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费晟《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

作者:费晟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3月



内容简介

    作为英帝国最偏远也最晚开辟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自十九世纪以降迅速沦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资源边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历史是世界史研究中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本书利用环境史的新视角整合了之前零碎保存的史料,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及生态变化的角度探讨澳新历史变化的特点,突破了传统国别史研究中重视政治经济话题,从而容易忽略地缘上较为次要的大洋洲区域史的局限。本书以澳新华人移民的经历与命运为线索,力求展现全球资本主义及西方殖民扩张中人口交流、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以及文化冲突之间的复杂互动。


作者简介

    费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环境史学组织(ICEHO)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环境史、大洋洲史与华人移民史。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Global Environment等刊物。

目录

图录

表录

自序


第 01章

序章

老问题之否思

一种新思路:移民环境史

澳新殖民地的社会与生态之变

本书章节安排


第 02章

新航路

南太平洋地区对华海参出口及其生态影响

寻找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

极东航线上的海豹皮

极东航线开辟的环境史意义

小结


第 03章

跨越赤道的相遇

走入荒野的厦门人

淘金热与移民潮

珠江三角洲的躁动

通往金矿之路

小结


第 04章

“黄金国”来了“天朝客”

金矿资源边疆的形成

华人淘金活动的开端

“华人破坏水源”?

小结


第 05章

躁乱的边疆

通往暴动之路

遏制华人分享资源

强制的华人生态

小结


第 06章

荒野中的新生机

华人蔬菜种植活动的兴起

珠三角农耕经验的传播与矿区生态重建

华人多样化的农副生产活动

小结


第 07章

新西兰与昆士兰

新西兰,新希望?

华人移民与新西兰农矿生态的发展

昆士兰:热带的召唤

小结


第 08章

资本的力量

工业化采矿的生态影响

“香蕉王国”

蔬菜、木耳与奶酪

小结


第 09章

终章


参考书目

附录一 悉尼杰克逊港与广州直接通航船次一览表(1788—1817 年)

附录二 淘金热时代维多利亚殖民地出口黄金至中国的数量 和价值一览表(1851—1879 年)



试读

节选自《再造金山》第八章“香蕉王国”。注释从略。



    “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奠基人都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而他们起家的资本,又都来自昆士兰及斐济的香蕉贸易。作为一种人造的环境,南京路商业街豪华壮观的百货大楼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最吸引眼球的景观,其实是中国与南太平洋内陆生态与文化联系的必然结果。”



    

    在诸多农副产品产销链中,华人资本活动最密集的领域是香蕉种植与销售业。至1891年时,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人口最多的维多利亚殖民地至少有800名华商,其中300多人都参与贩售包括香蕉在内来自华人种植园的新鲜农产品,而通过香蕉产业的盈利,“对华贸易即便没有被他们垄断也是基本被其掌控,他们还从印度、毛里求斯及新加坡进口大宗物资。”香蕉产销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的公司就是永盛、泰生和永安商号。他们在墨尔本与悉尼都设立了分号,但其最大的财富来源以及环境影响,都发生在距离这些中心城市3000公里之外的昆士兰极北地区。华人香蕉产业的崛起,充分体现了华人资本是如何通过跨地域乃至跨国性的生态—文化交流网络推动了殖民地生态的改造。


华人热带作物种植的源起

    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各种水果行业中,香蕉是当时殖民地社会少数几种市场需求庞大,但又依赖热带环境才能生产的品种。毫无疑问,从环境要求上看,湿热的昆士兰殖民地沿海地带是最适宜发展香蕉种植的,偏偏这里又是欧洲裔移民感官上的自然禁区,所以这个产业就如同淘金一样,成为华人移民主导的行业。以悉尼与墨尔本的资本为基础、以帕尔默河淘金热吸引来的华人移民尤其是三邑移民为基础,华人资本控制了从种植园投资、招工、生产、销售到贸易的全部流程,恰如夏威夷华商在当地发展出来的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业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昆士兰的香蕉本身起源于中国。因为虽然地处热带,无论是在昆士兰还是在南太平洋诸岛屿,本土的原生态中是没有香蕉这个物种的。今日在南太平洋地区常见的所谓卡文迪许香蕉(Cavendish Banana)也叫中国香蕉(Chinese Banana),原产于华南地区及大陆东南亚地区。1835年时,最早在南太平洋群岛传教的教士约翰·威廉(John William)访问了德文郡的公爵,公爵向他展示了经毛里求斯刚刚被引入其英国庄园的中国香蕉植株。1839年约翰·威廉重回萨摩亚群岛进行传教时随身携带了几盆香蕉苗,虽然抵达目的地时仅剩一盆还活着,但是很快就在适宜的气候下生长起来。随着富有探险精神的传教士在南太平洋各地的活动,香蕉于1848年传入了斐济及毗邻的昆士兰。威廉神父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充当了全球物种交流的重要媒介,他把香蕉引入了全新的环境,触发了一连串新的历史进程。


