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视野下的百年北美移民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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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华人移民北美地区的历史超过150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北美华人文学经历了劳工文学、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涌现出大量的优秀华人作家,以水仙花、汤婷婷、赵健秀、谭恩美、於梨华、白先勇、张系国、李黎、陈若曦、平路、严歌苓和张翎等为代表。他们以漂泊与乡愁的书写,展示着作家的跨国经历和文化经验,在文化整合、历史书写、主题衍化和跨界变化等多重角度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在以谭恩美、白先勇和严歌苓为代表的不同代际作家笔下,中国现代离散文学在北美地区落地生根与灵根自植。这些文学作品坚持书写华人在异乡的生存状态和感情世界,展示着一代又一代华裔作家的创作历程和精神群像。

[关键词] 离散 北美第二代移民文学 留学生文学 新移民文学

作者|  金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P155 -161)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入,其中以中国广东人反应最为迅速,1849年在加利福利亚约有325人,1850年增加到789人,1851年达到2716人。一直到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时为止,美国华人已经多达15万人。如果加上那些已经回国的华人,大约有32.2万华人曾经在1849—1882年登陆过美国。1865—1869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始修建跨越内华达山脉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有1.4万名华人参加铁路建设,其中有10%以上的人死于事故或疾病。19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有数千中国人移居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都开始限制华人移民进入,华人被认为是“邪恶”的,强调“目前正在进行的、来自亚洲方面之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是一种“不法苦力”。而那些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在北美地区也备受歧视,如华人小孩不得在美国公立学校受教育,被当成是二等公民。最严重的时候,诞生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未来十年内禁止除商人、外交官和学生之外的任何华人劳工进入美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在这段时期里,北美华人移民的人口数量迅速萎缩,全美华人总数从1883年高峰时期的13.6万,下降到1900年时大约9万人,华人社会的规模也开始持续缩小。二战期间,美国国会又通过一系列的移民法案,华人人口大增,1950年有12万华人,2000年,美国华裔人口达到300万。纵观百余年北美华人移民历史,是曲折,甚至充满血泪的,这些离散经历也是北美华人作家经常涉及的题材,如刘裔昌《父与子》(1943)、黄玉雪《华女阿五》(1945)、白先勇《芝加哥之死》(1964)、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张系国《香蕉船》(1973)、汤婷婷《女勇士》(1976)、谭恩美《喜福会》(1989)、赵健秀《唐老亚》(1991)、严歌苓《扶桑》(1996)、张翎《金山》(2009)等等。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界关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比较多,关注中国台湾留学生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总体而言,还没有从离散的角度去整体观照百年北美移民文学的论文,主要原因是这个论题需要学者能够兼通和了解北美几股华人文学的创作潮流和作家群体,目前国内学界有此基础的学者不多。本论文立足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的视角,把1860年以来北美地区的华人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以“美国第一、二代华人作家”、“1960—80年代中国台湾留学生文学”和“1980—中国新移民文学”为线索,整体勾勒百年来北美移民文学的文学史线索,寻找百余年来华人作家在异域经历文化整合、历史书写、主题衍化和跨界变化等一系列冲击之后,他们在创作主题、艺术手法和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种种变化。


一、美国第二代移民文学的离散书写

北美华人文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在中国广东省和中国香港的教会学校学习过英文的华人,或者被传教士送到美国来学习的华人开始在报章上发表英文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何华、唐茂枝的《华人移民致加州州长彼格勒阁下之公开信》。之后,北美地区诞生了第一份中文报纸《金山日闻录》(1854)、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第一篇发表于1874年旧金山中文报刊上的小说,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美地区华人作家所创作的华文作品开始进入发展期,其中以汤婷婷、谭恩美和赵健秀等为代表的美国第二代移民作家,还有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张系国和平路等中国台湾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文学,为创作成绩最大的两个群体。

