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例宋全成

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
——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例

宋全成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

[摘要]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较大变迁,主要表现为,移民接纳国家的国家主权、移民国情、移民政策的变化和调整,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来源地由西欧、北欧国家变为东欧、南欧国家,外迁移民主体由欧洲“老移民”变为欧洲“新移民”。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欧洲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依然符合推拉移民动因理论的基本逻辑,延续着19世纪的移民外迁传统,所不同的是,战败和国土分裂所导致的海外迁移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以西班牙为例的欧洲新移民国家的海外迁移则表明,国内战争和社会动荡成为西班牙人海外迁移的诱因,但其海外迁移的进程则同样符合移民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 欧洲移民;20世纪上半叶;欧洲老移民;欧洲新移民;移民政策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由于欧洲经济的好转、战争因素的影响和美国移民政策的趋紧,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人数大幅度缩减,但欧洲移民移居海外的传统依然得到延续。与19世纪以前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受欧洲国家政府的鼓励和移民接纳国家或地区的普遍欢迎不同的是,一方面,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欧洲移民接纳国家的国家主权、移民接纳国具体移民国情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移民接纳国家的移民政策对欧洲移民作出了相应的选择性调整;另一方面,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来源地和外迁移民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于是,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欧洲“老移民”受到鼓励,而“新移民”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特点在作为“老欧洲移民国家”的德国和“新欧洲移民国家”的西班牙表现得尤为明显。欧美国家的移民研究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国学者对此却鲜有研究。本文拟就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问题,以德国和西班牙为例,从移民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变迁

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是与移民接纳国家和移民外迁国家的社会环境因素(国家主权状况、移民政策状况、移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移民接纳国家的社会环境因素及其变化,决定了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目标、程度和规模。如果我们将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此后才有了欧洲人有组织的、永久性的、跨大西洋的海外移民活动)作为北美殖民地移民历史的开端,那么,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一)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移民输入国的国家主权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7世纪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移民美洲特别是北美洲中的英国殖民地,一直是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的移民,一方面由于政治、宗教、文化、经济和其他原因,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政府出于拓展疆域、发展北美殖民地的目的,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于是,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移民,携家眷和财产,历尽千辛万苦,飘洋过海,迁移到新大陆——北美。在英国统治时期(1607—1776年),总共接纳了100多万来自西欧和北欧的欧洲移民。不仅如此,为了开发茫茫荒原和扩张疆域,英国政府使用颁发“特许状”等各种措施鼓励和吸引来自欧洲的外来移民,甚至接纳还在服刑的罪犯和负债者。1776年,北美这块欧洲移民迁移大陆的国家主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尽管新大陆的国家主权发生了变化,但鼓励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欧洲移民的到来,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与繁荣,依然是美国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的基调。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继承了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所以,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依然络绎不绝。在1820—1880年间,移居美国的外来移民总人数就达到了100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西欧和北欧。

(二)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主体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主要是西欧、北欧国家的“老移民”转变为东欧、南欧国家的“新移民”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大陆移民外迁地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西欧,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强烈。于是,一些原本外迁的移民留了下来,不再外迁,甚至一些在北美发展一般的外迁移民又回迁到西欧国家,由此促进了西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而与此不同的是,东欧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缓慢,移民外迁依然是东欧国家移民的主流。但与以往东欧国家主要移民到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东欧国家的移民揭开了移民到美洲特别是北美的历史新篇章。