    但是香蕉并不是华人在昆士兰热带经济作物种植的最早选择。在1880年代淘金热平息之前,除了库克敦、凯恩斯、道格拉斯港等一些殖民据点,昆士兰北部沿海地区的热带雨林仍然密布,大规模的农作物种植活动方兴未艾。淘金热走向平息后,华人移民转向种植业,同时也开始清理森林,但其主要目的还是种植粮食和蔬菜,毕竟需要优先满足生存性消费。1889年政府的农业经济调查报告显示,当时昆士兰北部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凯恩斯大量种植水稻,而且基本上由华人移民掌控。凯恩斯地区的地势相对开阔,而且原始林木以低矮的红树林为主,所以华人很快就清理出大片耕地。在当时昆士兰极北部地区,大宗物资几乎全部靠外来进口,包括大米都要征收重税,而华人开发水稻种植,以天然雨林与湿地的消失为代价,减轻了自己的基本经济负担,也让移民社会在昆士兰北部边疆得以顺利维持。


    但是,华人移民改造原生态的活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上,他们很快也尝试利用投资来发展大规模的单一农业种植园盈利。1880年,一个名叫“合华种植园”(Hap Wah)的投资项目正式起步,大约吸纳了100名华人移民的股份,还聘请了欧洲裔移民安德鲁·里昂(Andrew Leon)作为经理。合华种植园位于凯恩斯南部,占地达到惊人的600英亩,主要种植甘蔗与棉花。华人因此也成为凯恩斯最初的甘蔗种植者。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种植园工人的生活需要,农场也自己饲养了猪、各种家禽、种植花生以及水稻,进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乡村移民生态群落。但是这项投资最终在1886年宣告失败:棉花因为气候太过湿润而无法出产成熟饱满的果实,而甘蔗榨糖活动则因为机械设备窳劣且不足用而无法保证品质,加之劳动力成本的压力,种植园所有财物最终作价15000英镑出售,损失高达2****英镑。这是整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各种记录中仅见的华人开展大型农业投资最终惨败的案例。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华人对自己较有把握的农业作物种植产业颇有信心和雄心。600英亩的土地,都来自于热带雨林的开发,仅就这一个种植园就可以看出当是华人资本的生态冲击力。当然,即便像珠三角移民这样富有农业经验的人类也会遭到大自然的愚弄。现在看来,这个种植园从一开始就选错了目标。1860-1870年代英国殖民者在斐济发展棉花种植园惨遭失败,也证明了南太平洋热带地区种植棉花商业上不可行,但华人移民显然没有及时得相关的情报,何况珠三角移民在传统上也不够熟悉这种经济作物。至于甘蔗榨糖,它则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高强度的加工,斐济是通过引入印度契约工解决了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以昆士兰当时有限的农业劳动力供给量,蔗糖产业很难提高效益。


    不过,昆士兰当局始终在大力推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从1889年的调查报告中可以发现,官方对咖啡、烟草、肉桂及香草等各种可能获得的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都充满期待。但是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在凯恩斯及汤斯维尔等地鼓励甘蔗种植园和水果种植园,因为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是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成熟的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有足够的保证,因此在自由移民劳工不愿前往昆士兰种植甘蔗的情况下,西方资本家就通过引入太平洋岛屿劳工即所谓的卡纳卡人(Kanakas)来发展甘蔗种植园及制糖业。昆士兰殖民当局为此还在1889年成立了甘蔗种植业调查委员会。


    与甘蔗种植及蔗糖加工产业相比,昆士兰当局对于水果种植业则充满了忧虑。原来,除了技术与管理经验相对不足,香蕉等水果种植业还有额外的风险:

    第一是香蕉等(水果)容易腐坏,如果不及时运到港口再转运,就会导致严重损失。……第二,(白人)投资者缺乏成熟分销商与市场。……此外,水果行业前景是不错,但是目前这里的大部分土地还是没有被清理。

