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解析:被迫移民与人力资本来自二战后人口转移的证据

文献来源:"Forced Migration and Human Capital:Evidence from ---Post-WWII Population Transf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110(5): 1430–1463

论文作者: Sascha O. Becker, Irena Grosfeld, PaulineGrosjean, Nico Voigtl?nder,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摘要:我们研究了被迫移民对教育投资的长期影响。二战后,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被迫从波兰东部克雷西地区(Kresy)迁出,并主要重新定居在新获得的西部地区(Western territories),德国人从那里被驱逐出去。我们将历史人口普查和新收集的调查数据相结合,表明虽然二战前后受教育程度没有差异,但有强迫移民家族史的波兰人今天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波兰人。这些结果是由偏好从物质财富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所推动的。 

 

一、研究背景

 

古往今来,被迫移民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据联合国难民事务专家估计,目前有超过6500万人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流离失所。被迫移民会改变流离者的一生,这种经历是否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持续性影响?Amos Oz在他最畅销的自传体小说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写道:“即使战争又一次爆发,灾害又一次降临,余生再次异乡漂泊,犹太人总是相信教育是任何人都不能从孩子身上夺走的唯一资本。”BrennerKiefer就曾提出被迫移民会增强他们对后代的教育需求的经济学观点(后来被称为“连根拔起”假说),但由于被迫移民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与当地人存在差异,并且当地劳动力市场竞争可能影响移民的教育选择,这一假说很难被实证检验。

二战后期波兰的被迫移民为“连根拔起”假说的检验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二战后,波兰边境向西推移,超过200万东部(Kresy)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迁到中部波兰或前德国领土(现代波兰西部地区)。德国人离开前在西部地区留下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物资,有效地排除了移民目的地拥挤和物资缺乏的内生性因素。同时,波兰边界的重新划定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准自然实验机会,使文章能够比较被迫迁徙的波兰人后代与所有未迁徙的波兰人后代的教育程度。在此背景下,作者通过最新收集的微观调查数据并结合历史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被迫移民对后代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显著的长期影响;作者还验证了导致该现象的一个可能机制是被迫移民者的观念经历了从物质财富到教育投资的转变。

 

二、数据及实证策略

 

文章的数据分为历史人口普查和最新收集的调查数据两部分。历史人口普查数据包括波兰人口普查(192119311950)、俄国人口普查(1897)、德国人口普查(1900),主要包含识字率、人口居住地、种族、语言和宗教等信息;关于调查数据,作者2015年在与波兰社会调查合作的Diagnoza Survey中纳入了有关受访者的Kresy祖先的问题,最终有近30,000名受访者,其中超过11%的祖先来自Kresy。但是,该调查仅包含来自Kresy的祖先的有关信息,没有其他地区祖先的详细信息,为此作者于2016年在波兰西部地区额外进行了一项调查,即Ancestry Survey,该调查包括4,069名被访者和他们的13,223个祖先的详细信息。以下是详细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DiagnozaAncestry两项调查研究,作者分别设计了受访者和祖先两个层面的基准回归:

此式为受访者级别的回归,其中Yi表示受访者i的教育程度和对教育的态度等;KresyiDiagnoza中为祖先是否来自Kresy的哑变量,在Ancestry 中为受访者i的祖先来自Kresy的比例;Xi是受访者人口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与出生年代交互项;ηLocality?(i?)是受访者的所在县或市级固定效应。εi为扰动项。

此式为受访者的祖先级别的回归,只适用于Ancestry调查。其中Kresya(1)表示受访者i的祖先a是否来自KresyAa(i)表示祖先a是受访者i的父母、祖父母还是曾祖父母的虚拟变量:Oa(i)是祖先a的特征控制变量,如是否来自农村地区等。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在这两个回归中,βγ即为文章主要关心的系数。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Diagnoza调查的回归结果显示(表2),有Kresy移民祖先的受访者比没有Kresy移民祖先的受访者显著高出0.819年的受教育年限(样本平均教育年限为11.91年)。作者也进行了分出生阶段样本的分析(图3),发现1930年前出生的Kresy移民(即在移民时已经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受教育程度略低于其他波兰人,这消除了他们在移民前可能已经比其他波兰人更受教育的噪音;在1930年代出生的受访者(即移民时为学龄儿童)的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这表明被迫移民对后代教育会产生即刻的影响;在1930年代后出生的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说明这种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Ancestry 调查的回归结果与Diagnoza调查类似,因为此调查包含了西部地区受访者的所有波兰地区(包括Kresy、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祖先信息。回归结果(表3)表明祖先来自Kresy的受访者教育程度最高,祖先来自中部地区的受访者次之,西部地区原住居民的后代教育程度最低。

随后,作者使用位于Kresy和中部地区的边界及附近地区的样本分析,以排除被迫移民本身存在的差异和两个调查样本的选择偏误。结果表明(图4),在边界东西两侧地理人文等条件无显著差异的基础上,祖先来自边界东边(即Kresy)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比西边居民的后代受教育程度更高。作者也采用了其他版本的边界线来解决可能存在的边界划定不随机问题。

此外,作者检验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包括移民前可能存在的教育、教育偏好、社会地理特征和二战伤亡冲击差异,对移民来源地、目的地的选择以及对自愿移民的个体和区域选择。结合历史普查和现在最新调查数据,作者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证明了文章的因果识别不存在上述内生性问题。

最后作者探讨了被迫移民对后代教育投资的影响机制(表5),验证了一个可能的渠道:移民的偏好转向对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的投资。接着,作者讨论了其他可能的机制,例如移民目的地劳动力市场拥挤、跨国移民差异、移民与当地居民生育能力差异、成群迁徙和受访者回忆祖先信息偏差等,但以上机制似乎并未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论

 

本篇文章根据二战后期波兰前东部领土大规模移民运动的独特历史背景,采用Kresy边界样本分析并结合最新收集的调查数据,排除了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偏误,验证了经典的“连根拔起”假说,即:被迫移民对物质财富的重视程度较低,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此偏好转变倾向于持续三代甚至更久,这加深了被迫移民的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也意味着为被迫移民及其子女提供教育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更高、更持久的福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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