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研究：森纪子《清代四川的移民活动》

引言：神户大学文学部教授森纪子先生，是日本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大家岛田虔次先生的弟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基础社会研究等领域颇有成绩。她也是日本学界较早对湖广填四川运动进行专门研究的专家之一，撰写了《清代四川的移民活动》、《清代四川移民的经济活动》等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已经写就达二十多年，但其中对移民问题的思考存有一定的价值，故根据森纪子先生的打印稿进行整理，对其中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或词语进行了润色，其中不当之处，还请方家和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陈伟平）

清代四川移民活动

森纪子（神户大学）

论文要旨

  所谓的“湖广填蜀”表明了，清代四川移民活动是一个惹人注意的现象。清朝初年，对地广人稀的四川，清廷采取了奖励开垦措施，这对促进移民活动也产生了効果。但是，移民活动的发展, 超过了清廷预计，特别是到乾隆时代尤为突出。一般的说，明代以来，移民出身湖北麻城的最 多，这时仍然以湖广出身的为多，但是在川西、川南一帯出身广东的与其相差不远，实际上 “五省杂居”的情况出现了。

  这时期的移民之中，帯着本钱计划致富的人相当多，决不只是流民，因为当时传说，在四川大米便宜、容易发财。移民先搞农业，积极栽培经济作物，其中有的是在四川还没普及的， 这也是跟土著民有所区别的特点。当然，移民的经济活动方式是农商兼行的。他们到老家贩卖或寄钱去，跟原籍联系很密切，所以移民社会里，盛行建立同乡会馆。在土产、山货丰富的四川，可以栽培各种各様的经济作物。例如，从明代既有的红花栽培，移民也仍然进行；或棚民参加大规模的药材园生产；广东来的移民开始栽培甘蔗等等。他们还投资于开发盐井、煤矿，也有成就。盐业、煤业的盛行，又同时吸収了大量流民。

 总的来说，清代四川移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业性很强。

引言

1947年，一位日本妇女和中国人结婚，后定居四川省达县。她在回忆录中，对当时的印象，作了以下描述：“四川省于一、二百年前，由外省迁来了大批新的移民。那里的墓碑上，一一刻着已故移民的祖藉，十分引人著目。我家祖先的墓碑上，也同样刻着‘清代由楚入蜀’。”这即是所谓“湖广填蜀”的实例。

早在元末明初，已有移民入川。而有关清代的移民，因仍能看到残留至今当时移民的足迹，从而引起了人们更浓厚的兴趣。在日本，也会论及当时的移民活动，然研究多以嘉庆时期白莲教徒出身地的问题为主，因而在地域方面，也以此为对象，仅限于川北、川东了。本稿拟以及四川省全域的移民活动为背景，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考察当时移民活动的历史特性。

1、开垦政策

由川北入川的清军，于康熙元年(1662)统领全川。继而平定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四川兵火未绝，遂使千里沃野荒无人烟。当时，为使锐减户籍尽快恢复，“流寓川民”回籍及“招民开垦”之事，成为清廷当务之急。

清廷即在平定川北后的顺治十一年(1654 ),很快实行了政府配给兵民牛种的屯田政策。为使开垦政策早见功效，清廷特给招民得力的官员晋升一级，此外还打破了清初垦荒三年起科的惯例，采取了五年或六年免税的种种奖励政策。而且，康熙十年入蜀垦荒者的入籍也在康熙二十九年其子弟入籍考试中，得到确议。

清廷的垦荒计划，不久即见成效。康熙五十二年,已有“今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之说。然而，移民的浪潮，仍在继续向前推进。至乾隆年间，出现了一次高峰，其活动也远远超出了清廷的开垦政策，向更进一步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2、移民的性格

    移民的原籍，多是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等省。但是,正如湖广填蜀那样，移民中邻近四川的湖广人占巨大多数。各地方志也如实地记载了这一情况。别一方面，随着入川移民的増加，他们与当地人必然会产生矛盾，引起纠纷。康熙中期，蜀人李先复曾指出过入蜀湖广人之害：

