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与泰国政治:与王室联姻,现政府华人占比过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平台 2020-07-21 16:46

有人说：泰国的华人不热心政治，他们只知道经商挣钱，是“经济动物”???。果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泰国华人也非常关心政治，关心时事，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是紧密相连的。

只不过华人对政治的参与有自己的特点，如先取得经济成功，后再步入政界的大有人在。另外，“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老的儒家思想也深深地烙在了泰国华人的头脑里，也有许多人是通过“学而优”而踏入“仕”途的。

华人参政的特点

华人家庭尤其注重子女的教育，泰国华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很大，他们或在本土学习，或留学欧美。许多优秀人士后来进入了工商界、文教卫生界、科学技术界，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一些华人或华裔甚至跻身国家最高领导层，如前总理川·立派、班汉、他信·西那瓦等，都是华人在政界的精英。

泰国华人参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从泰国政治发展历程来看，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两个发展阶段。

二战前，泰国华人的参政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华人与泰国王室或官吏联姻；华人积极融入泰国社会，主动地关心泰国政治；华人精英通过自己的能力，抓住了机遇而参政。

（图为优秀华商2016年参加九世王普密蓬悼唁，受到泰国总理府高规格接待）

二战后，随着华人完全加入泰国国籍以及华人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业绩，弃商从政，或者做“企业政治家”，是泰国华人的时尚。大批华人战后步入政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

联姻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例子。早期的泰国华人也有一部分人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联姻的方式谋取政治上的利益。

（华商参加悼唁受到泰国总理府事务部部长巴纳达亲王正式接见并作为陪）

在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移居泰国的大部分是男性华人，由于生活所迫而来到泰国，有的人在中国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也有的是单身小伙子。他们来到泰国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靠打杂、卖苦力、开店、经商，慢慢地富裕起来了。

在中国有家室的华人往往挣了钱就寄回家里，而那些单身汉，一般就在当地找个泰女成家立业了。泰人与华人之间也没有种族的歧视，相处也很和睦，华人与泰人通婚，更促使华人和谐地融入了泰国社会。

与王室联姻的历史

一些华人挣了钱，就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部分华人就通过与泰国的王室和官吏联姻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谋求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华人富商与王室和高官结亲是一种较流行的做法。

凡在当时能够成为大富商者，一定是那些经营中泰之间，或附近城市之间的大帆船贸易的海商。华人富商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泰国官吏，主要就是想要提高自己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

拉玛王朝早期，便多次同华人富商联姻。拉玛一世之父娶的是一位华人富商之女。拉玛一世时期，王姐颂德昭华功摩拍西素达腊也与一位名叫昭柯恩的华人富翁结为夫妻，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叫雯罗公主。后来，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的雯罗公主又与拉玛二世结为龙凤百年之缘，这样亲上加亲的亲情关系更拉近了泰国华人与泰国王室的距离。

拉玛二世还纳了一位姓殷的华商的女儿为妃子。这位妃子的父亲名叫乃殷，原是中国福建人，于阿瑜陀耶王朝后期移居泰国经商而成为富翁，老百姓都称其为“卖锅炉的大富翁”。乃殷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拉玛二世为妃子，这位妃子为拉玛二世生下了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殷王妃也因此被封爵为昭颛曼达，中文称为安琶妃。

像这样华人与泰国王室或泰国官吏联姻的事例还有很多。华人商人利用自己的儿女以联姻的方式与泰国王室或官吏建立关系，也必然会获得许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由于联姻的作用，在拉玛二世时期，安琶妃的父亲乃殷被封为伯爵，供职于当时的华民政务司。

利益至上联姻双赢

在拉玛三世时期，乃殷掌管着泰国的赌场，成为泰国的第一任赌场包税商，从中大获其利。乃殷有一位姓林的亲戚，也是通过乃殷的关系才得以与泰国王室建立了亲近关系，林姓华商也被赐爵为“坤”，是主管花会馆的税官。像这种通过联姻的方式而获得官爵和其他的利益的事例比比皆是。