谭恩美是美国第二代移民。父亲在中国是工程师,但他却献身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浸礼会的牧师。母亲出身上海富裕人家,生育过三个儿女,但为了反抗包办婚姻,独自赴美,成为一位专业护士。谭恩美15岁时,兄长、父亲先后死于脑癌,母亲因为悲伤离开美国,去了荷兰、德国,最后定居瑞士。这个悲伤的事件后来不断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喜福会》是她第一本畅销书,曾入围美国全国图书奖,连续八个月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40多周内就售出数百万册。书中介绍了四对母女的故事。小说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开始,四位母亲回忆自己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而之前所受的伤害最后都在女儿身上重演。小说最后,女儿辈通过母亲的帮助一一走出了自己的性格悲剧和生存困境。

第一对是June(珍美)和她母亲,这是一个有着谭恩美自传色彩的故事。母亲Suyuan对幼时的她要求严格,她不喜欢弹钢琴,并且故意在表演会上搞砸,让母亲不要再逼她学钢琴,不想再做母亲的奴隶。她一直说母亲杀死了自己在中国的双胞胎女儿,让母亲一直遭受她的语言伤害。直到她发现了母亲要送给她的天鹅羽毛,让她明白了母亲对她的爱。第二对是Lindo和她的女儿Waverly,母亲Lindo对女儿莫名其妙地严格。直到Waverly要结婚的时候,质问母亲为什么讨厌自己男友Rich的时候,母亲终于告诉她自己苛刻的源头,就是对祖母的记忆。小说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将母亲Lindo藏于威严之下的深沉的爱展示出来。第三对是母亲Yingying和女儿Lena,母亲16岁时被纨绔子弟所骗,婚后备受家庭冷暴力,加上情绪失控,无意中溺死了自己的儿子,正如小说所说“她的灵魂也随着儿子的死而失去”。母亲的软弱性格被自己的女儿继承。母亲痛骂女儿,不要自欺欺人,要找到自己的“灵魂”,最终感动女儿,女儿坚定地离开了专横霸道的丈夫,离开那个吝啬小气的伪君子。第四对是母亲An Mei和女儿Rose Hsu。母亲的母亲是一个寡妇,因为上当,被富商Wu Tsing迷奸,之后为家族不容,只能选择嫁给强奸犯。当女儿的丈夫Teb要跟Rose Hsu分手的时候,母亲讲出了自己母亲过于沉重的一生,总是照顾别人的感受,最终把自己压垮了,以自杀换来女儿在富商家的地位。An Mei希望女儿Rose不要成为祖母那种献祭式的牺牲,要敢于说出自己的情感困惑和诉求,并最终挽回丈夫Ted的心。“旧金山是儿女乃至孙儿女活动的园地,从世界那一边中国移植过来的母亲们,处处显得很可笑。可是我们不久就可以在《喜福会》中体会到,作者叙事的生机魄力,是源自母性的声音,……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母性的伟大。……谭恩美的故事,在表面上看来女儿们总是比母亲们更‘聪明’。结果总是母亲们的故事余音不绝,趣味无穷,表现出生命在苦难中燃烧,发出智慧的光辉。”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母亲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并不美好,有童养媳经历、抗战逃难过程以及家族内在倾轧等动乱时代的艰难,也有借种、破瓜、妻妾制度和男权威压等等中国人的封建陋习,可以说 谭恩美把她关于中国人的想象倾注在她的小说中。作为第二代美国移民的她,其笔下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也是直逼人心的,这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入挖掘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