“臣系蜀人，伏念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填实地方，渐増赋税，国计民生，岂不两有收赖，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其间果以开垦为业，固不乏人，而奸徒匪类，扰害地方，则有占人已熟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夥为窃为盗, 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乂有私立会馆,凡一家有事，群凶横行，此告彼诬, 挟制官府者……”

    因湖广入川者人数众多，所以其与本地人之间的纠纷，也令人著目。从康熙帝的上谕中，也能看出这个问题：

“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 湖广入川之人毎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

    上述的土客对立，应考虑到之所以产生对立的种种原因。但为了理解对立中的基本矛盾，则应首先考察逬个时期移民的性格。

从康熙五十一年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伊去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甚多。”

    由上可知，移民卖掉故乡的房屋、田地，以此为资本，迁至四川开垦田地。但是，到开始征税时，又因不愿纳粮而返回原籍。因此，与其说开垦，不如说呈现了有效利用免税的期间，出外干活赢利的现象。换言之，从中可以看出，从人口饱和的原籍，携带部分资本，以获得短期受益为目的，具有明确投资意识的移民性格。

以下是雍正六年（1728）的上谕，在认识移民性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阁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 不下数万人……但上年江西收成颇好，即湖广、广东亦非歉岁，不过近水之地，略被淹损，何至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也。……因川省旷土本寛，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又有一种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加富饶，愚民被其煽感，不独贫者堕其术中，即有业者亦弃产以图富足……”

      从中可以看出，在故乡并无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有很多人从遥远的江西、广东迁住四川，这是因为四川米价低廉。当时，尚能入川籍，即可发财的传说十分流行。于是，渴望致富者，蜂拥入川。因此，不仅是破产的流民，还有以致富为明确目标的有产者，乘移民之波而入蜀。这一论点，是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实际情况也确实以“远人担簦入川多致殷阜”所言，移民中不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者。

然而，一个个移民，是通过什么途径致富的呢？请看具体的实例。

如前所述，移民中既有携带资本者，也有人分文俱无。有资本者，可直接购买荒地，招佃垦殖，但无产者也有其生存的办法。

曾毓琏，湖南临湘人.康熙末年，随父母至云阳投靠李氏。李氏是其同乡邻居，二年前入蜀，当时已成家，靠佃田耕作为生，因而其颇为冷淡，曾氏只能再投他处。其后捡别人仍在门外的豆秸，筛到五升余粒，换了几亩荒地。他白天佣工，夜里开荒种瓜，随后将数年间所积得十余石瓜种，运至湖南贩卖，再把湖南的土产带回四川，以高价卖出。十年后，曾氏已有数十亩农田和数十处宅邸，成为（云阳）县北的大姓。

彭光圭，湖北大冶人.乾隆七年入蜀，以卖膏圜、寒具为业。后因疏浚池塘，渐时殷阜。其后购得田产阡陌连数县，收谷达万石之多。后世代习弓马，于武科供职者居多，成为（云阳）县西南部的头号大姓。

以上是移居川东云阳县的实例.可以看出，先以小本生意或佣工，攒得部分资金，再购买土地，一面进一歩开垦农田，一面经营卖买，这种农商兼行的类型，在当时移民中较为典型。

但是，他们能顺利地增殖田产的背景，如前所述，以五升豆就可以换得数亩耕地，关键在于土地价格及佃租都很便宜.从当时川南的南溪县，便可看出地价是何等的低廉， 只用一只鸡、一匹布既可购入数十亩田地，因田地过剰，无力耕种，又无佃户，有人只得再把田地送给他人。

特别是山区，地广人稀，土著民纳课十分困难。因而在此招募外省客民，予以土地，让其交纳课税。但是，所纳课税，不过几钱几分而已，而得到的田地却有数里之多。客民无力耕作，再请佃客。数十年中转换七八次的状况也屡见不鲜。最初佃户只知顾主，以后甚至形成了连谁是地主都不知道的局面。这大概是因当初土著人没有拿到田契,因而许多土地的所有关系含混不清。

