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记忆》之:移民城市的“第三者”现象

1992年,东门老街雨中行走的恋人(余海波 摄)



背景:深圳第一个社会新闻专版如何开篇

 
1991年10月31日,报社安排我搬进招待所二楼的一间客房。房间经改造,有带煤气灶的洗手间,可兼作厨房;屋内放了一张铁制写字台,兼作餐桌;还有一张90厘米宽的钢丝床,房间就基本填满了。虽然逼仄,但好过此前在7楼一直和两位同事合住,也算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天是周五,丘总找我谈话,说报社编委会决定从明年起, 报纸每周增出4个版,也就是说在周六这天每天出12个版,其余时间仍旧出8个版。其中一个版想定位为社会生活类的版面,交给专刊部办。老丘说该版是采编合一的,希望我来接这个任务。他说这个版会有一定难度,因为没有固定的线和联络部门,全靠自己找米下锅。他答应,如果一个人忙不过来,可以为我配一个编辑。我表示要考虑一下,下周一给答复。我没有立即答应,主要是想测算一下工作量。
11月4日(周一)下午专刊部开会,胡向东主任传达上午例会精神,正式宣布“社会生活”版由专刊部办,要求“可读性强,有深度,有些文学色彩”。讨论时,大家七嘴八舌,气氛热烈。下班后, 我给老丘打电话,表示愿意接手社会生活版,并说如果人手不够,自己一人顶下来也行(当时,深圳特区报采编合一的专版还没有一个人包揽的)。丘总很高兴,说编委会对这个版要求很高,一个人肯定不 行,打算再安排一个人,并说目前有两位编辑愿意做这个版。我一听名字,都是老资格,便选择了正在做旅游版的相对年轻的编辑弓玄兄,但后来宣布是许瑞银与我合作。许大姐经验丰富而温润内敛,说话轻声细语,身体不太好,但我们的合作很顺利,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1991 年 11 月, 报社分管领导与专刊部部分员工在刚建成不久的民俗文化村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丘盘连、张德纯、卢建纲、杨红芳、胡向东、辜晓进、刘伟忠,后排站立者为严子光(拍摄者不详)

6日,我应老丘要求把5页纸的办版方案交给了他。方案根据编委会“可读性强,有深度,有些文学色彩”的要求,分为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版式设计三个部分,内设《鹏城纪实》《社会经纬》《都市心态录》《马路新闻》《开眼界》《众生相》《生活博士》《高楼深处》《打工一族》《一周话题》等12个专栏,每个专栏都详细列明了用稿要求和篇幅规范,每期版面的专栏根据稿件情况轮流上。部里进行了讨论,对编辑方针和开设的专栏无异议。
老丘说编委会要求当月就试刊。困难的是,我和弓玄已被抽出报道女足世界杯。那年11月16日至30日,首届女足世界杯在中国广州举行。广东籍足球老将容志行担任中国队副领队,孙雯等“铿锵玫瑰”刚刚崭露头角,民众兴致很高,所以专刊部体育组全力以赴还人手不够,把我和弓玄抽去加强编辑工作,我们从12日晚上就开始上夜班了。老丘答应找王荣山总编争取推迟到12月试刊,但我还是决定在工作之余(上夜班的好处是白天时间可以利用起来),立即着手采访和组稿。
根据我的方案,《鹏城纪实》是最核心的主打专栏,每期都是一篇深度特稿,第一次必须亮相。但写什么呢?我考虑了好几个题材都不满意,突然想起9月采访时听说深圳市妇联在做一个关于深圳第三者插足家庭的调查,立刻觉得这是最佳选择。
我来深圳不久就发现,这座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无论与我出生长大的南京还是上了几年学的北京相比,都有很多不同之处。一是这里的产业结构特殊,总体偏轻,几乎没有重工业,而服务业发达,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在一些电子、制衣等集中的区域,如人口最多又紧挨罗湖区的布吉镇,男女比例为1∶7。二是观念开放,道德尺度宽松。例如报社办公室后面的宿舍楼,三个青年合住一套三居室单元,各自带着女朋友过夜,门外每晚放着六双鞋。这种在自己单位公然未婚同居的情况,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可思议的,在这里却习以为常, 只偶尔有老同志经过这里时指着这些鞋子撇撇嘴。三是类似我这样夫妻一方单身从内地调来这里工作的人大量存在,夫妻分居是普遍现象。四是深圳人口构成以移民为主,大量来自内地的人口脱离熟人环境,传统上的“他律”力量大大放松。
写《菊与刀》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其他学者则将此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这种文化在是非问题上相比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更依赖“外部的强制力” [1]。 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联想到妇联正在做的调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1997 年 2 月 12 日,位于布吉的全兴鞋厂工人下班,一眼望去,全是女工(刘廷芳 摄)

