说不合适,那样讲不恰当。我们有时也跟着“辅导”,……母亲是好脾气,总是虚心接受,可搞来搞去也是一脸的茫然。老妈哪里懂察言观色,哪里会随机应变!她的最拿手好戏就是实话实说,教也没用。后来我们琢磨出的办法就是压根不告诉她实情,只告诉她需要说的话,如问到其他问题就一律由我们来回答。不过好歹一年之后,哥姐先后都回来了,而且安排了工作。这一回母亲是功臣,父亲是一点忙也帮不上,虽然那时他已经从牛棚里放出来了。

房事多久可以让那个她连连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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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起来。我母亲的中文可真是不错了。虽说她很多时候用词不很准确,不太明白政治词汇报纸语言,但她生活用语没问题,出门做事完全能对付。她能看中文电影,能听中文收音机,能读中文报纸,读信,当然囫囵吞枣在所难免,但她毕竟能对付。而且最重要的是,母亲从来没去过什么补习班,完全自学成才。在我移居英国后,看到很多中国人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也一句英文不会说,便不由地由衷佩服母亲的学习能力。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了,历经十年的文化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妈回国探亲的申请也终于批下来了。但是到真正成行已经是七七年年底。我妈带着我最小的妹妹,由两个市公安局外事局的工作人员陪送到上海,由上海出境登上了飞机。现在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记错了。但是那位外事局的翻译是我的校友,当然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们由此成了熟人。所以可以确认这是事实,不是我的错觉。我妈说幸好她们穿着便衣,不然人家还以为是押送犯人呢。
  我妈带着我妹在日本住了半年多于七八年夏天回来了,带回几大本彩色照片。(那时大陆这边还没有彩色摄影)看到那些照片,我完全可以用”shock”这个词来形容。那一年我妹十四五岁,正值妙龄少女。她聪明漂亮,能说会道,善解人意,短短的半年就让我的那些姨妈舅舅表姐表哥们疼爱有加,说是“集百宠于一身”也不为过了。在日本的半年多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吸满了那来自视觉上听觉上的触觉上的一切信息,她变化之大,我竟完全不认识她了。我相信这半年对她一生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孩子的学习吸收能力是惊人的。可是我妈呢,她却是出奇的沉默。在我妹的兴高采烈之时,母亲更多的是苦笑。
  关于这一点,我坦白的说当时并没有去理会,完全被那些色彩缤纷的照片迷住了,对我妹描述的世界充满了遐想,虽然那时日本并不是我想往的地方。当时我母亲五十五岁,离开她的国家正好二十五年。对母亲而言,二十五年的背井离乡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当我们在这边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革文化命的时候,日本进入了战后经济腾飞之际。母亲不懂政治,不明白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那个更进步,她只是知道当她回到故里,旧地重游,看到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老同学老朋友,看到他们和自己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说实话,我家的状态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好的,是远远高于一般水平的)轮到谁,谁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母亲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其实是不知的,也从来没有问过。但就人之常情而言,尤其是现在去回头观望,母亲不可能无动于衷。她能是怎样的反应呢?也许她难免会觉得自己在亲人好友面前没有面子,(不要说什么衣锦还乡,就是这二十五年才回的一次家却拿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送人,就够难堪的了。)我都还记得母亲当年为准备礼物费尽了心思。虽然那时在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母亲的家人能见到她已经是百感交集,感谢上苍了,但她自己也许会对自己当年的决定产生置疑。她也许会自问,难道当初的决定真是对的吗?如果当年不跟着丈夫离开,或者说说服丈夫不回国,自己一家人不是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嘛,甚至更好!因为她对父亲的能力从来不怀疑。或者,母亲会动摇,让自己留下来。这里有自己的亲人手足,自己熟悉的生活,洁净方便的厨房卫生间,新鲜的空气,可口的食物……。母亲一定能找出一千个理由留下来,而且也完全有条件留下来。然而,最后母亲还是回到了中国。她苦笑着,却手不停脚不停的收拾这半年多不在家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厨房。母亲说那里再好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丈夫在哪孩子在哪,哪就是自己的家。
  有一次一位失去联系多年的老朋友打来了电话。当她问候起母亲(那时母亲还健在),不由得感慨道,你母亲真是很有福气的女人……。我不禁愕然,为什么?你不觉得我母亲一辈子都很辛苦吗?我说。可是你不想想,你母亲的那一辈人有几个能像她一样一辈子都在你父亲的呵护下,在你父亲的大树下躲避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为她保留了一个相对纯净的世界。你母亲一生都不用为生存,为孩子的前途,为名为利所驱使所累;因此你母亲也不用去懂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是人心险恶,什么是政治陷阱,当然也就不懂什么拉关系开后门阿谀奉承……。我不由得想起母亲脸上那孩子般纯净的微笑,是啊,那不就是她生活的写照吗?!
  说起来还真是这样。父亲心事很重,那怕就是临终前还担心母亲没有公费医疗待遇,特地为母亲留下一笔专款。然而父亲去世后的这十多年,科学院特批为我母亲报销了一切医疗费用,从没有遇到麻烦。是的,从某种角度说母亲的确是很幸运很有福气的的女人。我又不由得想起俗话说,夫贵妻荣。很有些官太太们深谙此道,可母亲却不懂这些。无论是父亲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还是文革后先后获得国家重大奖励,并在一九八〇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母亲一如既往。在母亲的世界里,丈夫就是丈夫,孩子就是孩子,亲人就是亲人,朋友就是朋友。你是总统也好平民也罢,你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还是一贫如洗的穷人,在母亲这都会给予温和礼貌的微笑。说起来这有点没劲,但母亲就是这样。
  最近几年我虽住在国外但每年都要回家看望老母亲。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老人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渴望了解在老人脸上的皱纹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越来越想了解母亲,想了解她们年轻的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她最喜欢最讨厌什么?她们的恋爱观是什么?她们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可遗憾的是母亲近几年脑子不行了,一年不如一年,尤其到了最后,她好像失去记忆,一切都回到了她人生的开始。奇怪的是我也并没有因此觉得沮丧。不知不觉,我发现我不再想知道过去,无论谁的过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就是母亲现在是我的Baby,是需要我照顾的孩子!
  可惜生命不能重来,不能轮回,母亲终究还是走了。
  在母亲离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难道我们都非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去流浪吗?如果有来生,我祈望,我和我妈都能守着自己母亲,就在家呆着,哪也不走。纵然这世界亦然是个大村子,我们也要选择朝夕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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