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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手”一词，出自明初大移民的解押过程中，需松绑才能大小便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至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共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部分。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还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八十九年，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见《明太祖实录》），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见《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见《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见《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见《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得仅余有十八家（见《明在祖实录》）。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十九次、河南十七次、河北十五次、两淮地区八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见《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见《元史.五行志》），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见《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见《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见《元史纪事本末》）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见《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见《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见《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见《元史.五行志》）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见《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见《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见《明太祖实录》）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见《明太祖实录》）明朝初年，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田地荒芜、人烟断绝的凄凉景象。明朝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朱元璋根据当时国家的现实状况，采纳了萄州苏琦（见《明太祖实录》），户部郎中刘九皋（见《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作出了“移民屯田，开垦荒地” 的战路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五十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可是，又发生了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燕军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见《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见《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来，燕王把这一带的人杀得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为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为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大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六个州二十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六个州二十九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四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二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二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六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三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二府、十七州、六十六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十七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一百万以上。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关于“解手”：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