1993年,在深圳某公司门前排队的求职者(郑东升    摄)

1992 年 2 月,制衣厂里的外来务工者(辜晓进 摄)

 

11月13日,我去妇联了解情况,但发现他们做的所谓调查,能提供的“干货”并不多。随后几天,我都利用上夜班白天休息的时间,去市、区的妇联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地采访,获得了一些面上数据和个案线索,并循这些线索找到一些当事人访谈。我记得有位被丈夫抛弃的妇女谈话时泪流满面,愤愤地说,深圳的企业家八成有外遇。这显然是气话。

后来,我还采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一筠女士。她曾出版《婚姻家庭的科学咨询》等5本著作和译著,在央视和央台举办过系列讲座,是国内婚姻家庭方面的知名专家,还参加了在罗湖区举办的一个婚恋家庭高级研讨会。这样下来,内容已经很丰富了。因文章较长而版面有限,我决定将文章分两次刊发,第一次主要摆现象,第二次主要做理性分析。第一篇《都市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深圳“第三者”现象剖析之一》便成为《鹏城纪实》专栏首次亮相的文章,2000多字,刊于头条。我另用自己两个不同的笔名写了两篇小稿,加上组织的几篇稿件,上了4个专栏,1个版就凑齐了。我又请美编黄昌海画了插图。黄昌海寡言少语,但活干得漂亮,美术功底很好,对编辑的意图领悟能力也很强。以当时报纸的标准,这个试刊号版式算是相当活泼的。

由于是第一次试样报,领导十分重视,逐级送审,一直送到总编辑王荣山的案头。王荣山来自新华社,曾任经济参考报编委,为人诚恳 率直、责任心强、爱才心切,还常常有点冷幽默;1993年9月调任深 圳有线电视台台长,为深圳有线电视的发展壮大及天威视讯公司的创办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样刊基本满意,但对用“第三者”做头条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首期“社会生活”专版连同稿约终于赶 在11月30日出现在《深圳特区报》上。后来又试了两期,我的“第三者”下篇未舍得用,而是放在1992年1月4日该版正式出版时做了头条《这里需要科学和理性的阳光——社会学家陈一筠剖析深圳“第三者” 现象》,也是2000多字。
出版数期后,我还是觉得“社会生活”的版名平庸了点,建议用“社会大观园”,得到领导批准。我又请文艺部副主任、深圳著名书法家卢绍武题写了版名(卢绍武后来当了深圳市书法家协会会长)。这个版作为深圳市第一个社会新闻的专版,从试刊起就一炮打响,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在当年年底的通讯员例行评报活动中,“社会大观园”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专版。1992年1月21日晚,辗转联系到我的深圳广播电台编辑袁林女士(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热情编辑),邀请我一起主持了一档叫“家庭奏鸣曲”的直播节目,说我的版面已引起听众注意。当时,广播电台确实常常引用“社会大观园”的内容。那期节目还邀请了市委宣传部的钟海帆,这也开启了我和海帆近三十年的友谊。他教师出身,在市网信办副主任位置退休,现在画得一手好画。

