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外来人?移民与美国的全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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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9日,一位亚裔女性当街遭人殴打,却无人阻拦。同一天,纽约市另一名亚裔男子在地铁车厢内被击打头部致昏迷。



4月4日,一家韩裔商店被黑人打砸,口中还高喊要他们 “滚回自己国家”


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不断升级,连日来美国多州民众举行活动,抗议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那么谁是美国人?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西雅图亚裔抗议活动中发表演讲:



除了美洲印第安原住民,英裔、亚裔或非裔都曾是这片土地的外来者。然而,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以多样性著称的国家。那么又是什么将他们区分开来?


美国对移民的区分

目前的绝大多数移民团体最初来自全球南方地区(亚洲某些地区、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中南美洲),而恰恰是这些地区面临全球财富和实际权力的巨大冲击。结果, 移民到美国不单单是偶发事件,而是国际不平等结构的产物、是美国在全球秩序内“同侪之首”地位的产物。因此,如今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移民方式中颠覆了典型的定居者范式。 记得在整个18和19世纪,欧洲移民基本上被认为是以种族来界定的扩张计划的共同参与者。这一计划为白人定居者的共和主义自由前提条件——通过土地拥有权获得经济独立——提供了保障。就此而言,因为联邦政府允许非公民的白人获得西部地产,许多州提供非公民的白人投票权,所以他们经常作为社会平等者被即刻包括进去。定居者共同事业的这种包容性,意味着在美国领地征服的高潮期,移民值得被当作自由劳工和自由公民来对待, 而其他从属群体(最明显的是非洲奴隶)则被遣送去做等而下之的工作。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

[美]阿齐兹?拉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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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来到美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非白人,而不是欧洲的共同族裔。今天的新来者本质上正好代表了这一边缘群体朝帝国权力中心移动,而不是像19世纪的移民那样,将定居者计划扩展到边疆或“边缘”地区。 今天的移民却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类似其先辈所享受的即刻而完全包容的待遇。相反,他们经常发现自己起到了类似传统从属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作为美国经济阶梯底层的廉价劳动力,移民维持新的分层化,而这种分层化将那些从事地位高的工作者,与那些从事低技术工作者进行了区分。如果有什么的话,那就是面对大量的社会障碍和不断被强制移除的可能性,这些身处集体生活边缘的移民的地位,恰恰在美国边界之内,重复了这种支配国外西方国家与其历史上殖民地之间的依附性关系。


移民在美国的不平等地位

没有什么比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共生关系,能够更好地强调全球等级制及其与美国生活之间存在的内部关联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反复利用其移民权力,永久性地以廉价墨西哥劳动力供应来为工商界提供利益。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雇主认为合适,这些劳动力就会被终止使用;或者在经济下行期被驱逐。这些尝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 “合法入境墨西哥短期工人项目”。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这一项目每年使20万作为农业劳工的临时工来到美国西南部。当雇主不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这一项目也与大规模驱逐墨西哥劳动力同时进行。在大萧条期间,这样的驱逐以大规模的“遣送回国”运动的形式进行, 结果有超过40万人被打发回墨西哥,其中包括许多正式美国公民在内。在“合法入境墨西哥短期工人项目”处于高潮时, 1954年的“湿背人行动”在三个月期间拘押了17万无证工人 ,并用公共汽车、火车和船只强制迁移他们。



目前,由于轻微违法都会招致强制驱逐,无论移民们是否已服刑或与美国有长久的联系——包括其在军中服役的历史,甚至 连永久性居民都是在“一种遭受不断检查的条件下”在美国生活。


与此同时,通过动用美国惩罚系统的全部力量来影响非公民。寻求避难或个人驱逐诉讼的移民,如今都例行公事地被拘押在一个驱逐中心和县监狱的精心设计的网络里,而且在县监狱中还是 与犯罪分子关押在一起。为强调州的威慑执法程度,美国国土安全部2007财政年度报告显示, 该部总共拘留了3****名移民,原因包括轻微过错甚或行政错误。在某种意义上,移民已经从定居者扩张的动力,变成了以集体生活为基础的依附性劳动关键而清楚可辨的组成部分;前一种情况移民因此值得被完全包含进来,后一种情况中依附性劳动则体现了特权和结构不平等的情况,并使之永久化。


移民与美国全球权力

尽管定居者帝国已死,但是美国对国际警察权力和全球优势地位的实践,却坚持把外部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目标的工具。在19世纪,这些目标以内部自由和政治可行性的丰富叙述形式呈现。然而,现在这些目标,则日益呈现为诸如此类的内部安全问题,以及对美国地位的无限保护。 它继续把外部人——包括美国国境之内的移民——看作依附性边缘群体的组成部分,并利用这一群体来扩展国家财富和支配权。


如今,为了保护其领土上的影响力和国际优势地位,从许多方面来说, 美国涉及帝国统治的那些典型特征。美国决策者认为, 这个国家享有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秘密或公开行动的权利,以平息那些被认为存在的威胁,建立有助于国家利益的经济联系。这种权力扩散在各种各样正在变化中的地区场所(从全球南方地区的国内精英,到国际机构和捐助国),并最终经常因美国的警察权而得到加强。由于分散的控制与责任之间这种相互重叠的网状系统,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实体可以对弱国内政施加事实上的高度权力影响 ,而当地公众没有任何直接手段可对此加以改变。这些弱国虽然结束了实际的殖民统治,但是形式上的国家主权因实质上的依附形式而依然受损。


这些事实不仅决定了全球形势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也与追求有意义的国内自由叙述计划深深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今天的全球性依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美国国内情形的再现;进而言之, 今天的全球性依附关系,是在一个对内部人和外部人来说都缺乏真正自治理想的环境中再现。集体实践还在维持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即便这一区别主要是为了加强公司和国家的等级制,而这些等级制损害了对所有人而言的民主希望。结果,虽然定居主义终结了并朝向黑人和妇女的正式平等方向发展,然而美国权力的延伸却带来了两个持久的发展: 一方面是完全成员资格价值的降低,另一方面是一以贯之的内部人—外部人二分法。后一发展牢固确立了历史的偏见和从属模式,并对此进行了狡猾的转换;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这种内部人—外部人二分法在非公民移民的边缘地位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做法已经与意味深长的经济和政治自治的规定没有联系了。在某种意义上,对当前来说, 最主要的挑战是要逆转这样的发展,恢复对自治的叙述,并消除它们与国内外的外部人从属地位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自由真正普遍化。


(以上内容节选自《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略有改动,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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