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融合专题分层融合视角下族群融合的弥合机制研究——以新加坡华族为例

       1965年以来,通过构建“CMIO”模式,即“新加坡社会是由华人(Chinese)、马来人(Malays)、印度人(Indians)、其他种族(Other)四大族群组成的总和”,新加坡政府塑造了“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均享有独立且平等的地位,并在语言、文化及宗教等方面保持各自的族群特性。

       新加坡的融合理念如“沙拉碗”(salad bowl),对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在已有的种族架构下,中国新移民被国家期许能成功融入华人社会,为华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维持现有结构及社会稳定。然而,受多方因素影响,华族融合状况并未如政策设想般顺利,其中存在诸多的融合裂痕。那么,如何构建融合裂痕的弥合机制,从而破解华族社群的融合困境?


一、差异性包容中的制度弥合

       新加坡族群融合是建立在尊重差异的理念基础上,多元共存已成为新加坡人的标志性特征。差异性包容下的融合,重在新公民融入新加坡已存的CMIO结构。这种理念在新加坡的各种制度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学校教育中,学生除英语外,还须学习一门“母语”,其种族身份决定了学习的语言种类,华族为华语。居住方面,“种族配额制”确保各地区居住空间均能反映新加坡的种族构成,学校、市场、运动场等公共场所为族群接触、交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促进族群间的融合。2009年,为进一步推进新加坡人与新移民间的互动,新加坡成立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任命“融合与归化倡导员”,通过家访、社区活动等形式帮助新移民融入。敦促新移民通过学习英语,与当地人互动,参加社区活动等方式,从自身做起融入新加坡社会。

       2011年开启了针对新公民的“新加坡公民之旅”,通过文化遗址考察、社区共享等活动,促进新公民顺利融入。可见,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融合还意味着学习内化新加坡共有的价值和社会规范。进入新加坡社会的华族成员,因自身携带的资本不同,在住房、职业、福利与机会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公民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关系的复杂性。


二、促进适应与交往的组织弥合

       除官方的制度性弥合外,非营利性社团在族群融合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组建的传统宗乡会馆,是新加坡华人相互扶持、落地生根的重要基础,在促进华族融合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新移民团体更具包容性,成员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又可分为综合性社团与地缘性社团。综合性社团如华源会、天府会,其中华源会的成立宗旨为协助会员融入新加坡多元社会,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加强与其他社团的联系,丰富会员及家人的生活等。以各省为主要成员的地缘性社团,如天津会、山西会、齐鲁会等,也发挥着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搭建商业网络平台,促进新加坡与中国间交流的功能。

       此外,半政治半社会性的社会团体——华社自助理事会(以下简称华助会)是主要服务于华族低收入家庭与个人的自助团体,旨在培育并发展华族社群的潜能,将其打造为自力更生、力争上游、互助扶持、团结与和谐的社群。华助会中和谐的人际接触不仅有助于群体偏见的逐步破除,也可能为今后提高华族内部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奠定基础。


三、互惠支持网络给予的资源性弥合

       要避免华族成员面临向下融合风险的同时,还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与机会,制度性与组织性弥合虽然必不可少,但仅凭政府支持与组织服务是难以实现的。由职能型组织、学校、企业、服务型组织与义工构成的互惠支持网络,为发掘华族底层家庭与个人的潜力提供了全面的生存性与竞争性资源。秉承新加坡强调个人责任的福利设计理念,华助会关注低收入、低技能的本地华族个人及家庭的实际需求,服务设计中既重视金钱、实物供给,也强调融入社会的谋生技巧与信心。通过技能提升、教育支持、家庭帮扶等方式增加向上流动所必需的人力、心理与社会资本。

       华助会还通过定期的问卷调查、家访等了解家庭问题,制定家长学习计划,提高家长能力,增进亲子互动。“跃升计划”则通过津贴、家庭导师与卓越发展三方面,以帮助有潜能受助家庭迈向社会较高层。要真正激活并促使华族向上流动,不仅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生存性资源,更要提供相对稀缺的竞争性资源,而这些资源涉及范围广,需多方给予支持。彼此关联又各不相同的组织与个人构成的支持网络,实现了华族社群的资源性弥合,而这些组织与个人本身也从弥合中受益。


四、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融合模式

       新加坡社会中存有制度、组织、互惠网络三种弥合机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弥合功能。制度性弥合中,通过相关机构的建立以及鼓励民间团体对新移民的吸纳及转型,有意营造新老华族成员的和谐气氛。然而,在公民优先的制度设计下,制度性弥合更多遵循的是单向同化思维,忽略了华族内部成员的差异性及关系的复杂性。组织性弥合中,传统宗乡团体与新移民社团确实在新移民的语言习得、生活适应、社会交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宗乡团体自身的发展问题及“多元文化”为界的群体排斥等,均影响其弥合功能的发挥。在互惠网络中,半政治半社会性的华族自助团体在协助新加坡华族底层成员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资本同时,也为消除新老成员偏见,体验多元文化,扩展新移民社会网络提供了机会。然而,华族成员对志愿活动的低投入,社会网络构建及功能延展的时间性等,也使很多新移民与中国原有家庭网络保持密切联系,延长了其对新加坡社会的心理融入过程。

       分层融合理论指出,未受社会偏见影响的种族,其适应过程会更加顺利。不仅如此,文化相似性还能确保新来者,拥有接纳性的社会环境,而公众同情心还能够有效中和政府的政策排斥。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实际上是强调种族间的多元,重视种族内部的同化。华族内部非但没有接纳性社会环境的生成土壤,文化差异与公众复杂情绪还形成了排斥性的社会环境,这种排斥进一步影响了政策调整。缩紧的移民政策,“新加坡人优先”原则的提出均可视为政府对公众态度的回应。如何改善华族内部排斥性的环境,营造接纳性的环境理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摘自:王开庆、史秋霞 :《分层融合视角下族群融合的弥合机制研究——以新加坡华族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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