专版的来稿也越来越多,由初办时的“稿荒”变得有点供过于求。特别是 《打工一族》专栏,每天都收到几篇甚至几十篇来稿,以至该专栏一年多后扩大为另一个专版,版名为“打工世界”。深圳是全国外来打工青年最多的城市,他们写的“身边事”都真实而生动,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后来还诞生了打工 女作家安子,这是后话。工人日报一版编辑曹鹏看到我编的版,约我写一篇约2000字的《上紧发条的深圳 打工族》,发表在该报1992年6月14日的头版。

这个专版受欢迎的另一个标志,是每期 都有商户指定要在这个版做广告,哪怕这个版是逢周六出版。为不至于过分影响新创刊的专版内容,专刊部领导和广告部商妥,每次广告限于底部10厘米通栏,面积不能再大了。但那个时候也确实弄得很忙。记得1992年4月9日这期的头条要配一张插图,但专刊部唯一的美编黄昌海去参加社教了,报社美术组又都忙着 筹办创刊十周年画册,没人接活。我只好自己画了一幅,头天整整折腾了一晚上。


  [1] 本尼迪克特 . 菊与刀 [M]. 吕方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故事——见报稿一:

都市交响乐中的不谐和音

——深圳“第三者”现象剖析之一

本报记者 辜晓进
(《深圳特区报》1991年11月30日第11版)




 

第三者,一个不算新鲜的话题。

特区的“第三者”现象,又有着比内地更为复杂的色彩。它不仅发生率高, 而且表现得更为直露、更不受约束。但在庞杂而宏大的都市交响乐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个不谐和音。

受害者在增多

这里有一组数字:我市两级法院今年1至10月受理的离婚案件达633 件,而去年同期为484件;今年调解或判决离婚共367件,去年为278件;两者增幅都在30% 以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称:离婚原因中居首位的是第三者插足,约占总数的20%—30%。我市各级妇联去年接受来信来访中投诉第三者插足的有152例。妇联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在所有涉及婚姻纠纷的投诉中,第三者因素占多数。
在接触了大量事实和一些当事人后,记者感到,尽管存在因一方自身原因而导致对方另寻外遇的个别事例,但很多家庭悲剧完全是有了第三者后才演化而成的,对那些已恩爱多年的中年夫妻来说尤其如此。
一对年逾五旬的中年知识分子,迁来深圳多年,子女也在深圳工作,双方都认为家庭是美满幸福的。可是自从一年前一位30多岁离婚女子经熟人介绍来深求职并住进他们家后,情况便有了变化。这位在内地就曾染指他人家庭的女人和这家的男主人由逛街、看电影发展到同居。不久,男方像着了魔似的不顾子女反对,肆意虐待妻子,直至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如今这被遗弃了的妻子身染重疾,终日以泪洗面。
这是一位看上去纤弱柔顺的知识女性,丈夫是某公司负责人,几年前曾因与人通奸而受到处分。当时该妇女认为过错主要在第三者而原谅了丈夫。谁知他们仍偷偷来往,以至丈夫今年夏天突然提出离婚,并第一次动手打了妻子。现在妻子不忍让过去的感情付诸东流,正盼望法院调解不离,再给丈夫一个回心转意的机会。
第三者也不都是女性。一对工人夫妇,女的被另一男人勾引,竟丢下孩子与其私奔,一年后离婚。男的现在带着两个孩子,十分苦恼。
因为父母离异,很多孩子也过早卷入不幸的生活之中,有的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有的遭遗弃。
 

“第三者”现象几个特征

深圳的“第三者”现象还表现出几种倾向:

一是中年夫妇受影响的明显增多。对此,法官们也有同感。记者接触的当事人中,38岁以上的夫妇占了绝大多数。由于中年人中被抛弃的一方往往更眷恋原有的家庭,而且重新选择理想配偶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所以他们的悲剧色彩更浓些,对社会的影响也就不能低估。
二是两地分居者与第三者有染的多。深圳每年都有不少已婚者单身调入,且 多为男性。有一部分人在各种因素的诱惑下渐渐移情别恋。某部门今年7至10月接受的22宗第三者插足投诉中,原告在内地而被告在深圳的就有5宗。
三是第三者,特别是年轻的第三者多数不太掩饰自己的行为。她们一旦与对方确立关系,便急于公开,以加速对方家庭的解体。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行为理直气壮。一些受害者气愤地说:“我还没去找她(指第三者),她倒先上门来搅我!”
四是第三者中以无常住户口、工作不稳定的单身女性居多。由于产业结构等原因,来深圳求职和打工的女性多于男性。她们工作不稳固、生活不安定,有少数人便想找一个丈夫作依靠,一旦相中也就不问他是否有妻室。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深圳“第三者”现象较内地同等规模城市为多,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首先是观念的变化。深圳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一些曾被视为美德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受到外来文化和各种道德观念的冲击。一些人甚至为错误的思想观念所俘虏,只为追求个人“幸福”,并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
其次是道德约束机制松弛。作为移民城市,这里大量人口来自外地。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熟人环境,便减少了许多顾忌。少数人甚至把婚外性行为视为儿戏。
 

舆论该支持谁

受害者们希望得到舆论支持,希望背信弃义者和第三者受到谴责。但是,这几年舆论亦困惑。
不知从何时起,第三者悄然变为“尚可理解”的对象,“第二者”(指夫妻中与第三者“拍拖”的一方)亦受到一些笔墨的同情。更有人为他们所谓敢于追求“幸福”、敢于冲破“世俗”的羁绊而叫好。
相反,不少人倒希望“第一者”(指受害者)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说看看自己是否不合潮流,是否不注意修饰,是否婚姻基础原先就不牢,为什么吸引不住对方,等等。
对此,第一者们在记者面前愤愤不平。41岁的C说:“我们这一代人,哪个不是自由恋爱?能简单地说缺乏基础吗?”37岁的Y说:“到深圳来的女人,除了个别的,谁不注意修饰和打扮?谁愿让人说‘上不得厅堂’?”身材姣好、打扮入时、还不到40岁的G向记者哭诉说,他们已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缩短与他的差距,她吃尽辛苦念完大专,谁知她毕业第二年他就另有女人!51岁的Z说:“说到底,是女人与女人的竞争,是中年人与青年人的竞争,我们争得过年轻女人吗?”
近一两年新闻传媒已不太介入第三者问题,也许就因为这问题有时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深圳“第三者”现象的愈演愈烈,使记者无法再沉默。大量的事实表明,第三者增多于社会于个人都不是个好事情。看来,为了抑制这类现象,总体上我们的舆论环境应该是:以《婚姻法》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为准则,给第三者以教育,给第二者以忠告,给第一者以同情和支持。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深圳的第一个社会新闻专版 、《深圳特区报》 1991 11 30 日第 11 版“社会生活”专版 (已截去底部通栏广告)  
 

故事——见报稿二:

这里需要科学和理性的阳光

——社会学家陈一筠剖析深圳“第三者”现象

本报记者 辜晓进
(《深圳特区报》1992年1月4日第11版)




 
上篇关于第三者的报道发稿后,记者遇见第五次来我市调研和讲学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陈一筠女士。她近年来专门从事婚姻家庭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研究,曾两度赴欧美讲学,出版有《婚姻家庭的科学咨询》《走向婚姻》等5部著作或译著,并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过系列讲座, 反响热烈。
陈一筠十分赞赏本报能正视和介入“特区‘第三者’现象”这一敏感话题, 并根据自己对特区社会的观察与探究谈了新的看法。下面是谈话的部分内容笔录。
 