二、1960—7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离散书写

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清末容闳,他1854年毕业于耶鲁学院,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华人。而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胡适和徐志摩等作家的海外留学经历,则直接酝酿了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新传统。1872—1954年期间,共有2****多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求学,其中不少人定居美国。 到了1960年代,以白先勇为代表的中国台湾留美学生,以国外生活为背景,为中国现代文学重新注入异国情调和多元特色,以烘托乡愁为目的,同时也再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政治环境的变迁。白先勇、欧阳子和陈若曦等作家离开中国台湾,就是因为中国台湾政治的压迫,文学创作环境的压抑,最终选择赴美留学。1963年白先勇按回教仪式为母亲守了40天的坟,告别了抑郁寡欢的父亲白崇禧,赴美国攻读硕士学位。黄庭坚“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的感觉让他在孤独中思考自己的过去和将来,正是在这种文化乡愁的思想下,白先勇开始了《台北人》的创作。“有一天黄昏,我走到湖边,天上飘着雪,上下苍茫,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四周响着耶诞福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25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台北人》共14个短篇小说,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把《台北人》的主题分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三节进行论述。欧阳子认为:“《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猥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潜流于这14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遽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常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可以说,《台北人》里的真正主角只有两个,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面对着流逝的时间之流,“台北人”们无可奈何地经历着英雄末路和美人迟暮的悲剧命运。白先勇继承着早期小说中关注生老病死等人生中永恒的命运这一主旨,白先勇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社交皇后尹雪艳、红灯舞女金兆丽、年轻寡妇朱青、帮佣仆人王雄、年迈将军朴公、将军遗孀蓝田玉以及退休副官秦义方等等,白先勇将自己对历史的沧桑感和虚无感融汇到笔下的人物心灵中去,唱出了一曲曲灵魂、宿命、失落、变形和无奈的人生悲歌。在《谪仙记》里,几个身处纽约的中国女人的生活经历是小说的叙事线索,为了展现出人世沧桑的历史感,白先勇把对故国文化的美感融入到李彤的身上,叙述她的生命流程和人生艰辛,他创作《台北人》《纽约客》时也像《谪仙记》里的惠芬那样,为着失落了的中国(李彤),心中充塞着一股极深沉而又极空洞的悲哀。夏济安曾建议白先勇向毛姆和莫泊桑学习“冷静分析”风格。可以说,《台北人》中的冷酷的笔墨不仅塑造了迁台初期的台北人群像,而且以一种冷静的笔触回溯了一段珍贵的记忆。如《梁父吟》中的辛亥革命,《岁除》中的抗日战争,《冬夜》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把青》中的国共内战,《国葬》中的国民党溃败历史,《秋思》中南京旧都图景,这一篇篇的小说都显示着白先勇小说以笔为史的历史价值。

《纽约客》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大多是典型的留学生题材作品,写的是留学海外的中国台湾外省第二代为中心的漂泊故事。它区别于《台北人》的地方就是其主题上已经由焦虑漂泊上升到悲悯大爱的层次,如《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天》《火岛之行》,笔下人物在纽约城里,经历着悲欢离合,如沧海一粟,翻转就被淹没。以其代表作《芝加哥之死》为例,主人公吴汉魂是典型生活贫穷、情商低下的中国留学生的代表,在芝加哥大学半工半读专修英国文学,念了两年硕士四年博士,蛰伏贫民区地下室,终获学位,准备申请工作定居。毕业典礼后晚上外出,穿梭游荡于陌生的城市,经过与黑人妓女的“性启蒙”,觉悟到芝加哥“是个埃及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消蚀,一同腐烂”,生命“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虚无一片”。在一夜风流后又不断自责,尽显了他在异国他乡的无助、凄凉和无奈。主人公名为吴汉魂,实则语通“无汉魂”(失落的灵魂)、“吾汉魂”(我的汉魂),白先勇在他身上赋予的寓意是相当明显的。这个失落的名字,实际上就是中国身份的认同断裂,主人公最后选择自杀,不只是塑造了一个异乡异客的苦学生,也将一种身份认同的无根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


