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英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新移民小说


刘红英



【内容提要】新移民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初。迄今为止,取得了很大成就。目前学界主要以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文化批评等视角对新移民小说进行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一种批评方法。将之代入到新移民小说叙事研究中,可以获得一种新路径与新思路。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新移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了文化伦理象征意味。其中异域极端人性书写凸显了道德空缺、追求和谐会通的文化立场可视作多重伦理文化的现实表征。新移民小说彰显了它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1980年代以降,大陆学界兴起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热。迄今为止,已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异军突起,已然成为批评著述的重要推动力,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一种批评方法,将之介入新移民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将会获得新思路与新方法。在既有研究中,公仲、陆士清、朱寿桐、黄万华、曹惠民、王列耀、赵稀方、刘俊、白杨、陈瑞琳等国内外学者从文学伦理学的相关角度加以论析。有的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出发,对新移民文学中的伦理关系与道德立场进行精研,以文本细读法切入内里,聚焦于新移民文学的生命伦理书写。有的从理论建构的宏观视角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总体判断,立论深刻,高屋建瓴。有的从文化关系的差异与互补关系深入论证,发微起覆,精辟入理。本文在此基础上,就文化伦理、道德、人性、审美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新移民小说叙事做进一步探究。


人伦关系的文化寓意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兴观群怨”“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等都可以纳入它所包含的理论范畴中。不过,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批评方法是近年来由当代学者聂珍钊提出的。他把人类文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然选择阶段和伦理选择阶段。而“文学为人类的伦理选择提供指引”[1],进而他主张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阅读分析文学作品。此后,相继有陈众议、刘建军、陆建德、王一新、邹建军、王宁等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并将之推进。其中,刘建军从“理论建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三个方面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做了进一步阐释,他把聂珍钊的理论主张归属于理论建构阶段。在论及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与未来形态时,他认为当下人们进入到文化交融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文化伦理关系:


“文化伦理”主要指的是今天的伦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进入后现代时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如一枚重磅炸弹,雄霸西方世界千余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土崩瓦解。中心没了,终极的价值没了,任何稳定的关系结构也消失了,人处在一个由诸多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要素编织的文化网络中,成为了卡希尔界定的“文化人”。因此,“文化伦理”用来描述当下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准确。内外和谐是文化伦理之核。每个个体都是“不完整”的主体,都要依赖另外的个体来达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关系。个人如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结构。因此说,和谐、互补就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人类的共有价值。[2]


文化伦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场域中对当代“人”的文化身份及人伦关系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该批评的核心要义及理论发展。新移民作家处于当前异质文化语境中,目睹全球时代风云中的文化危机,汲取中西文化两种思想资源,对国家、民族、家庭、性别、个体乃至宗教等各种文化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有着最为直接的感知与思考。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张翎、虹影被誉为“三驾马车”,陈谦、陈河、陈瑞琳、陈九,被赞为“四陈”,以及哈金、施玮、融融、张晓雯、薛忆沩、刘荒田、王兴初、林湄、程抱一、袁劲梅、余曦等,他们的创作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而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其共性在于人物特征、情节构思、审美意趣无不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象征意味。


严歌苓小说《风筝歌》中四个人,以“寻找”为链条牵涉在一起。“旅馆”本为旅行人暂歇之地,意味着暂居一处来日便各奔东西。“寻找”只是借口和托词,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目标。于是只能继续流浪,在流浪中寻找。这四个人犹如网络中的四个点,不停息地游移,这样就有了卡夫卡《城堡》的意味,远远看见“城堡”却永远无法到达,“流浪”成为一种生命常态,它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人无法找到信仰依归的文化症候。《寄居者》讲述“我”和两个犹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我”先选择了节制、勤奋的彼得,后认同杰克布的放荡不羁却不失道德与良知。彼得与杰克布的置换,是从外在于人本身的“他人引导”的价值判断到正义、道德的自我发现。彼得和杰克布这两个人物形象具有文化指代及对照反思的文化所指。《扶桑》中的扶桑、《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更是如此,文化含义远远超过了形象本身。按照传统审美方式研究,这些艺术形象的丰盈性和饱满度不够。因为这些人物塑造谈不上生动丰富,她们无血无肉,就像一幅静止的画。即使王葡萄是“动”的,她也只是一个“动”的姿势,缺乏内心的动态性和立体性。她们谈不上有内心波澜与灵魂震荡。但是她们内在精神根植文化传统。若将她们放在文化伦理场域,用“文化象征”的意义聚焦来分析可获精义深旨。换言之,她们是象征符号和文化载体。陈思和这样评价扶桑:“她不可模仿,她是一个浑然天成元气充沛的艺术象征,完全摆脱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东方妓女承担的艺术功能。”[3] 她象征着“已经消失了的传统中感悟到的它的全部魅力,即东方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4]。与扶桑对照,“在王葡萄的身上,一切都来自生命本能,这就更加完善了藏污纳垢即生命原始状态的概念”[5]。扶桑、王葡萄两个艺术形象一静一动,共相特征在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这样来解释扶桑和王葡萄便可得其文化指涉,得窥其中微婉。如果按照现代性启蒙叙事评绎其情其心,难免放置传统女性圈,扶桑会成为一个“倒退形象”,王葡萄也有点“守旧”。事实上,她们是凝结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象征体。