如果我们比较北美移民主体的这种变化就会发现:早期移民北美的欧洲海外“老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国家和地区,从国别来看主要是英国、法国、爱尔兰、荷兰和瑞典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得较为成熟,较早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移民有不少属于投资移民和经济移民,另外一些移民则是北美急需而又缺乏的熟练技术工人,从而表现出了较高的文明程度。但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东欧、南欧国家如意大利、波兰、俄罗斯等国家的“新移民”大幅度增长,“从19世纪末至一次大战前是移民涌入的高峰,年移民数经常超过100万,1910年代共入境移民880万。在1/4个世纪中,新移民的总数就赶上了上一个世纪里来的老移民”。 新移民增长的绝对数量和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西欧、北欧的老移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由此实现了欧洲移民的迁移主体由西欧、北欧国家的“老移民”到来自东欧、南欧国家的“新移民”的根本转折。由于东欧、南欧国家建立得较晚,而且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西欧、北欧国家和地区,因此,欧洲“新移民”的素质和文明程度,要远低于欧洲“老移民”,由此在北美特别是美国造成了一系列移民社会问题。

(三)欧洲“新移民”的社会作用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第一,欧洲“老移民”多属于其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资本,并掌握着当时欧洲国家较先进的技术,他们利用充足的资金,或者购买土地,开发美国边疆,或者在城市建工厂,从事实业,推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欧洲“新移民”多处于其所在国家的最下层,有不少“新移民”家庭是贫困家庭,有些甚至是经济难民。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资金,也不掌握先进的技术技能,他们充当的只能是简单的、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大量欧洲“新移民”的蜂拥而来,加重了美国社会的失业状况。

第二,欧洲“新移民”文化程度较低、素质较差,无法迅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由于“老移民”多是西欧、北欧国家的中间阶层,有着良好的教养,有些甚至直接是医生、律师、工程师、企业家,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在社会融合和与美国社会的一体化方面,他们能够较好、较快地融入美国社会。早期的西欧、北欧“老移民”甚至直接就是美国社会物质和文化时尚的创造者。而来自东欧、南欧的“新移民”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其贫困的物质条件也使他们没有机会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与“老移民”相比,处于美国社会的最低层,无法迅速实现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同化。

第三,由于经济状况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有不少欧洲“新移民”为了基本的生计而走上危害社会治安甚至犯罪的道路,成为影响美国社会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这与欧洲“老移民”多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有着根本的不同。

上述欧洲“新移民”所带来的移民社会问题,首先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在关注移民问题的美国早期学者当中,美国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特纳在分析外来移民的民族构成时,对于其来源从北欧、西欧转到南欧、东欧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他把意大利南部移民、波兰移民、俄国犹太移民和斯拉夫民族的移民看作是对美国社会的损害。他写道:“舒适水平的下降、抵消工资上升趋势的移民的竞争、血汗制度、外国人云集大城市并成为当地老板的势力、由近来移民中的贫穷分子造成的犯罪和乞丐的增长,以及在他们中间发现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所有这一切和相类似的问题,都是因我国移民来源的改变而产生的。” “先前时期的移民被相当容易地同化了,而且几乎无可怀疑,对于美国特征富有价值的贡献是来自这种非英吉利血统的人融入美国人民。但是,使吸收过程变得容易的自由土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移民正日益难以同化。在现在条件下它与美国劳工的竞争,可能给制造业以增长势力,但对于美国社会的健康却是极为有害的。” 特纳认为,从东欧、南欧来的欧洲“新移民”,在劳工市场上抢占“老移民”的位置,结果造成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加剧了城市的拥挤,而他们定居的城市又引发了劳资敌对,阶级的分野因种族的偏见而日益加深,由此又造成了欧洲“新移民”较多的犯罪,从而使美国的民主社会受到了损害。这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对欧洲“新移民”的厌恶和限制。

(四)欧洲移民外迁目的地移民政策的变化:由全面自由移民向定向限制移民

由于欧洲移民外迁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移民社会问题,作为欧洲移民外迁目的地——特别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全面自由移民转向定向限制移民。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作为主要移民目标地的新移民,并不仅仅是来自南欧、东欧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日本的新移民,也同样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移民来源地的变化,美国在鼓励欧洲“老移民”到来的同时,对“新移民”进行了严格限制,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新移民”的法案。1882年,美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以种族和国籍为理由禁止移民入境的联邦法案:排斥华人的《排华法案》,这标志着美国自由移民阶段的终结。该法案规定:禁止华工入境10年,并禁止华侨入籍。此后,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相继出台。1907年,美国和日本达成“君子协定”:禁止日本劳工进入美国。 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的法律,限制东欧、南欧各国欧洲“新移民”入境。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3个移民法,建立了移民限额制度,旨在限制移民入境的人数,并且建立了选择移民的民族来源体制。此后,移民美国的欧洲移民人数迅速下降。从1921年到1929年,每年入境的欧洲移民从80万人陡然下降到15万人。到30年代,入境的欧洲移民甚至低于限额法所规定的入境限额。