三、1980—90年代中国当代移民作家的离散书写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约有25万中国大陆学生和学者赴美留学或者访问,其中超过半数定居美国。“在中国,‘新移民’指的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以后出国的人,……这是受过比较好教育、比较有专业技能、也比较都市化的一批人。”“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新移民,以及1980年后大量增加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其中不少人是专业人士、技术人士和企业家,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社会所需技能或具备投资能力。在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当中,25岁以上年龄群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美国全社会的同一种比例。” 严歌苓、张翎、周励、陈瑞琳、黄宗之、叶周、薛海翔和曾晓文等就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严歌苓的第一段婚姻对她有着一定程度的伤害,但她自己绝少提及。总之,1989年11月严歌苓赴美留学。次年,获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菲拉特奖学金。1995年获得英文文学写作硕士学位。她曾这样谈到移民经验对她的触动,“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我多么希望我能永远保持我这新生儿般的敏感。”严歌苓对中西文化的隔离有着自己的理解:“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人好以基督徒爱世人自居,而对非基督徒世界等弱势文化族群进行拯救,这其中当然有一定的高贵情操,但却不乏工业文明发达后的优越感。对被拯救者,像东方人就可能感受到大量的嘲讽与大量的拒绝。我在《扶桑》中已触及到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爱情关系。到了《无出路咖啡馆》中,‘拯救’的主题就更加突显了:外交官与女留学生之间的爱情,因为‘拯救’就永远不可能是真实,是不被享受的,是被思想毒化了。”严歌苓对西方社会的民主也有着一个慢慢思考甚至反思的过程。她认为“美国的生活自由、独立是没错的,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绝非常可怕,我想正是这隔绝要对越来越多的独白狂们(如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位)负责。”在近作《寄居者》中,有一段关于1930年代西方种族关系的介绍性文字,其中谈到20世纪初美国种族等级中的问题,如犹太人为了能够考取排斥犹太人的名牌大学,会把自己的姓氏进行改变;而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眼里,也是只配做低等人。这些思考对我们认识美国文化非常有益。

严歌苓以移民经验为题材的作品多集中在她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包括《栗色头发》《抢劫犯查理和我》《‘没出路’咖啡馆》《少女小渔》《簪花女与卖酒郎》《海那边》《大陆妹》《失眠人的艳遇》《女房东》《红罗裙》《方月饼》《屋有阁楼》《约会》《我的美国同学与老师》《处女阿曼达》《拉斯维加斯的谜语》《冤家》和《初夏的卡通》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学校中的故事》很有意义,是一篇了解严歌苓留学经历的好文本,讲述着“我”和兼职教师帕切克之间因不同的文化理念而碰撞直到最后走向理解的过程。严歌苓这类题材的作品都演绎着“海外华人的悲情喜谑”这个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主题,不过严歌苓的笔触非常的敏感,曾经的经历让她关注“人”的命运,无论是弱势的人,还是强势的人,她都用最平常最原始的心态去包容,笔端每每浸着浓浓的生命原汁,一种没有主题先行,没有刻意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的原汁,这是她的创作溢出集体主题的重要原因。

张翎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与严歌苓齐名。就创作特点而言,她的创作除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精神寻根之外,对落地生根之后的华人新移民所处的社会及精神状态也是她创作的重要特点。《向北方》(2006)中的主人公陈中越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跟着许多高知留学群体一样,他跟大学女同学范潇潇一起经历读研、留校任教、结婚生女、出国留学和移民定居的留学之路。但定居之后的生活并不理想,妻子范潇潇嫌弃他,另结新欢。陈中越为了解脱婚姻的困扰,找到一份听力康复师的工作,放逐自己去了加拿大边远的苏屋瞭望台地区。在这里,他认识了患有先天神经性耳聋的小学生尼尔,借着跟尼尔治病,他又认识了他的母亲——来自中国青海的藏族同胞雪儿达娃,进而了解到雪儿达娃与丈夫印第安人裘伊之间的爱恨情仇。小说叙事空间宏阔,中国青海的塔尔寺、藏药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苏屋瞭望台的印第安人、草药,陈中越的移民生活和婚姻困境,雪儿达娃浪漫而传奇的异国婚姻,这种种跨国境、跨种族和跨文化的叙述,让人感受到张翎叙事特有的空间张力。张翎的笔触一如既往地富有灵性,异域风情、原住民文化、人物通灵和传奇经历在她笔下,如蚕吐丝,循环往复而有条不紊,笔法散漫又处处有心。

