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晟从生态史角度研究华人移民史

华人新开辟的蔬菜种植园


作为英国的定居型殖民地(settler society),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国际移民史。尽管与同类型的美国和加拿大相比,这里相对缺少扣人心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大事,不过若从一种环境史或生态演变的角度看,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或许别有魅力。众所周知,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今天都以风景优美、资源充裕闻名。而读完这本书后,你可能会意识到这只是 一种刻板印象,哪怕确实不能说这纯粹是当地人或国际游客的吹捧。真正有趣的问题不在于这里美不美,而在于一个150年前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所谓荒蛮不毛之地,如何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这里显然不仅仅涉及人类社会内部历史的变化,还牵涉到移民对原生态的改造,这恰恰是环境史学家最大的旨趣。因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

本书试图探讨的主要议题就是近代中国如何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生态上的联系,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华人移民如何卷入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殖民地的开发与建设,改变了这里的原生态,推动了一种融入全球市场的复合型农牧矿移民新生态的崛起。我试图说明,华人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标志着近代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生态联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华人强大的环境适应力与改造力让欧洲移民社会产生过一种生态焦虑,最终诉诸排华种族主义舆论与制度。这不仅反映出19世纪后半叶太平洋区域加速一体化的复杂后果,更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华人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所谓新大陆移民国家推动生态与社会变化时所具有的能动性。

关于这本小书的内容,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我以华人移民为研究的对象,但读者们请勿期待这是一本严格意义的华人华侨史作品。本书基本上不关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华人移民社会内部的组织、生活与文化,不讨论华人移民的认同,也没有关注华人移民对侨乡或母国历史的直接影响。我主要是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历史作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我更关心作为一种生物群落的华人群体如何与周围环境及欧洲移民群体互动,尤其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如何看待华人移民及其生态。在“宏大叙事”带有贬义色彩的今日学界,本书依然试图从一种生态体系整体演化的角度来思考华人移民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促进中国人对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内的海外世界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高度认同王韬),尤其是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 断反省种族主义、强调多元文化的社会,何以在冷战结束后的时代依然不时有人(虽不是主流)对华人移民感到焦虑和排斥,特别是当发生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社会公共危机之时。

1903年1月10日圆山的“广州村”

本书基本上以历时性叙事的方法展现中国市场、移民及其资本如何影响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社会与生态的变化。本书的第二章主要讨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 中国市场的需求如何促使新生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殖民地变成自己的海产资源边疆。在开辟并扩大对华直航贸易的过程中,殖民者和西方商人为满足中国市场而大力榨取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参、檀香木及海豹,也为华人移民输出铺平了通道。

第三章在对比华南地区与澳大利亚东南部自然环境与生态体系的基础上,说明在鸦片战争后,环境因素在华南居民向澳大利亚殖民地移民的过程中成为“推—拉”因素之一,同时也分析在华人移民过程中陌生环境可能造成的挑战。

第四章主要关注在1851年爆发的澳大利亚淘金热中,移民如何对原生态造成冲击,尤其是华人如何发挥具有争议性的独特生产方式与故乡的水利技术,提高了淘金作业成果。

第五章重点讨论1854年前后,维多利亚金矿区如何在官方劣政及生态恶化的情况下爆发了反政府起义。从中可以看到欧洲移民矿工如何以一种生态竞争的话语鼓吹排斥华人移民,同时迫使一味妥协的殖民当局通过排华立法与种族隔离制度强行规训华人移民的生态,直至1865年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法和种族隔离制度才废止。华人移民在消极抵抗中熬过了歧视岁月,而这段历史已经见证了日后殖民地排华话语的基本逻辑。

第六章着重讨论19世纪60年代后华人移民在退出淘金热后如何在多样化的空间建立起混合农业的新生态,尤其是通过发扬华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艺,成功改良土壤并发展蔬果种植业,为殖民地移民新生态的健康发展发挥重大支撑作用。

第七章展现1865年后华人移民如何在寒冷的新西兰以及炎热的昆士兰殖民地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自己的环境适应性与改造能力。华人移民不仅在关键时刻加入了新西兰南岛移民社会与生态的建设,而且几乎独树一帜地在欧洲移民望而却步的昆士兰极北(far north)地区开疆辟土。

第八章展示华人移民的资本如何促进了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定自然资源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工业化的开发,在殖民地农牧矿复合生态的最终确立过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甚至是引领作用。

终章总结了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殖民地社会与生态变化的意义,特别是通过对殖民地欧洲移民生态观念变化的分析,说明19世纪末殖民地社会排华思想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厌斥华人的文化或经济竞争力,也源于对华人移民生态优势的忌惮。作为对国际环境史学界既有论断的一个补充,本书强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样的所谓“新大陆”移民殖民地之所以成为“新欧洲”,不仅在于欧洲新移民生态对原生态的征服、替代与改建, 更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排挤和压制了其他移民的生态与文化。

本文节选自《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晟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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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一 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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