二、传统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传统欧洲(主要是西欧与北欧国家)移民的海外迁移,依然继承了19世纪以来的移民北美地区特别是移民美国的传统。尽管与19世纪相比美国政府已将自由的移民政策调整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欧与北欧国家的海外移民人数已大幅度减少,但移民外迁的数量依然可观,而且在有些特殊的年份里,一个西欧国家的海外迁移的移民规模甚至达到了年外迁11万人的水平。由于目前尚缺乏整个西欧、北欧国家移民海外迁移的详细统计资料,这里仅以德国移民的海外迁移为例来说明这一时期传统欧洲国家移民的海外迁移状况。

从1912年到1932年,大约有66万德国人移民海外。就德国外迁移民的目标国家来看,海外迁移的主要目标国家依然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其中有71%的德国移民移居到美国。从外迁移民的规模和时间上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外迁移民的最高年份是在1923年,外迁德国人的数量达到了11.54万人,形成了德国历史上的“危机年”。德国人迁移海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海外迁移的传统与移民系统网络的双重作用。从19世纪开始,就有不少德国人开始了跨越大西洋的海外迁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仅迁移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单就数量和规模上来看已相当可观,德国移民已成为19世纪欧洲人移民美国的重要移民群体,并形成了重要的与德国国内有着紧密联系的移民网络。由于移民外迁传统和移民系统网络的双重作用,在德国国内,逐渐形成了移民海外特别是移民北美地区的海外迁移潮流。尽管由于德国的社会与经济在第一世界大战爆发前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使得移民海外的人数锐减,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到海外定居。仅1912年到1917年,就有5.7万人离开德国,移民海外。

第二,国内动荡的局势和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德国人移居海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社会动荡,政治危机加剧。早在1918年12月,德国的“斯巴达克团”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基尔港的水兵举行武装起义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柏林、汉堡、不来梅和慕尼黑等地的起义者组成工人、士兵苏维埃,夺取了国家政权。这场革命结束了德国的千年帝制,但紧接着在德国的前途问题上分裂为左右两派。左派即少数派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维埃共和国,而右派即多数派主张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1919年1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派由于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而获胜,右派与其他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于1919年8月通过了魏玛宪法,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 社会的动荡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德国经济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迫使许多德国人移居海外。

第三,德国战败后的领土分裂加剧了即将分割出去的原德国土地上的德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的凡尔赛举行会议并于1919年6月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除了必须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和限制军备以外,德国1/8的领土被分割给其他国家,为此,德国失去了6.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原有居民的1/10,并且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在这种背景下,即将分割出去的原德国国土上的许多德国人,要么移居德国,要么被迫流向海外,只有少数德国居民滞留原地。毫无疑问,德国战败后的领土分割,加剧了德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

三、欧洲新移民的海外迁移

美国对欧洲新移民进行限制的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东欧、南欧国家移民海外迁移的规模,但东欧、南欧国家的移民并没有完全停止向海外移民的努力和步伐,特别是在南欧国家的西班牙,移民海外、移民拉美依然是20世纪上半叶移民迁移的主要形式。西班牙移民为什么选择拉美国家特别南美国家作为自己的海外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呢?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移民拉美国家的迁移传统。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发现美洲新大陆到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已占领美洲大陆近1/3的土地,建立了200多个城镇和移民区,来到美洲的人数达到15万人。也就是说,仅仅在哥伦布第一次发现美洲以后的70年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冒险者,便把由合恩角一直向北伸展到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边界除巴西以外的大片土地完全征服了(巴西是葡萄牙征服的),并巩固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 当移居海外的移民浪潮席卷欧洲大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移居拉美国家主要是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和古巴等。在那里,早期迁移来的西班牙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移民网络社区,西班牙移民在那里拥有较好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于是,移民拉美国家逐渐成为西班牙人的迁移传统。