《尘世》(2002)中,故事开场就是冰冷而血腥的,一对相处奇怪的华人新移民夫妻,女人余小凡被大型卡车碾压成薄纸,男人刘颉明拿到了一大笔的交通事故赔偿金,用这笔钱开了一间咖啡馆。之后,刘颉明认识了混血儿塔米,两人相处愉快。塔米像精灵,“中看,中庸,还中听”,是刘颉明的好员工和好帮手。可是,性格传统的他,还是接受了岳母方雪花的安排,认识了来自温州,在上海外企打工的江涓涓,成为一对跨国情侣。在江涓涓的带领下,他到了“桃源”——至少张翎这样认为——就是小说中的“仙居天台,龙游丽水,平阳文成,瑞安泰顺”这些浙江真正的好地方,开始了自己的乡村之旅,也让他濡沐于民间底层生活的善良人性之中。江涓涓的家族故事也一一展开,故事之多,就像“刘颉明摸了摸身下的石头,石身上似乎有无数的纹理折皱。每一条折皱里,大约都藏了一个故事。”小说中的还乡之旅,淳朴的温州乡下二婆的絮叨、善良的上海岳母方雪花的遗言,让他心中对原乡的人情和人性有着莫名的感动,不论是爱屋及乌,还是寻根意识,他爱上了江涓涓,还想听她那未讲的故事。返回加拿大之后的他,一直在盘算攒够江涓涓的移民申请和将来上大学读书的学杂费。当然,小说的结局是冷酷的,塔米的热情没有赢得刘颉明的爱,一句“她是我的亲人”,彻底地将塔米的爱情憧憬击碎。但篇末的刘颉明向塔米提出约会请求,又让人怀疑起刘颉明将来与如“花”的江涓涓、如“树”的塔米相处的模式。原乡的魅惑引力和在地的实在生活之间的情感天平,在张翎的小说中,总是那么的不平衡,永远在摇摆,摇摆出来的就是小说人物心中的真情实感。


结语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北美移民国家废除了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大量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移民得以移居西方,这部分移民构成了当代新移民群体的先驱。“在1965年之后的25年之内,美国接纳了大约71.1万华人。时至1989年,中国在结束‘文革’之后新时代的大约十年期间,连锁性的迁移浪潮滚滚而至。在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当中,以家庭团聚为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美国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专业优先类移民,前者占93%,而后者仅为5%;自中国香港移民美国的人员则比例为90%,后者1%;来自中国台湾的则二者比例大致相当,即30%和32%。”“美国的亚裔人口总量从1965年的120万猛增到2000年约1100万人。”正是在这个人口离散,并落地生根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文学才有可能大规模在北美地区传播和接受。不论是1950—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还是1980年代之后的新移民文学,他们的创作成就已经超过了北美第二代移民的文学创作,更远远地把百年前的劳工文学超越而过。

Robin Cohen认为,华人“对原乡的历史、乡土、事迹存有集体的记忆与迷思,有着强烈的族群意识,对同族之人怀有同理同志情感,跟归化社会关系对峙紧张,但也能开展正面的生活”。百余年来的北美移民文学涌现出水仙花、谭恩美、汤婷婷、於梨华、白先勇、张系国、李黎、陈若曦、黄宗之、严歌苓、张翎、薛海翔和曾晓文等一大批优秀的留学/移民作家,虽然他们作品主题和艺术形式有着代际的差异,但“离散”永远是他们关注的重要主题内容。正是一代一代华人作家的努力,才使得在离散视野下,不断涌现出数量可观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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