此外.即便是佃户，其在山地耕种，不久以后，将积累起来的剰余财物购得土地，这也是可能的。

“佃有余利久，亦买田作富人，而为佃如故，他农百计营夺，固不可动，数世相安，视同己产……”（《云阳县志》）

如果有了劳动和智慧，就有了从小资产由少变多的办法。附带说一下，云阳县志列举了县内178家大姓，其中70%是清代的移民。

3、移民和商品作物

如上所述，移民的经营活动是农商并举，所以，他们积极从事商品作物的栽培，也是理所当然的。四川省的土产山货，自古以来就比较丰富，但移民为使当地达到原籍的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了更多的优良农产物。

“大约土著之民,多依山耕田，新著之民，多临河种地。种地者，栽烟植蔗,力较逸于田，而利或倍之。然力田之子弟，利微而不敢懈，种地之子弟，利厚而易骄.此又农事中本末之辨也。”（同治《南溪县志》）

以南溪县为例，与以传统的水田耕作法在山区耕作的本地人相比，移民在河岸种植烟草、甘蔗，不需多少劳力，却得到了比本地人高一倍的收入。这与只经营农业的本地人有很大的差别，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沙质的土壤.也很适于栽培来自长江北岸的烟草和甘蔗。南溪县的烟草，最初仅限于县内的市场，至民国初期始运销湖北。四川在明代时还没有甘蔗，这是清初广东籍移民传入四川的。

“滨江两岸，土宜种蔗，熬炼成糖，运销各地。父老相传，明代无有，清初粤人迁来者众，始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迁衍，遂为大宗。县中富室之户，多以制糖起家。”（民国《南溪县志》）

南溪县的广东籍移民，有留宾场的曾氏（乾隆二年迁居）、罗龙场的谢氏（雍正五年迁居）。民国时两氏子孙加在一起，已有一千五百余人。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四川以往并非完全没有栽培甘蔗的经验。因为据说唐代一名僧人， 曾在四川遂宁传授过制糖法。《天工开物》中也说有二种甘蔗，其中一种是在四川栽培的。倘若如此，明代四川应已栽培甘蔗，只是还未普及到南溪县；或是与以往品种不同的新品种是从广东传来的。究竟属于那种状况，至今仍难判明。

南溪县生产的白糖，上往嘉定府、眉州、下往重庆、万县运销。红糖运往湖北的宜昌、沙市。从道光至光绪期间是鼎盛时期，糖精的产额多达600万斤。

总体来看,甘蔗和烟草的栽培,在四川以沱江流域最为盛行。糖业的中心在内江，而在简阳，甘蔗也是重要的商品作物。但乾隆时代简阳的制糖工场，只产红糖。需要更多资金的漏棚，始于道光年间，是由原籍广东的曾氏创办的，白糖从内江、资州运入。关于甘蔗的栽培，还必须注意的是，在其加工阶段，各县的情况不尽相同。另外，在四川的糖业界，曾氏的名声很大,也是引人注目的。

民国二十年<简阳县续志》的“氏族表”列记了二百个家族的原籍和世系表。其中，除九家原籍不明外，其余分类中，湖广籍占64%、广东籍占2 2%、江西籍占7%、其它占7%。在湖广籍中，明代移民占40%、移住时期不明者占34%。

这里姑且将明代的移民视为土著，移住时期不明者也排除在外，只有看明确记载的清代移民，再计算各省的人数比例，土著占39%、湖广占25%、广东占23%、江西占6%、 福建占3%、其余4%,由此可知，广东籍与湖广籍不相上下。

邻近的金堂县，楚籍约39%，粤籍28%，闽籍15%,其它占20%， 从以上结果综合来看，广东籍与湖广籍相匹敌，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这也可说是川西移民的一个特征。成都近郊至今依然保留着广东话的村庄。

在烟草栽培方面，即以金堂县最为有名。以往四川没有栽培烟草的习惯，大面积的栽培是博姓的江西人（编者注：实则为福建龙岩州人）于雍正七年由湖南移居金堂县后开始的。在成都，烟草作为满蒙八旗的必需品而受到重视。其后，又由四川营销他省。