泰国王室也能从这种联姻关系中获得利益。拉玛一世时期，税收不足以支持国家财政的支出，后靠国王母亲的华商亲戚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给予的大力援助，才使国库亏空的问题得以解决。

拉玛二世时，国家财政同样出现了亏空，国王也要依靠大帆船贸易所得的收入来补贴国家财政。此时是靠安琶妃的父亲乃殷以及乃殷的亲戚林氏家族的帮助才度过了财政拮据的困境。

拉玛三世时期，国王召集大臣商议增加国库收入问题，乃殷建议设立赌馆和花会馆，由包税商负责承包国家的赌税和经营赌馆业务，以增加税收。拉玛三世采纳了乃殷的建议，同时颁布在曼谷范围内建立赌馆和花会馆的诏令，并任命乃殷为第一任赌场包税商，林姓华商为花会馆税官。

这样，为泰国的国库增加了大量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后来，拉玛三世又增加了38种税收项目，由于华商与泰国王室的特殊关系，包税商几乎全部是华人。

泰国王室和官吏与华商联姻，拉近了泰人与华人的关系。同时，由于华人的力量日益增强，保持对华人社团的统治和控制也是泰国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联姻便是一条加强泰华关系的有效纽带。

华人郑信在18世纪建立泰国吞武里王朝。可以说，那是华人参与并改变泰国政治进程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虽然吞武里王朝的存在不是很长，但是对泰国华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的。

大批跟随着郑信南征北战的华人官兵在郑信称帝后，都获得了封赏。如：华裔军人拍耶披猜由于战功显赫，被赐爵为拍耶哥萨提波迪，官任海军舰队总司令；还有华裔拍耶披碧也被赐爵为拍耶拉差雪提，统治着普泰麻城。像这样的封赏不胜枚举。

华人官吏吴阳，曾经任税吏一职，也由于政绩突出而被郑王封为子爵，后又被赐封为“宋卡府尹”。华人都称其为“宋卡王”或“吴王”，到他死后还被追封为公爵。他的儿子吴文辉也被封为“宋卡二世”。这样，吴家一连八代都有功于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

华人家族纳·拉农

在泰国的华人中，像吴家这样的精英家族还有很多，如纳·拉农家族的华人官吏也是一个最有代表的例子。最早来到泰国的纳·拉农家族的是许泗章，他是中国福建省漳州龙溪县霞漓乡人。在拉玛三世的时期，许泗章移居泰国谋生。

纳·拉农家族首先是从开采锡矿开始，是泰国第一家从事采矿业的家族。许泗章对泰国的地理和历史深有研究，了解到泰国的南部有着丰富的矿产、树林资源，因此他就求助当时在德古巴城商界和政界都有很大势力的女富商陶贴顺通侯王，并与她合伙做起了生意，开采锡矿。

纳·拉农家族还是泰国植树造林的鼻祖。泰国的橡胶树、“巴迪攀”松树，还有许多观花植物和观木植物都是纳·拉农家族从国外引进并在泰国种植的。在那个时期，橡胶曾一度成为仅次于稻米生产的经济作物，橡胶工业也是当时国家的骨干工业。现在“巴迪攀”松树已遍布全国，成为泰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泰国，纳·拉农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成功家族，他们不仅从移居地泰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给泰国和泰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并为泰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改变了南部好几个府贫穷落后的面貌。

纳·拉农家族为泰国人民做出了贡献，也得到了泰国国王的许多赏赐和恩惠。1844年，在拉玛三世时期，许泗章被封为“銮腊达纳硕提”爵衔。十年后，也就是在拉玛四世时期，许泗章又被赐爵为“拍腊达纳硕提”的称号，并官任拉农府番王的职位。1862年，许泗章升任拉农府府尹，直属于中央政府。