婚姻“转型”期的多见现象

  记者:与内地比较,深圳“第三者”现象似乎更常见,究竟应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陈:从根本上说,每一桩婚姻都存在第三者介入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配偶关系是在人生早期、机遇有限、候选人数不多、双方成熟性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确定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清醒的头脑、高度的责任感和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就可能在婚后作第二次甚至第三、第四次选择,从而毁弃第一次婚姻。特区家庭“现代化” 程度较高,家务劳动减少而闲暇活动增多,社会交往广泛,家庭关系淡化的趋势较 明显。在这些变化中,“第三者”现象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机会也就增多了。

记者:现在人们谈论第三者时用的外延似乎过宽,我认为应把它与卖淫嫖娼等其他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区分开来,而专指那些以结婚为目的插足他人家庭的现象。
陈:我同意把概念缩小来谈。对这一问题,还要看到有不同的因果关系。多数情况,是先有第三者后有家庭破裂,但也有一些是婚姻长期处于危机状态或濒于死亡而导致其中一方另寻出路。两种现象并存,所以也显得更为复杂。
 

引入消费意识不是进步的体现

  记者:有人笼统地把与第三者相联系的家庭破裂视作社会进步的标志,招致不少当事人的反对,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陈:应该说,对婚姻质量有较高追求,敢于借助法律解除不幸的婚姻关系, 排除婚姻的功利因素等等,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问题是,深圳“第三者” 现象中这一类只占较小部分,而很大一部分是夫妇中一方在经济条件或社会环境变化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种消费意识引入两性关系中。消费就要求更新,要求高档次,要求不断满足自己新的欲望。一般说来,家中的半老徐娘总是比不上外面年轻貌美或在某方面有特殊吸引力的女人那样“新鲜”,因此有些人也在更换消费品的同时更换配偶,这种意识就不能说是进步了。旧社会中有钱的男人不断喜新厌旧,娶上三妻四妾,不就是把女人和色情看作消费品的现象吗?
 

“第二者”应负主要责任 

记者:人们现在已渐渐明白,夫妻双方对维系感情纽带都负有责任,但“第三者”现象中主要责任应由谁来负却变得模糊了,不少“受害者”都把矛头指向第三者。
陈:我觉得,与其讨论如何惩戒第三者,不如讨论怎样教育“第二者”。第二者既要对配偶和子女负责,也应对第三者的前途负责。我最近收到几位第三者来信诉说的情况几乎都是:已做了父亲的成熟而有魅力的男子与年轻女子相恋。男方一面表示要甩掉妻子娶这第三者,一面又因各种利害关系不能离婚,而第三者却在苦熬傻等。实际上这男子同时占有两位女性,表现了一种自私和贪婪。这种情况下的第一者和第三者都是受害者,后者有时更可悲。即使第三者梦想成真,说不定不久又会看到丈夫(或妻子)投入另一个第三者的怀抱呢!
记者:最近就有一例,被抛弃的妻子及其替代者(当初的第三者)一齐去妇联告发那个再次卷入第三者关系的男人。
陈:人永远不可能在足够理想的范围选择伴侣;况且,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因而也没有完美的婚姻。不明白这一点,就可能在追求完美的心态下走入婚姻的误区。有位先生曾向我诉说,他已经三次离婚而四次结婚,每次都看中第三者的优势而婚后又发现诸多不如人意,后来比较之下还是觉得原配妻子比较理想,至少纯情的初恋值得珍惜。
 

需要科学来疏导

记者:那么,是不是在社会变化、婚姻转型期,与第三者有关的婚姻阵痛就一定不可避免或难以减轻呢?