官方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对于当时能够赢得移民市场青睐的廉价热带水果,欧洲资本缺乏种植经验,而且澳大利亚是欧洲移民殖民地,不敢再大量引入亚裔劳工。其次,与蔗糖不同,热带水果通常很难实现远程运输,尤其是在凯恩斯一带,基础设施落后,航运条件差,保鲜技术也不过关。最后也是非常棘手的是,缺乏拥有批发与分销能力的商人及其网络。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说来也不意外,华人移民再次出手了。


1888年澳大利亚昆士兰最北部湿热地带的华人香蕉种植园


华人香蕉产销业的崛起

    对于华人移民来说,昆士兰极北地区的气候与土壤、欧洲移民资本对香蕉种植业的冷漠,恰恰是他们发展香蕉产业的天赐良机。因为来自珠三角的华人在香蕉种植领域本就是得心应手的,其吃苦耐劳的作风也无惧开荒与照料蕉园的辛劳。更重要的是,在墨尔本及悉尼的成熟的华商群体能够给予投资并且保证分销渠道。


    1886年,凯恩斯地区首次有记录显示香蕉开始向澳大利亚南部殖民地出口,尽管今天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位商人最早经营这门生意,但是其投资与产量显然是稳步增加的。根据1992年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的回溯数据看,1880-1881年昆士兰香蕉产量只有914吨,1885至1886年就达到了2108吨,1890-1891年则是2****吨,1895-1896年18873吨,1900-1901又上升为2****吨,1905-1906年则是3****吨。1901年,第一次有明确的记录显示昆士兰华人集资创办了专营香蕉批发业务的公司——格拉顿贸易公司(Geraldton Trading Company),同时该企业也在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乃至珀斯等地开设水果商店。其中位于墨尔本罗塞尔街(Russell Street)的商店其实是一个大型批发市场,足足要占据两个街牌号的地皮。这标志着在世纪之交,华人澳大利亚热带地区的香蕉产业走向全盛。事实上,更大量的华人资本是从墨尔本与悉尼等华商聚居地流向昆士兰的,以昆士兰为生产基地,以悉尼与墨尔本等为销售基地,规模庞大的华人水果产销业迅速崛起,尤其是由广东中山人掌控的永生、永安与泰生公司。中山人马应彪与好友郭标早在1880年代后期就在悉尼连续创办了蔬菜杂货销售商号永生、永泰及泰生,而在1890年代后,它们都转向经营香蕉等水果贸易。1897年,同样来自中山的郭乐、郭泉兄弟在从永生商号离职后,又自行集资1700英镑在悉尼创办了永安果栏,主营业务也是香蕉贸易。为了形成自己稳定的供货基地,这些商人都不断向昆士兰注资开辟种植园。不仅如此,以泰生公司为代表的水果商号还迅速把种植园扩展到了斐济,因为这里劳动力更便宜,而且通往悉尼的海运条件更好。1902年时,“永安水果公司联合马应彪等开办的永生、泰生公司,在斐济开辟种植园,初期即达350英亩,每半月有1万串香蕉运往悉尼”。这家名叫“生安泰”的公司其实成为了香蕉种植业的卡特尔。1913年时,泰生果栏在昆士兰与斐济总共拥有超过1000亩的香蕉种植园,此前它在1905年时还成为斐济政府的香蕉承包商。


    香蕉产销业的大繁荣最终促成了华人的行业垄断地位。1906年新南威尔士水果交易所主席在接受议会听证时就表示:“斐济的香蕉贸易已经从英国人手中完全转入华人手中”。1908年悉尼的一家欧洲裔水果代理商警告说,新南威尔士州的香蕉贸易据信有80%以上由华人垄断,而华人在回击中承认,华人控制了新南威尔士州香蕉贸易大约一半的份额。1907年,墨尔本也报告说,本地区的华人垄断了全部的香蕉供应。如此垄断直辖,香蕉产业的利润也是惊人的,1901年至1913年间,永生公司每年仅对斐济的营业额就达到18200英镑到3****英镑之间。而1899年的数据显示,永生公司在昆士兰的香蕉贸易营业额也高达3****英镑。泰生于1921年透露其营业额在5万至6万磅之间。


    在华人香蕉产业高收益的刺激下,1909年后欧洲裔商人也开始插手这一贸易,而且享受昆士兰政府允诺的800英镑起步贷款资助。尽管华人种植者得不到这样的补贴,但其地位至少在1913年前由于得到来自南方的投资而巩固,而他们也只把香蕉卖给华人商贩,反过来也强化了华人投资者的优势地位。但是打压华人香蕉王国的负面后果也是立竿见影的。1909年悉尼的香蕉价格迅猛涨价,媒体采访永生公司原因,答复如下:

    主要原因是昆士兰实际上开始放弃香蕉种植业了,因为中国人不再在这里大面积种香蕉。因为他们的不到足够的劳工照顾蕉园。中国农业劳工太少了,移民法限制这类人进入澳大利亚,那从经济角度考虑,种植园主只能停止种香蕉。而斐济遭遇了飓风,香蕉园损毁严重……

事实上,种族歧视政策打压的不仅是华人的经济活动空间,也抑制了华人生态的扩张。

       1889年昆士兰华商装卸香蕉的场景


香蕉产业与环境的相互影响

    从经济收益上看,香蕉产业为澳大利亚华人资本的增值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但是它的环境影响也是不小的。首先,香蕉树及种植园发展的特殊性就决定了种植者会全力摧毁当地的原生植被:

    香蕉树一旦成熟,可以连续产果,五六年后就必须砍伐掉重新栽种新苗同时施肥。而华人发现开辟新的蕉园,清理雨林要比立刻挖掉残根和施肥重新种植更节省劳动力,也更省钱,所以凯恩斯附近大量森林就被这样砍伐掉了。

考虑到新香蕉树的成熟期本身需要9至11个月,因此一个香蕉园最多6年就可能需要重新耕种或者另辟新址,这使得华人的香蕉种植业导致的毁林现象不断蔓延。由于缺乏对华人香蕉种植园面积的完整的统计,昆士兰及斐济为此损失的森林规模难以准确估测。在1910年昆士兰香蕉产业整体衰落时,一位记者仍然如此描绘凯恩斯地区的一个华人香蕉种植园:

    我看到的香蕉种植园一定为它的华人园主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这个种植园大概有100英亩,现在每英亩收割后留下的香蕉树茬有180个左右,据说每个秋季,每一株都能产6串。眼下每串香蕉在墨尔本能卖8先令。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乘法就可以算出来中国人拥有的这个产业能创造多少利润。

在香蕉品种与技术与19世纪末相比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根据这个材料,可以推算1英亩土地,一个产果季节能出产1080串左右的香蕉。而在华人香蕉王国的全盛时代,永生公司的老板郭标透露,从1899年开始,公司每一周仅从昆士兰一地就能收到7000串香蕉。而杨进发的统计是,1899年昆士兰殖民地出产香蕉为360万串,1900至1901年为230万串,1902至1903年为110万串,1905年再次跃升为190万串。考虑到香蕉的丰果期在每年秋季,由此可以想象在1899年昆士兰至少有3000英亩以上的土地才能支撑如此大的产量。


    其次,需要强调,华人香蕉王国的发展固然导致毁林问题,但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对土壤营养的掠夺性压榨之上的,许多蕉园在休耕数年后会被肥田后重新种植。即便是新清理出的土地,种植者也会将杂草等用作绿肥施入土壤,有时还会间种水稻,并且不断追加有机肥料。1889年接受询问的欧洲农民就表示:“再不行的土地,只要你把它送给华人种上三到四年,那就没问题了。”这与西方殖民者利用外来苦力支撑的热带经济种植园尤其是甘蔗种植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常常导致土壤肥力迅速耗竭。1909年后,当局开始竭尽全力扶植欧洲资本排挤华人香蕉种植园,但还得学习华人肥田的技术——给土地施加粪肥。1909年4月的一则媒体报道说:

    大约7个月前开始,政府做了一个试验以便让旧的香蕉园恢复肥力,农业部门给种植园运送了大量“预制”好的粪肥,现在它们已经被施加到土地里,看看下个月初开始能否让这里重新种植香蕉。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观察。……如果能成功,就可以让欧洲人来种植了。


    尽管昆士兰适宜种香蕉,但是并不意味着这里就没有环境挑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对香蕉种植业的打击经常让人猝不及防。1901年是一个拉尼娜现象的年份,昆士兰遭受的比较罕见的霜冻,结果导致了香蕉严重减产。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巨型台风的侵袭不仅会席卷斐济等岛屿,也会对昆士兰的香蕉园造成严重打击。1906、1911、1918年都是有确切记载的台风肆虐之年。比如1906年3月的报道就显示:

     最近的一次台风重创了格拉顿与凯恩斯的香蕉种植园,导致了这些地区产量的锐减。……各港口运出的香蕉只有10000串了,而之前还是3****6000串。……布里斯班每周原本能接收到280箱香蕉,现在只有50-60箱。