1877年，许泗章被封“拍耶”爵衔，被任命为拉农府的监察官，这可是当时行政官员中最高的职位。除了许泗章以外，纳·拉农家族在泰国为官的人还有很多。许泗章有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而六个儿子都像父辈一样获封官爵，担任曼谷王朝的各种行政职务。

如大儿子许心正，在拉玛四世时期，受封为“銮爵”，担任拉农府的府尹助理；二儿子许心广，曾获得“拍耶”的爵号，官任泰国春蓬省省长的职位；三儿子许心卓，在拉玛五世时期，受封“銮爵”，也曾担任拉农府府尹助理；

四儿子许心勤，在拉玛五世时期，先后受封为“銮爵”和“拍耶爵”官任克拉府府尹；五儿子许心德，在拉玛五世时期，被封为“拍耶爵”，担任朗宣府城的监察官；六儿子许心美，在拉玛五世时期曾为王室的侍从，获封为“銮爵”，后来又被封为“拍耶爵”，担任普吉府府尹的职务。

许泗章的每个儿子都受封官爵，他们对泰国国王也都忠心耿耿，为国家克己奉公，努力工作，从而获得泰王的信赖。尤其是六儿子许心美，在泰国的名气最大，他是开拓和发展泰国南部西海岸地区，诸如普吉、董里和攀牙等府的先驱。

他既注重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注意泰国人民精神文明的培养。许泗章的儿辈们都获得了高官厚爵，孙辈们也不赖，个个也都得到了很高的荣耀和地位。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移居泰国的华人家族当中，纳·拉农家族是受封官爵人数最多的一个华人家族。

“惟泰主义”运动

20世纪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泰国华人（当时普遍称为华侨）在政治上非常关注中国，对当地政治表现得比较消极被动，不是很关心，这引起了泰国政府的不安。在1936年和1948年的銮披汶的两次执政时期，泰国政府发起了“惟泰主义”运动，一度对华人采取压制和排斥的强制同化政策。

在政治上，限制华人的各项活动，迫害华侨进步团体，限制华人的入境人数，规定每年移民到泰国的华人不得超过200人；在经济上，推行泰化政策，规定华侨的从业范围，实行政府垄断；在文化上，严格限制华文小学的数量和华文的授课时间，取消华文中学。

銮披汶政府的强制同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泰国华人的泰化进程。一方面，限制华人的入境和华文教育，减少了华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华人的同化；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华人从业范围的限制，使华人为了摆脱经济的困境而不得不加入泰国国籍。

随着泰国政府对待华人政策的变化，华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的速度加快了，华人的参政意识也越来越明显和主动。1955年，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1956年，泰国政府也修改了《国籍法》，放宽了华侨入籍的条件，取消了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歧视政策。尤其是80年代初，泰国政府赋予华人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一步为华人参政创造了条件。

二战后50年来，在泰国历届政府中，有许多华人（华裔）担任要职。1965年～1966年的19位内阁成员中，华裔就占了12位；在1986年由147位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中，有86位是华裔；1987年由泰王任命的94人组成的参议院中，华裔有20位。

前国会主席巴实·干乍那越，中文姓名叫许敦茂。自1975年以来，担任过泰国政府总理和副总理的华人多达20多位，其中担任过总理的华裔就有阿南·班雅拉春（陈姓华人后裔）、差猜·春哈旺（黄姓华人后裔）、素金达、班汉·西里巴阿差（中文名马德祥）、川·立派（中文名吕基文）等。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是华人第四代后裔，他也有个中文名字，叫丘达新。

总理之下的内阁部长、副部长等各级官员的华人后裔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颂奇、副总理披塔、工业部长素立雅等等，都是泰国政界知名的华裔后代。有人作过大致的统计，80年代中后期，华人后裔一度占泰国政府官员的近70%。高级军政官员中，80%以上是华裔。众议员和地方省市长及议员的华人、华裔也在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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