陈:对特区一些婚姻乃 至一些单身女性或男性来说, 现在的确是个多事之秋。但除了纯粹的违法现象、道德败坏需要惩处、谴责和一些顺应自然的家庭重组应予理解外,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科学的教育和 理性的启迪下免生或少生事 端。譬如,懂得两性间的各种差异后,女方就会给男方更多理解和配合,男方就会给女方更多体贴和关怀;了解婚姻生命周期各阶段容易发生的“疾 病”,就可能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知道现阶段已婚者的心 理、生理、情感特征和发展趋 势,单身者在涉足他人家庭前或 许就会有更审慎的考虑……
记者:了解到家庭破裂对下一代的不良影响后,第二、第三者的良知可能被唤醒;掌握了婚姻家庭的科学理论,一方即使“受害”也可能具备较豁达的心态从而减少一些悲剧色彩。
陈:这种科学教育的作用很难一下子说尽。它的目标就是帮人们培养健全的心理,使其较好地适应社会新的变化。婚姻家庭方面的咨询和诊治就是这种科学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惜深圳目前不如内地一些大中城市重视这一工作。相信不久人们会认识到婚姻家庭的科学教育和咨询对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深圳特区报》 1992 1 4 日第 11 “社会生活”专版, 局部)


 

发展:永远的社情    无止的故事

 

“社会大观园”版的社会知名度上升很快,其中连续两篇关于深圳“第三者”现象的深度报道和分析在早期发挥了较大作用,因为后来中华读书报(光明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驻深圳记者站站长、评论家朱健国兄来采访我时说过,这两篇文章在内地被很多家报刊转载。广州粤港经济日报的编辑郜宁校女士也专程来深圳向我约稿。她断定我有出于种种考虑或党报限制未发出来的采访内容,希望为他们写一篇“更完整”的稿件。于是,该报于1992年1月13日用整版篇幅(含三分之一通栏广告)刊出我写的约5000字的文章,题为《恩怨?是非?——深圳“第三者”现象面面观》。

1992年3月底,我参加了4月20日—24日在武汉和襄樊召开 的“首届全国报纸社会专刊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长江日报承 办,各地来了很多报纸工作者。我有机会获邀参加这个会,也缘于我创办了这个社会新闻版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在那次会上做了发言,论文《走向读者的大趋势——从选题特色看社会类 副刊勃兴的因由》也被印刷80份发给与会者。中宣部新闻局、理论局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那时候,中国的报业正开始步入黄金期,过去被忽略的很多读者需求被放在了应有的位置,内容竞争对广告的牵引也使得再保守的报社领导也不敢小看市场的作用。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后来成为“南方系”领军人物的南方日报副总编范以锦。他为人谦和,没有大报老总的架子,和我们都很谈得来。他当时分管《南方周末》,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南方周末》的编委徐列。

《粤港信息日报》1992 年 1 月 13 日第 3 版(已截去底部通栏广告)


1992 4 月下旬,在出席“首届全国报纸社会专刊 理论研讨会”期间,范以锦副总编 (中 与徐列(右二 辜晓进(右一 )等 在武汉黄鹤楼前合影(拍摄者不详)