然而在国内，福建是烟草生产的发源地。所以，在烟草交易方面，福建帮独占鳌头。随着时代的发展，川东的云阳县也遂渐活跃起来。

“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云阳）县中，利颇饶，今 多土人承之。烟草出金堂诸县，由渝、万转运，近利益薄，犹胜他业……”

 金堂县的烟草.是经重庆、万县而搬入云阳的。在云阳，福建籍移民頼氏、卢氏执烟草业之牛耳。卢氏同时还兼营砂糖业。

“卢牟字晋三，原籍福建汀州，道光中随父来县，时县中商务正蕃，凡客藉皆获利， 卢氏兼营烟糖两店,大有所蓄。皆寄闽买田宅，而在县更缔姻娅，后随留不去云,牟性开敏弘绰，广交游，上达嘉、叙、泸、渝、及资内诸县，烟糖两业,皆有乡人交贸，声气呼应，利率自倍……”

原为客商的卢氏，在定居云阳后.其交易范围极广，烟草和砂糖的收购业务，亦渉足沱江地区。

以上是在四川尚未普及的作物，因移民的传播而流行全川的实例。当然，移民在四川自古盛行的药材、染料的栽培方面也是不甘落后的，读看以下红花的实例。

清末，因推出了廉价的洋红，使红花栽培业迅速衰落。但在明代,四川曾出现过大规模栽培红花的黄金时代。《二刻拍案惊奇》也有这方面的描述。书中记述了新都县的杨氏（进士出身、云南佥事）经营的红花园“广衍有一千余亩.毎年售出红花有八九百两出息”。附帯说明一下，从几个方面看，这位杨氏，可能是以杨廷和的姪子、杨慎的从弟杨恂作为原型的。

据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原产红花的地域之广，包括成都府、保宁府、夔州府、嘉定府、潼川府、邛州直隶州。乾隆时期，简阳县仮红花上市，使价格下降的状况表明，红花本身的商品价值很高，导致客商云集，远自福建、广东的洋商，也前来收购。为此成都府开始征收红花税。乾隆二年在贵州、资阳收购红花的商人，因往成都报税，需多行往返路途, 所以提议在内江设置税口。正是在这时期，移民中出现了以加工和贩卖红花而发财的巨富。

周鸿礼（雍正六年生），清初，其祖父及父亲由湖南迁居简阳。他继承家业后，为偿还债务，在耕作的同时，兼做生意，经营红花。从乾隆至嘉庆的50年间，积银6万余两，购入田产50余次。

周俊有，原籍湖南邵阳县。雍正年间，祖父辈已移居简阳。嘉庆动乱时期，购入红花加工埸：

”先是红花为吾简出产大宗，闽、广洋商咸远来购。近因变乱无碾戸，俊有以贱价广收之。月余贼遁去，乡人始归，田尽荒芜，而俊有之收获盈仓，红花亦获厚利，家遂小康。”

然而，移居四川者，也并非全是上述那样经济上的成功者。当时还存在着大量更具流动性格的棚民。开县附近，隔着大巴山，临近陕西省的交界处，是雪泡山和灵官庙。在这里，商业资本把棚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大规模栽培黄连、厚朴的药材园。

“川中财货之饶，甲于西南……所产者木耳、香蕈、药材为多……药材之地道行远者，为厚模、黄连两种，老林久辟，厚模、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模树则系栽成……树至数年数十年，如杯如碗则好厚模也。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商人写地数十里，偏裁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辄数十家，大抵山愈高谷愈深，则所产更好，雪泡山、灵官庙一帯连厂甚多。”

遗憾的是，这份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其商人的出身，也许这就是独占传统的药材业的江西商人吧。