张翎的《劳燕》中,女主人公阿燕原名叫姚归燕,在抗战期间,她被日本人侮辱迫害,侥幸得到一个牧师的拯救。牧师给她一个新的名字,斯塔拉。成为斯塔拉的阿燕,学西医,读圣经。但圣经于她,总有一层“隔”。她的隐忍、灵动、倔强的品格仍然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积淀。这里,姚归燕与斯塔拉,不仅是两个名字的区别,而是两种文化糅合集于一身的表征。她经历了磨难,得到拯救后蜕变出一个新的自我。她是全新独立的,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林湄的《天望》中女主人公微云,与丈夫弗来得之间,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而产生冲突。微云不断地在文化的切换中反思,最终理解到“和而不同”,与丈夫和谐相处。


陈河的《甲骨时光》以类似“穿越”小说的形式叙述中国抗战期间中央考古工作队赴河南安阳发掘甲骨的一段历史。不同于当下通俗网络小说中的玄幻、言情、历史故事,这里的“穿越”富有深刻的政治隐喻功能与文化考古意味。小说以两条线索展开,古今对照,虚实相映。一条是现实层面的现代考古知识分子杨鸣条赴河南进行甲骨考古,一条是历史层面的古代殷商卜辞大犬誓死捍卫甲骨记录。古今知识分子所信靠的道德操守与追寻的价值理念,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对知识的热情、对文化的坚守是一致的。有学者评价:“陈河以一种考古的姿态,将‘甲骨’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象征,在现代时空中考察历史事件,最终指向精神还乡。”[6]由此可见,新移民小说中人物关系更多指向文化关系、人物本身具有文化寓意、情节的推进是随着两种文化的交锋错落展开,整体构思体现出不同文化的交汇与杂糅。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当下的出现,从文化践履和伦理关系作为入口,缕析小说中艺术形象的文化寓意,力求发现伦理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差异性与象征性。


陈河《甲骨时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人性书写的道德旨向


道德是文化范畴中的重要面向之一,更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关键词。不过,道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谓道德,应有“常”和“变”两个层次。道德或不道德,有些是亘古不变的,有些却因世、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必然引发伦理关系的改变,反之亦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冷漠与隔膜,人性极端异化,导致了道德价值观念的大反转。新移民作家立足于世界文化前沿,对社会历史、国家民族等宏大题材的叙事,往往采取淡化历史、淡化政治的方式进行叙述。他们关注大历史中小个人的生命特征,从而对人性进行深层描摹,发现人性在极端境遇中的各种可能性。因此,道德僭越就成为他们创作中寻找的突破口。新移民作家沙石的《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刻画了极为异端的人兽关系,它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宁愿选择与狗性交,而不愿意与人来往的“变态”女性。陈谦的《覆水》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少女依群选择年龄能做她父亲的老者为夫。郁秀的《美国旅店》中叙写了继父对女儿的猥亵。严歌苓的《女房东》中房客老柴偷窥女房东沃克太太的私人生活,产生隐秘的性心理,惊慌失措中拿了女房东的睡衣作为自慰。《约会》《花儿和少年》《红罗裙》描绘了在异域生活中的母子乱伦现象。融融的《夫妻笔记》对“出轨”的叙述,二湘的《狂流》对“单身妈妈”的形象塑造,老木的《新生》对“一夜情”的描绘等,他们以越出常规的笔调构塑这些情与欲的故事。性是人性的表现之一,极端的性描写是对人在极端境遇中非理性状态的写照。在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可视之为生命欲望被压抑后的本能行为。“超我”不能驾驭“本我”的潜意识心理外化,“自我”被悬置在空中。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要关注这个悬置“自我”的道德问题。