那次会议让我开了眼界,国内一些报纸在创办社会新闻专版上比深圳早很多,如《解放日报》1984年就开设“社会家庭”专版,后扩版为每周4期的“人民广场”,成为该报的“名牌产品”。那次会上我认识的南京日报霜梅、新疆日报陈正直,也有来特区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后来两人都如愿所偿在两年内被调入深圳,先后成为我在深圳特区报的同事。
至于“第三者”现象,当然不会因为我的报道而结束。事实上,深圳的人口在后来的10多年里翻了一番,社会的密集度大为增加,人们的收入也明显提 高,类似的故事仍在不断上演。所不同者,一方面,随着配偶们陆续调入深圳, 早期深圳大量单身调入的两地分居现象明显减少了,户籍人口中全家团圆的比重大为增加,抵抗“小三”的稳定因素显著增强了;另一方面,社会人口的流动性继续增加,贫富差距在拉大,加上影视作品对类似社会现象的展示明显增多(例如《蜗居》),第三者仍层出不穷,人们对此现象似乎也更加宽容了。
2010年5月5日,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频道贴出“深圳儒林列传之六”,内有《今日始知记者——辜晓进故事》,还提到我当年写的关于深圳“第三者”现象的文章。这个帖文未标作者,更没有采访我,猜测是根据当年杂文家朱健国的文章写的,只是里面加了我到英文《深圳日报》任职和出版《走进美国大报》等专著的后来情况,估计是编辑添加进去的。
1992年10月,深圳特区报社经市委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决定从第二年1月起每天出版12个版,并相应调整内部架构。动作较大的是要闻部一分为二:将编辑组扩大成总编室,负责报纸前面几个重要新闻版的编辑工作和对后面所有版面的统筹协调;原来的要闻部只剩记者组,今后只管采访不管编辑。专刊部也一分为二,变为政文部和体育部,另有一部分进入新成立的经济部(起初由钱汉江任主任,后胡向东接任)。在10月26日,深圳特区报于头版头条套红刊登扩版消息,宣布将砍掉一批专版(包括“青年”“他山石”“经营之道”等),增加国际、国内和市场版。“扩大‘社会大观园’等可读性较强的专版”成为当日深圳特区报这则重要改版新闻的副标题。
报社同时经市委组织部批准提拔了一批干部,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提拔了林青、陈寅和我等几位“年轻干部”。此前,深圳特区报的部门负责人(也包括此次提拔的其他人员), 因都是从内地报社调来的骨干,普遍年龄偏大,绝大多数都在45岁以上。 我的新岗位是新成立且被寄予厚望的总编室,我担任副主任。主任是曾从深圳特区报抽调出去筹备深圳商报并担任副总编的杜吉轩。他因商报休刊而回归特区报,同时兼任编委。另外两个副主任是原要闻部副主任邢平安和恽辛才,都是有丰富经验的办报好手(邢平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艾丰等同届的首批新闻学研究生;恽辛才笔名“云彩”,早年复旦大学的高才生),两人都已退休。陈寅比我年轻,但早于我进报社,此次也担任副主任,后因由“沿海新闻部”更名后的时事部缺人,被调去临时工作一段时间。我1992年12月下旬到任后,老杜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包括“总编室工作流程”在内的三个内部工作文件。

1992 年10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改版消息,“扩大社会大观园等可读性强的专版”写入副标题(版面截图,局部)


1994 年夏,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工作情景。前桌左起分别是杜吉轩 (编委兼主任 、董乾毅、 刘琦玮、陈寅 (副主任 邢平安(副主任),右二辜晓进(副主任), 右一不详。后桌左起分别是吕延涛、王德义、 叶欣荣、周斌、申玉彪、李强(拍摄者不详)


12月10日,王荣山总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亲自向我宣布调我到总编室担 任副主任的通知,并说了总编室的重要地位。他还透露,在这次考察以及编委会研究干部问题的过程中,我是“最无争议并获全部同意的一个”,丘盘连和薛以凤( 从新华日报调来的老资格编委)都要我去他们分管的部门,还有人建议我先到 其他部门过渡一下再来总编室任职,但他主张“一步到位”,要我好好干。
不管怎么说,我将告别自己一手创办的“社会大观园”。12月18日,报社召开全体采编人员大会,王荣山宣布机构调整结果和部门负责人名单。我编的最后一期“社会大观园”随后不久也压版付印。在深圳特区报1992年至1995年用铜版纸全彩印刷的对外宣传手册上,“社会大观园”被介绍为“题材广、可读性强, 兼具晚报和日报周末版风格”。
2019年9月21日上午,我听说当年为“社会大观园”开栏文章采访过的陈一筠老师又来深圳开讲座,赶紧前往演讲现场拜访她。没想到,年届八旬的陈一筠看 上去那么年轻,且仍然活跃在社会科学第一线,频繁应邀就婚姻家庭问题举办讲座。此次她在深圳3天内连续为5家机构进行了演讲,当天上午多名听讲者感动流泪。“很多单位邀请我来讲,但从北京来一趟深圳不容易,我就干脆让‘集中处理’了。”陈一筠风趣地说。

2019 年 9 月 21 日,笔者与著名社会学家陈一筠女士合影(葛涵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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