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行海禁，咋还有那么多人移民东南亚？答案让人惊喜但不意外

1、明代以前的东南亚移民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相信已有一段颇长久的历史，但是唐代及以前的史料所记录下来的都是贸易者、使节或僧侣等，他们完成任务后大都回到中国。中国人定居东南亚，似是从宋代开始有较明确的记录。由于海船出洋贸易者多，因此“住蕃”或“住冬”的现象出现，但人数显然不多。

南宋末年因政局不稳定而移民的人确实不少，据说当时有宋人“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投奔安南。到了元代，对海贸政策基本上采取开放态度，人民出海贸易及移居的亦多有。我们可从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一书的记录中体会出来。他说：“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又说：“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能买卖故也。”由此可见，唐人移居东南亚的日渐增多，到了明代便有较具体的记录。

在史料中最早记录华人聚落形态的是《瀛涯胜览》一书，作者马欢在描述爪哇地区的华人聚落说：

杜板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又如新村又名革儿昔，村主广东人也。约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又如苏儿把牙，亦有村主，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

值得留意的是，定居在爪哇的华人，多有从回回教，受戒持斋者。当时，爪哇人大都信仰印度教，这些华人并不是新移民，他们可能是元代的海商。因明初海禁而滞留国外，又或者是宋元以来在南海定居做代理商的华人。其实，在旧港(三佛齐)亦如爪哇地区，成为华人的重要聚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他们的领袖是广东籍的陈祖义，据《瀛涯胜览》所载，他是在洪武年间(或作洪武二年)“全家逃亡于此，充为头目，甚是豪横。”

2、郑和下西洋对移民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逃亡，显然与明朝洪武年间施行海禁政策有关，也就是说有一批为数不少从事海贸活动的华人，因政府的新政策而滞留不归，成为新移民。值得留意的是在旧港及爪哇的华人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裔华人，如郑和生擒陈祖义后便扶立施进卿为旧港大头目，而施进卿的继承者施二姐竟是印尼伊斯兰教圣人拉登巴古的养母。施二姐年老后又回到爪哇从事宗教活动，可见明初印尼地区的华人与回教的关系。他们并非因郑和下西洋的关系而信仰伊斯兰教。

郑和下西洋(1405-1433)期间或之后八十年，并没有带动新一波的移民潮。不必怀疑郑和之后陆续有中国人非法移民出境，但绝不会是大规模的，明代探取的海禁政策并未因郑和下西洋而改变，而当时的诱因并不十分强烈，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4)广东的海口贸易兴起，私出南海贸易的人在官僚的包庇下渐多，一般去而复还，移居的不多。因此，明中叶以前，中国人移民的速度仍然是缓慢的。

暹罗一地可能较为特殊，由于明代中暹关系良好，据学者统计在明朝的276年中，暹罗来朝贡112，而中国使者往访19次之多。值得留意的是一些华人充当了暹罗国官吏或朝贡使者如谢文彬、陈举成、文智利、陈子仁等，都反映华人在阿瑜陀耶的特殊地位。

张燮称赞暹罗“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所以华人聚落很早便出现在暹罗国都阿瑜陀耶，华人称作大城或称“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到了晚明时期，阿瑜陀耶日渐成为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马来人、日本人、华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都前来大城贸易。

暹罗皇家的海外贸易，都委托大华商承包，城市手工业者亦多是华人，因此大城已成为华人重要的聚落，不过，当时华人的人口数究竟多少仍是谜团一个：有学者估计在十七世纪末的十年中，在暹罗的华侨不会在三千以上。

值得提及的是《东西洋考》纪载大泥/北大年一地“华人流寓甚多， 趾相踵也。”又说：”吉兰丹即渤(大)泥之马头也……嘉靖末海寇余众,遁归于北(此),生聚二千人。”

这位海寇就是林道乾,据说曾入赘于女王，并铸造三尊大炮，因制作第三尊大炮时失误爆炸而死。

3、西欧人东来贸易对移民的影响

大泥是华人重要的聚落，可见华人在大泥是受到重视的。荷兰人就是通过大泥的华人来澎湖寻找贸易机会，不过，沿海人民大规模的移民是在明代中叶之时。

这又跟欧人东来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到了正德六年(1511)，当葡萄牙人占领满刺加/马六甲后，东亚的贸易生态开始改变，特别是葡萄牙人将贸易范围扩张到中国沿海及日本，东亚的海域秩序也掀起了根本的变化。