文学伦理学批评旨在:“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批评方法,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用伦理的观点对实践、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7]那么,在特定的伦理语境中,“乱伦”、偷窥等行为获得了发生的理由,是生命被压抑而后释放的表现,属于人性的一个侧面。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人性的限度以及道德僭越的底线问题。道德之不确定中仍然有确定的标准。在道德与人性之间,当道德阻碍了人性正常发展时,道德需要突破。反之,人性超过道德底线时,人性应该受到道德的制约。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张扬与中世纪对人性的压抑束缚相关。中国现代“五四”新文学对“人”的发现,新时期文学张扬人的价值,1980年代对人性欲望高度肯定,1990年代在消费文化刺激下,欲望书写更是正当地成为文学的卖点和拐点。新移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新移民作家的出生经历与中国当代作家非常相似,他们创作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中国“五四”启蒙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 新移民作家在1990年代出国后,浸淫于西方文化语境中,对各种奇异的文化现象与奇特伦理关系的叙写有着伦理思想突破的理论支撑。他们以先锋前卫的姿态进行道德探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也不得不指出,一旦“过度”就缺失了思想空间,显得肤浅。比较而言,张翎的《金山》《余震》、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少女小渔》呈现出不同的思考向度。他们同样是对人性的书写,却具有迥异的观察视角与文化立场。他们把人物放在传统历史结构中,人性书写找到了历史重心与文化依托。《金山》以气势恢宏的画卷展开清末以来中国赴美的几代淘金者的生命经历。对如此宏大历史的叙述,张翎一开始担心“这样一部涉及异域的沉重历史题材,和当下社会的审美阅读习惯偏离得很远,应该是没有多少读者的”[8]。没有想到,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张翎后来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自己是出于一种感动,感动于第一代淘金者的艰辛与伟大。这种感悟,进一步说,是她在文化母体中找到了存在的依据,为生命个体构建了不可抗拒的道德义务与伦理责任。正因这种历史文化的厚度,小说同时具有了世界文学与文化的质素。“有一些感动,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可以跨越国界语种和肤色的界限的。”[9]《余震》叙述在唐山大地震中,一对孪生兄妹被一块水泥板压在两头。危急关头,母亲选择了儿子。女儿有幸活下来,却留下了心理阴影。“余震”是心理余波的震荡。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女孩最终推开了积压在心里的重石,原谅了母亲。这是一个母女之间自救与宽宥的故事,内含女儿的心理纠葛与道德追问,牵涉男权思想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小姨多鹤》塑造了历经战争硝烟而幸存的女子,而后又被拐卖做了夫家传宗接代的工具。然而,历经百难,她却保持着天性的善与爱,出污泥而不染。多鹤、小渔透视出的是,“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的“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雷达语)。这里可见新移民作家创作中,对人性书写的不同思路。道德追问与文化反思显示了小说之“重”。值得强调的是,新移民作家对文化的重塑,并不是单向式道德回归,而是在故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寻人的道德良知与价值归属,进而寻求人类共通性的文化质素。文学伦理学批评借鉴现代思想精华,推崇人性,反思人类的道德责任意识。它“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是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10]。以这种方法来看新移民作家创作,我们不仅发现新移民文学对现代伦理的突破与道德僭越的尝试,同时看到它对传统伦理文化的回溯与道德重建的努力。


张翎


文化和谐的伦理期待


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形态交织并置。每一种文化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碰撞,诸多价值观挑战着人们既定的道德观念。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与伦理选择,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新课题。海外新移民作家在中西文化的比对中,寻求文化沟通与融合的可能途径。和上一代“留学生文学”中的文化伦理观截然不同,他们的创作中不再强调冲突与对抗,而是极力彰显差异文化的会通与糅合、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与理解尊重。这是一种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必然面对的文化选择。“‘新全球化’思想与此前的全球化概念和实践有所不同,是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性和包容性的全球化。此前的全球化可以看做是单一性和一律化的全球化。”[11]新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互通与融合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反映着时代的先声,无论是对战争题材小说的重构,还是对家族文化的书写,抑或性别立场上对两性伦理的探讨,都可以看出其中渗透着他们对和谐互补文化理念的追求。穆紫荆是德籍新移民作家中的后起之秀,是中国文学著名批评家郭绍虞先生的外孙女。她的《活在纳粹之后》(又名《战后》),是新移民创作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部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以极尽平和的心态来描述战争,尤其是对战争中的受害者的描述。战争并没有带给受害者心灵沧桑,反而唤起受害者心理上更大的怜悯与同情。其中塑造了一个经历过纳粹战争的美国老兵形象——达尼尔。他能够非常平静地讲述战争往事,以超越生死的释然,拥有上帝般的博爱之心,好像经历者不是他自己。他的通达与爱心非常人所拥有。从他身上,略可窥见伤痕叙事的另一种叙述。“宽宥”是最好的忘却与自我救赎,其背后传达的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观与伦理立场。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施玮的《世家美眷》、张翎的《交错的彼岸》是新移民文学中关于家族叙事的优秀长篇代表作。一般而言,中国式家族小说以揭示大家族男权专制文化为中心,构塑充满悲剧性的女性命运。但新移民作家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同样遭遇家族等级的压迫,她们却坚强、韧性、倔强,是自我生命的拥有者,而非男性附属品。究其原因,她们追求的是“我是谁”,而不是“我反抗谁”。《世家美眷》中的陆文荫、《交错的彼岸》中的黄蕙宁、《陆犯焉识》中的冯婉喻皆为旧式大家庭中的老一辈女性,但伦理意识与思想观念是全新的。换言之,在新移民作家笔下,建构一个女性的新世界,大于对历史的拆解与声嘶力竭的反抗。因此,在对几代人的家族叙事中,她们并非按照进化论的逻辑推演进而歌颂新生力量,而是发掘祖辈一代人的生命力。她们的思考重点与思维方式得到了全新的转变,她们站在伦理的制高点“善”的原则下,思考人/女人生命本身,进而寻求生命和谐的可能。同样,在性别立场上,新移民作家对两性伦理叙事也不再强调“他者—自我”之间那种强烈的对抗意识。她们探求的是两性如何能够通过平等对话、自我解放,达到和谐相处。考察新移民作家不同题材的小说叙事,我们发现“理解、尊重、和谐”是她们追求的文化理念。这是在新全球化语境中,面对多重文化思考的伦理期待。这种思想立场不仅反映文化理念的转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突破。它突破原来冲突与对抗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以崭新的姿态应对复杂语境中多重文化的差异与杂糅。