4、移民和矿业

在四川，盐业是能够大量吸收流动劳动力的产业。有关历史悠久而自豪的四川盐井方面，中国学者已有较详细的研究。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可知，当时本地之商，殷实者少，盐引大半被陕西商人租去。而且以自流井、五通桥为代表的盐业资本家的先辈，几乎都是外籍人。在考察移民的经济活动时，这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就云阳县云安镇的盐场而言，从资金和人材方面支掌着盐场的，仍然是移民。湖北黄州藉人,独占拽水夫业务，忠州人占有了灶房业务，同时还有强烈的排它性，其它的人难以染指。

移民不只是盐场的劳动力，还直接参与经营。家财万贯的盐场大姓陶氏、郭氏都是湖北黄冈人，乾隆中期迁住四川。恰逢此峙，云安场的盐井数量猛増，“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责息速且厚也”。这句话表明了，在当时，对剩余资金者最有效的投资，就是购买得利多的盐井股分。

乾隆九年，由湖南长沙入川的胡氏，初意致力于农耕，欲购田产，但嘉庆年间，迁居云阳的盐场，遂投资于商业，”仍有羡金，购卤买田，日益完富”。前述的黄冈郭氏，也在“歳有赢积，辄购田卤”的情况下，收入日增，终成盐场的实力人物。

在云安场，以煤炭作为煎盐的燃料。云阳县煤炭藏量甚丰。盐场的大户陶氏，不仅有盐井，还有炭碳。陶氏的“吉庆煤巄”是附近一带炭矿中的皎皎者。当然移民中也有些人， 因挖媒体一跃而成巨富。

“谭锡奎，字绍亭，原籍湖南茶陵州，先世流徙至县，贫无籍，弟兄三人，为汤溪煤巄供凿运之役，继乃谋于两兄，自辟煤洞，多得煤脉且饶，由是殖产日沃，遂为富人。咸丰初，楚销蜀盐，云安厂人，以盐起首陶、郭，以煤盛者，称谭、萧云。”

在四川，煤炭大体上分布于川东、川南。移民与炭矿的关系，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也可窥见。具体说，位于江北县二岩的复兴隆炭矿，1961年日产量约2000吨。坑道7 公里的沿续至今的炭矿，其发源却可追溯到乾隆六年。

复兴隆旧称甲子洞。创始者周世瑜原籍在湖南邵阳县。雍正九年，经任巴县知县的族兄介绍，全家移居合川县，计划农商并行而致富。乾隆六年，购入江北县二岩的山地20石，开辟田地时.发现煤矿，遂招徕附近农民前来开采。随后，周氏产业代代增加，特别是第三代周兴魅，在经营方面，更发挥了超人的能力。他积极开拓卖买的各条渠道，除在本地的酸房贩卖以外，还从川北的射洪、遂宁、蓬溪 等地运送盐、糖、酒，并利用回程船，运出媒炭。周兴恩之子周隆盛，于重庆开设丰盛和炭号，更进一歩开拓销路。他矿上的工人也达到了800多名。此外，还有在江北东阳镇开矿的高凤永。他原藉在江西瑞州府，是乾隆年间入川的天主教徒。

    在南溪县，也可了解炭矿的状况。在那里上至矿主，下至运炭夫，以煤矿为生者约五六千人。

康熙七年，从湖广入川的曹氏，最初也以“力农贩炭”为业。

煤矿与其它五金矿不同，朝廷允许百姓自由开采，并无禁令。由此也促进了煤矿业的发 展。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使耗费大量燃料的盐业、糖业、酿造业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

5、结束语

以上列举了几个清代移民活动的实例。其中具有浓厚特色的是，在移民的开垦过程中，所具有的强烈的商业性。移民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反映了其原籍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往往 以优势圧倒了当地人。因而可以说，土客之间的经济摩擦，是双方之间发展对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移民虽已入蜀，但却和原籍保持着密接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许多移民的同乡会馆应运而生。同时，这也成为四川与外省联系的一条重要商业渠道。得力于移民而新开发的产品，其流通规模，最初在县内或数县中，只限于省内消费。然而，从清末到民初，已经可以看出向省外推销产品的趋势，其中还有沿续至今的产品。由此可见，移民活动刺激了四川经济的开发，并对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概而言之,“湖广填蜀"实际上意味着对四川经济的再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