由于葡萄牙人带来白银，而日本贸易亦以白银来交易，因此中国沿海人民趋之若鹜，非法贸易达到空前高潮，也带动了新一波的海外移民潮。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因为走私贸易兴起，华人在海外寻找新贸易基地亦是顺理成章的事。

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开始定居澳门，当时广东人民获准沿海贸易，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月港亦开放人民扬帆出海。由于贸易的需要及商埠的建构与发展，华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以华人主体的埠头在东亚海域出现。

明代中、晚期，在东亚海域新发起来的华人聚落，数量实在不少，其中较大型的华人侨居地包括长崎、万丹、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等商埠，在日本的平户和长崎，由于浙、闽走私贸易兴起而形成新的华人聚落。《筹海图编》会提到“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数千，居民里巷，街名大唐。”

4、四个著名商埠

最初的中国私商多在九州的博多贸易，其后一路扩大贸易圈。到了嘉靖中叶，倭寇乱起，私商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当时的倭寇头领王直便以平户作为贸易港口。到了隆庆五年(1571)日本长崎建港，逐渐取代博多及平户，成为华人聚居的贸易港口。万历三十一年(1603)德川家康取得政权后，为了加强对中国贸易，颁发“朱印状”给明朝走私商人，许商舶到日本贸易。因为日本以银易货，对中国私商极有吸引力，虽然明朝仍禁止中国海商赴日本贸易，但来日贸易者众。

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崎有华商二三千人，且在当地娶妻生子；日本政府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便委任华人“唐通事”专责管理华商贸易及住宅之唐人。晚明一位中国学者说：“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可见，在长崎的华人聚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位于爪哇西部的万丹， 十六世纪初开始繁荣起来。自葡萄牙人占领满刺加后，“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华商中断前往满剌加贸易，部份华商转往北大年，部份转来万丹。因此从前香料贸易在满剌加集中出口的航路改变了。而新的香料运输航线有两条：一是从香料群岛经苏禄至浡泥，再经北大年转至亚齐出口：一是从香料群岛经万丹至北大年，转亚齐出口印度等地。

而万丹便成为南部新香料运输航道的受惠者，也成为华商的新聚落。万丹即《东西洋考》所称的下港，在巴达维亚仍未建港(1619)以前，万丹可说是爪哇最繁忙的国际贸易港，而华人确实扮演一重要的角色。

万丹的没落与荷兰人建构巴达维亚城有关，华人也随着贸易形势转变，移居至巴达维亚。由于万丹已无法维持贸易，一些中国人开始移居巴达维亚，譬如得到荷兰人优惠贷款的著名万丹华商苏鸣岗、林六哥等，他们的移居必引发爪哇区域华人再移民的效应，苏鸣岗在1619年被荷兰人委任华人社区的第一任甲必丹、而林六哥在1636继苏鸣岗鸳第二任甲必丹。

由此可见，巴达维亚开埠华人便参与其贸易活动，苏鸣岗更扮演一重要角色；他带领一批中国人移居巴达维亚后，万丹国王便进行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离开。1620年彼得逊·昆透露：“万丹每日有许多中国人逃亡到我们这里来。

人们推测尚有二千名在万丹，他们也将会迅速到我们这里。“由于巴达维亚已取代万丹的贸易地位，华人移居日多，据资料显示1625年中国船带来的移民共有1，580人；1626年1，450人；1627年1，250人。

换言之，三年移入共4，280人。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即明朝亡国那一年，中国船带来的华人有4，000人。

万历二年(1574)当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时，月港海商允许出海贸易已有七年之久，由于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货及其他物品，马尼拉很快便成华人的贸易新聚落。西班牙殖民政府为了有效管理华人，在市内建了一个市场名叫八连，使中国人集中这里买卖。

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对华人进行过二次大屠杀：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死亡人数约有二万五千多人；及崇祯十二年(1639)约有二万人，而每次杀戮一二年后，华人又重回八连贸易。而马尼拉的繁荣一直持续着，由此见证马尼拉与华人的依存关系，并不是一刀就可切断。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一下，晚明时期侨居海外的华人人数或有十万人左右；广东人大多移居中南半岛，而福建人(闽南人)大多移居马来群岛。这都是明代中叶以后国际贸易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因各种因素而移民海外的日多，影响着东南亚传统社会的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