值得补充的是,这种“和谐”是否会消解文学审美的魅力?文化伦理、文学审美与道德内涵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按照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式,它“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但这种理论只可指向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而不可指向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12]。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是遵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逻辑,它并不以伦理道德为标准,而是描绘生活中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既经得起伦理道德的考证,同时也具有审美力度;既具有当下性,也具有超越性。


在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中,严歌苓、张翎的小说可视作拥有这些特征的优秀个案。严歌苓的独特在于,她始终未放弃对伦理困境的揭示与对伦理悖论的探讨。从早期《雌性的草地》《绿血》到近年来的《床畔》《芳华》,一系列革命题材的叙事中,对理想主义的探求与英雄情结从未间断。和许多作家一样,她对理想主义产生过怀疑与疑虑,而《床畔》《芳华》却重新显示了她对理想主义的憧憬与对道德的坚守。她所改变的是,英雄不一定是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平凡人中也有默默地对道德、责任与良知坚守的人。《陆犯焉识》中知识分子陆焉识寻花问柳,最终道德依归,坚守夫妻伦理。《第九个寡妇》中的风流寡妇却没有忘记“孝道”伦理、《铁梨花》中的“母杀子”背后所坚守的却正是道德准则。出于“道德”而反道德,构成的是叙事的张力与对道德悖论的不断反思。正是这种悖论体现了严歌苓小说思想的深度,同时也呈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叙事魅力。这种悖论式叙事使严歌苓的小说兼具了审美与道德两维价值。而将这种道德的两难放置在异域文化语境中,就更具有了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严歌苓


张翎小说表现出一种从容恢宏的大气魄,她着眼于人道精神,不失对人性的深层挖掘而重构宏大叙事。《阵痛》中四代女性的故事,跨越中国晚清以来一个世纪的波澜。风起云谲的背后,展现的是小人物的生命力量。《交错的彼岸》在中西两个家族的交错往来中,揭示大历史背景下小个人的悲欢离合。从形式结构而言,她往往将人物同时并置于中西文化两种语境中,在不同种文化切换中穿梭往来,从而完成她的宏大叙事。这种交错式的叙事方式本身可视作张翎对文化平等与和谐的伦理追求。从人物特征来讲,她笔下的人物性格、行为显示着她对道德伦理的反复思考。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化深层的伦理思想定位为文学分析的认知方法,它突出道德思想意义以及文化符号价值,同时也追求审美意义。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新移民文学创作,不仅能够发现新移民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推进新移民文学经典本文的产生,而且也是对新移民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一种方法。当然,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也还在不断地完善中,需要各门学科的参与。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移民文学)便是其中重要学科之一。



注释

[1][10]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页。

[2] 刘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与走向》,《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4] 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转引自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2年版,第282、282页。

[5]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3期。

[6]张娟:《海外华人如何书写“中国故事”——以陈河〈甲骨时光〉为例》,《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8][9]《有一些感动可以跨越国界——采访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上海采风》2010年第6期。

[11]张福贵:《新时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12]邹建军、屈伶萤:《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单向性》,《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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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09期


本期编辑: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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