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数万亿财富流向海外,揭秘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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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9日,福布斯官方yili发布了2019新加坡富豪榜单,49岁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当年以138亿美元(约合约10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净值成为新加坡新晋首富。
 

榜单一发出,网友第一关注点是:张勇移民了?


现如今,张勇夫妇不但是新加坡公民,而且这1000亿资产,即全副身家,也全部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



无独有偶,早些年,曾经的中国首富,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领军人物施正荣移民澳大利亚,带走了数百亿的资产。
   
 
近年,潘石屹的老婆张欣也移民到了美国,最近几年他们二人将自己在中国的产业几乎全部变卖,通过家族信托基金,把在中国赚到的上百亿资产都带到美国。
 
近年来,企业家移民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3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中国企业主已逐渐成为新一拨“移民潮”的主体。
 
据亚非银行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人数令人大吃一惊!中国富豪移民人数居世界第一!



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富豪拥有的总资产达到204万亿美元。其中有10.8万富豪选择移民其他国家,13.9%来自中国大陆。

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总人数1.5万,比2017年的1万增长50%;中国富豪移民人数为全球第一,高出第二名俄罗斯一倍有余。

2017年选择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人数还只有1万人,到了2018年却飙升到1.5万人,至2020年已超过2万人,而且每年都在呈递增的趋势,这些移民海外的富豪平均身价都在数亿以上,这意味着,每年都有着上万亿的财富流向海外。
 

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富豪的总资产已经达到23.6万亿美元,以资产总量计只比美国的60.7万亿低,排名世界第二。而未来10年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速预计可以达到120%-130%。


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大地上创业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自然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问题。


如移民国外后,交际圈较国内有限、无法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按美国纳税政策,无论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的居民,不论居住在哪,必须按全球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因此移民者必须事先做好财产规划;有些国家的条件异常苛刻,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还是乐此不彼、争相选择“跑路”国外?
 
这么庞大的企业家群体移民海外,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和逻辑是什么?很多企业家表示移民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或者是提高生活质量,这只是其中原因一二,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对此,笔者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中国企业家移民海外的深层次原因有:

1


企业家对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容许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景信心普遍不足,内在的危机感促使他们移民国外,这是核心原因,是企业家移民的最重要动机。
 

2


企业家担心自已的“原罪”。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向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崛起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的边缘地带、制度的灰色地带、管制的空白地区都是有空子可钻,己先前做的那些事,现在已是法律的禁区,这把刀其实一直高高悬于头顶,随时有坠地可能。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曾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家认为自己有原罪,同时害怕制度什么时候变了,自己的原罪就会被揪出来。
 

3


国家政策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以及广泛的权力寻租,都使一些企业家对现存商业环境失去信心,从而通过移民获得“超国民待遇”或者寻求海外商业机会。
 
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中,法制不健全、权力大于法、权贵阶层视法律法规为儿戏,让企业家们无所适从。
 
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不完善、税收过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恶化了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市场经济环境,也打击了企业家的信心。打个比方,在山西煤改中,开始煤炭卖不出价钱,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引入不少温商资本,后来煤价连翻上涨,不少温商投资的小煤矿被迫关停或者被大煤企兼并,投资遭受损失;此外,政府虽然早已开放了成品油销售领域,但由于石油巨头们的垄断和打压,民间资本所控制的加油站数量正越来越小,皆被国有巨头们所吞并。
 
另外,在中国社会做生意必须要与官员们搞好关系,如果没有人脉将寸步难行。娃哈哈的新一代继承人宗馥莉曾因埋怨,中国官场太复杂,希望像李嘉诚一样将资产搬出内地。这番话把她老爸吓出一身冷汗。宗庆后赶忙表示,女儿的表态纯系“失言”。最有趣不是年轻人宗馥莉的放言,而是中国首富宗庆后的惊慌。因此,他呼吁给民营企业更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才不会被“拐跑”。
 

4


企业家地位尴尬,在国家体制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因此个人权益缺乏保障的渠道和机制,促使部分企业家移民。到目前为止,民营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从1992年到1998年为第二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998年以来为第三阶段,确立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民营经济才获得了正式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与他们的经济贡献相比拟的地位,民营经济也并未赢得相应的待遇。
 