第二,西班牙内战时期政治因素的影响。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居住在拉美国家的西班牙移民并没有因为居住在拉美国家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义务和法律责任。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大批移民回国,为不同的政治信仰参战。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建立,对国内的共和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实行野蛮的镇压和迫害。此时,一些来自拉美国家回国参战的西班牙人,重返拉美国家,而一些拥护共和党的进步人士,为了避免政治上的迫害也纷纷移民海外。

第三,为躲避战乱而移居拉美国家。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国内战乱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正如德尼兹·加亚尔和贝尔纳代特·德尚所说:“在3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可怕的内战,死者高达50万人。” 为了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不少西班牙人与远在拉美国家的西班牙移民所建立的移民网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积极寻求移民到拉美国家。由于有着较好的移民网络联系,西班牙人移民拉美的愿望较易实现,从而最终实现西班牙人移民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的目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叙述和分析,可以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深受移民接纳国家与地区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国家主权与移民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也符合移民研究的经典基础理论——推拉移民理论的基本逻辑。早在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就试图对欧洲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人口迁移的动力,是共同作用的推拉因素。所谓推力因素是指原居地(或者国家)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所谓拉力因素则是指移入地(或者是国家)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 按照推拉移民理论,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地区的推力因素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北美地区特别是美国自由的移民环境与开放的移民政策依然对欧洲移民具有巨大的拉力。尽管由于北美地区特别是美国移民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北美地区特别是美国,与整个19世纪相比,对欧洲移民的拉力有所降低,从而导致来自欧洲的外国移民在总量上大量减少,但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由于拉力因素的变化,对欧洲移民海外迁移的直接和深刻的影响。第二,从传统的欧洲移民国家——德国移民的海外迁移情况来看,20世纪上半叶传统欧洲国家移民的海外迁移,可以从移民系统理论中得到解释和说明。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由于殖民主义传统、政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移民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移民系统理论还认为,在移民体系中存在着宏观与微观双重结构。宏观结构指的是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移入与移出国为控制移民与定居所制订的各项法律制度,它对现代移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微观结构主要指的是移民链,移民链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在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新移民到达目的地后尽快就业并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与社区在移民链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墨西哥人向美国的移民源自19世纪美国对西部的开发,没有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事占领,也就很难出现如今那么多多米尼加人向美国的移民,而朝鲜人与越南人向美国的移民,更是美国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长期军事卷入的结果。第三,从新欧洲移民国家——西班牙的海外迁移情况来看,海外迁移与国际移民的另一种形式——难民特别是战争难民紧密相关。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和国内的纷争不断,在欧洲区域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战争难民,这些战争难民为了躲避战乱,为了生活和发展,便谋求跨国迁移或海外迁移,这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欧洲移民迁移到美洲特别是北美地区的主要动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30年代作为新欧洲移民国家——西班牙移民的海外迁移,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欧洲移民的海外迁移传统的延续,而且与传统的欧洲移民国家——德国的移民海外迁移相同的是,移民系统理论所揭示的殖民主义传统、移民链或移民网络,对西班牙人迁移到南美依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由于西班牙国内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尖锐对立,西班牙人海外迁移的主要目标地存在很大差异——共产主义者及其他左派人士多迁移到苏联,而非共产主义的人士则多移居到南美地区。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11—0147—05

* 收稿日期:2010-09-10

作者简介:宋全成,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移民社会学、人口学、国际移民与社会融合。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法国移民社会问题”(07BSHZ03)、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穆斯林移民在欧洲及其社会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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