    此外大规模香蕉单一种植园生态的兴起,意味着病虫害防治的问题也不轻松。 因为一旦有发生病虫害,因为单一作物种植生态体的生态多样性很低,很难通过自然办法遏制病虫害扩散。 1901年,昆士兰香蕉种植园就出现了一种胶病(gumming),香蕉树外形看上去非常健康,但是砍掉就发现树芯已经烂成胶状,而且整个植株统统烂心,搞不清楚病因,最终只能砍伐香蕉树,让出田地去种甘蔗。 大概在1898年4月,悉尼的农业检疫部门无意中发现昆士兰凯恩斯地区出产的香蕉种植园出现了严重的果蝇侵食问题,经调查后,发现情况非常严重:

    这比蠹蛾(codlin moth)还要难对付……甚至在绿色(未成熟)的香蕉里都能找到这种害虫的蛆,但是由于很难逐一排查,因此检察官建议(新南威尔士农业部)完全禁止进口凯恩斯地区的香蕉,但是部长很犹豫要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当地的桃子和橘子也已经感染了,不管要考虑采取什么措施,都必须要扼止这种害虫。


    从1899年的报道看,昆士兰的果蝇其实很可能最初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桃子种植园,但是在昆士兰因为环境更为适宜,所以才更出现了大量繁殖,尤其是广泛分布的香蕉种植园成为它们繁衍的乐园。原本昆士兰的香蕉“个头很大,远比斐济香蕉的个头更大,市场前景极好”。但由于大量蝇蛆侵蚀了种植园,造成大面积砍伐香蕉树,香蕉减产。同时由于担心病虫可能通过物流进一步扩散到其他水果种植园,最终澳大利亚南部殖民地纷纷转向进口斐济的香蕉。1907年,维多利亚殖民地开始要求对昆士兰出产的香蕉逐箱进行果蝇检疫,严重打击了香蕉种植信心,成为昆士兰华人香蕉王国最终衰落的又一大重要原因。


    不过,由于华人经济精英本身处于一个将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紧密连接的生态—文化交流网络,香蕉种植业导致的生态影响远不止在澳大利亚或斐济发生,这里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首先,昆士兰与斐济香蕉的丰产与销售,导致了太平洋岛屿地区原住民人口饮食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在昆士兰甘蔗种植园中的原住民劳工,他们开始把邻近华人种植园出产的卡文迪许香蕉带皮烘烤后食用,因为其果型大但口味略酸。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后,也把这种习惯带回本部落,最终造成包括整个美拉尼西亚群岛及波利尼西亚部分群岛都开始流行食用香蕉。香蕉树继椰子之后也成为热带岛国的新标志性景观。


    其次,在昆士兰香蕉种植与销售业中发家致富的中山移民并没有停止他们资本运作的脚步,而这对中国现代城市商业景观造成了异常醒目的影响。率先迈出传奇一步的是马应彪,他在1894年携带资本返回了中国,并于1900年筹集到2****元港币开办了一家百货公司,命名为“先施公司”。马应彪在悉尼时对当地百货公司明码标价出售商品的模式印象深刻,于是在先施公司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获得广泛认可。1913年时先施公司建造起了高达七层楼且安装了电梯的百货大厦,拥资达700万港币。随后又在广州和上海兴建百货大楼。尤其是1917年在上海南京路上设立了同样为7层楼高的环球百货公司,至今仍然是南京路商业街的地标。


     迄今已有103年历史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


    1907年时,永安公司的老板郭乐也回到了中国香港,筹资16万建立了“永安百货”大楼,这笔钱汇聚了包括他四个弟弟在内的20名华人水果商的财富。 1918年,永安百货同样在上海南京路建起了新的7层楼高的环球百货大楼,而且正对着先施公司,随后又新建了19层楼高的新商厦。 永安公司一举成为中国高档百货公司的象征。 1899年,在昆士兰香蕉贸易富商梁坤和的指引下,中山石歧人李敏周前往昆士兰殖民地汤斯维尔(Townswell)从事蔬果种植活动,随后逐渐开始经营零售商店。 在完成基本原始积累后,1926年他在先施公司高管黄焕南的协助下,与脱离先施公司的同乡刘锡基一起在南京路上租赁了犹太裔商人哈同的地产,创办了七层楼高的“新新公司”。 1912年,同样与先施公司马应彪有着密切联系的永生水果行老板蔡兴也回到香港建立了大新公司,而其兄弟蔡昌也在1912年从马应彪的先施公司中独立出来,先是与蔡兴在香港与广州经营百货公司,最后于1936年1月10日一起在上海南京路创办了蔡氏资本发起的“大新百货公司”,商场高达10层,建筑面积达8.2亩,面积之大,装修之豪华,设备之先进,成为中国百货界新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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