5


中国护照在上多数国家不具“免签”待遇,导致企业家的商旅活动很不方便,影响了国际间经济合作,因此移民以获得西方国家护照,便利出行。
 
有关中国护照,有一个故事能说明问题。知名学者于建嵘教授赴英开会,申请签证除了需要护照和身份证外,还要求出示户口本,于建嵘一怒之下取消了行程。
 
因此,移民能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企业家免签证的便利性。
 

6


西方优良的制度、社会、文化、福利等因素的吸引。
 

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赚取巨大财富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让儿女享受更好的教育,如何把自己的财富传承下去也很重要。所以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和“生活质量更好”特别牵动着他们的心。


企业家们往往为了家庭和子女发展的需要,选择移民海外,到国外只是投资了一个身份,其本人在事业与生活重心仍在国内。所以国内的教育体系和环境问题,急待于改善。
 
在西方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外,西方民主制度、宽容的社会氛围、广泛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因素,都是中国企业家寻求移民的重要原因。
 
美国《福布斯》杂志刊文称,美国良好的公共产品供给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居民申请移民该国。中国富人正是那些有能力“以脚投票”,在外人看来“去国外享受高福利”的群体,其中多数是企业家。
 

7


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施行低税政策,以吸引外资,促进地区发展。比如张勇夫妇移民的新加坡,没有外汇管制和资本增值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公司利得税目前较高只有17%,而且实行区域征税制度(海外收入不征税)。这样不仅极利于个人财富的保值和传承,最重要的是个人财富的安全。
 

8


上市,外商并购境内公司不受并购规定所限……”。何为并购规定?2006年起实施的并购规定明确,“中国老板在境外成立离岸公司收购自己的境内企业(即装境外的过程),应向商务部报批”。
 
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企业能获批通过。
 
以此,中国老板移民变外籍老板,也成了规避并购规定的“例行”方式之一。
 
留意一下,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
 
2007年10月,在港上市前夕,SOHO中国老板潘石屹将他所有股份,全让与了持香港籍的老婆张欣,自己一股没剩。
 
2012年,通过变更国籍俏江南H股成功上市,俏江南已从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2013年12月,在港上市前夕,龙光地产老板纪海鹏将他所有股份,全让与了持圣基茨籍的女儿,自己一股没剩。
 
2016年11月,在港上市前夕,周黑鸭老板周富裕将他所有股份,全让与了持瓦努阿图籍的老婆,自己一股没剩。
 
……
 
自己移民,或让家人移民,变外籍后再收购境内公司。
 
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移民的原因背后有很多种,但无论哪一种,很多专家认为,新一轮“移民潮”正在掏空中国财富,其危害不仅仅是财产经济的损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和金融秩序的问题。大量资本外逃不仅会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也会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更造成社会潜在的创新能力的衰退。
 
当然,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在这种担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下出现了很多“裸商”,何谓“裸商”,就是把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资产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转移到国外,自己仍在国内经商,已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和传统的移民定居海外不同,“裸商”企业家真正想永远待在国外的企业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富裕人群的家庭和事业的重心仍在国内。80%以上的移民仍在国内生活发展,绿卡身份更像是自己的一种储备资产。以加拿大为例,去了那里的中国企业家留在那里开拓事业怎么算也不足8%,大多数老板都是在拿了绿卡或取得外国国籍后回国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
 
当然,除了一部分主动移民的企业家外,也有一些“被动”移民的企业家。新一届政府自上任以来,一方面惩治三公消费,另一方面大举整治官吏的腐败行为。近期有大批高官落马就是此因。但是腐败高官的背后往往都牵涉出许许多多攀附其身的企业家。比如,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落马后,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老板、苏州首富朱兴良马上被抓。在新一届中央政府重拳整治腐败,大批腐败份子落马的情况下,部分喜欢攀缘权贵的企业家怕被牵涉其中,纷纷选择移民海外,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早晨在中国喝早茶,下午在伦敦广场喂鸽子,每个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不同。移不移民,这是企业家个人的选择,无论如何,中国富豪的去向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有关中国顶级富豪的移民路径和资金走向也是媒体一直关注的焦点。
 
如何遏制这股新的企业家“移民潮”,已经成为国家层面迫在眉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前一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下一个三十年,信心应该来自于建设一个法治的、信用的、多元化的社会。


正如冯仑在一次公开讲话时谈道:“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民主、法制、宪政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廉洁自律、且能够有效管理的各级政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的企业家才能一心一意的专心自己的事业。”这或许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我相信中国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在留住中国籍企业家的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创业。


 

来源|曾海伟
编辑|王震文
责编|潘霄飏
审核|黄文学
终审|L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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