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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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京散文:记忆中的父亲
 
编者按:本li正在陆续推出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丛书第二部文集《心归处》中的优秀作品。本期推送的是挪威华文作家东方卫京的散文《记忆中的父亲》。父爱既如山,父爱也温暖,父爱也细腻,父爱也有温度。东方卫京笔下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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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父亲

             东方卫京


父亲生于1930年农历六月十六,卒于2017年阳历元月5日,享年87岁。转眼父亲已经仙逝3年有余,他走后多次返回我的梦中,栩栩如生,醒来后令我唏嘘不已。

父亲多次说过,我们四兄弟中,我的性格最像他,寡言倔强,不喜欢冒险,待人不够热情,不喜欢太热闹。但个性强,有主见,有韧性,做事讲究方法。

也许因为天性相近,我们父子俩相处时,经常坐在一起没话,但却没有一丝尴尬。也许是同样原因,让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父亲的零碎往事。借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出版文集的东风,终于克服懒惰,提笔为父亲写下这段纪文,顺便刷新一下记忆。
                                    
             
尘封的往事

父亲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乡尤村,属马,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换句话说,我有两个伯伯、一个达达(叔叔)、三个姑姑。
祖母早逝。去世时,父亲尚未成年,只有10来岁。当时大伯二伯已经结婚离家,大姑二姑已经嫁人,家里只有祖父拉扯着未成年的父亲、三姑和四叔,日子过得颇为艰难。幸亏已经出嫁的大姑二姑回头帮着祖父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这种姐弟情深一直贯穿于父亲的一生。

祖母去世后,祖父一直没有续弦。在我的记忆中,祖父是一个老老实实但很有气势的乡下老头。记忆中每次我跟着父母回老家的时候,祖父总是在苹果园忙碌着他的农话。他来我们家小住的期间,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父母对祖父很敬重。母亲脾气不好,可能是艰难生活中的各种不顺心,对几个儿子几乎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但不记得她对祖父有过什么言语冲撞。祖父去世时,我大约10来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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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少年聪颖。尽管生活拮据,祖父还是送父亲在乡里读过几年私塾。有了这个基础,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机会补上了几年新学。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离开农村到了城市工作。

父亲最初是在一个毛笔社做学徒。因为踏实勤学,他被推荐学习会计,并入了党。然后被任命到一家做弹花刺条的小工厂做负责人。这个工厂位于洛阳市郊区关林镇。据说开始时搬过几次家,都是租别人家的房子住。我开始记事时,我们家住在关林庙前面那条街。庙前有个广场和一个戏楼,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爬戏楼捉迷藏玩。当时我很害怕庙里关公和他护将的雕像,觉得他们很凶的样子。我家在那里居住了好几年,再次搬家时我上完了小学二年级。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才四五岁,不怎么懂事。只记得街上很乱,一会儿敲锣打鼓,一会儿打架斗殴,父母不让出门。作为工厂的领导,父亲在文革初也被当成走资派受到了冲击。急性子的母亲被惊吓得一度失聪,使得本来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文革初期的经历,让父亲有些心灰意冷。经过努力,父亲调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国营农机厂做财务负责人。这个农机厂是为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厂做推土大铲的,地处同是洛阳南郊的古城乡曹屯附近。我们家就住在厂区的家属院,一家五口人分到了两间宿舍类的平房大间,门前有个小院子。搬家时我才开始上小学三年级,大哥已经去当兵了,我们其余的三个兄弟转到了草屯上了几年农村小学。上中学时又转回了大约4公里外关林镇上的洛阳八中。

在我上高中的最后一年,母亲突然因脑溢血偏瘫。当时大哥已从部队转业回来开始工作,我在紧张地准备高考,照顾母亲的任务,落到了还在做知青的二哥头上。孝顺的二哥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直到母亲去世。感觉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显得更加沉默,一直到了我自己成年之后,才切实体会到父亲所承受的压力。后来,父亲多次提到那段最艰难的日子,言语中充满对母亲的感情和对二哥的赞赏。

在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受尽各种煎熬的母亲去世。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父亲没有让两位哥哥通知在外地上学的我。他决定把母亲安葬在孟津老家的坟地,说等他以后过世后,把母亲迁出来与他合葬。等我假期回家,才得悉噩耗,只能在母亲的坟前补磕了几个头,给母亲培土添香,算送了行。

后来父亲续弦,选择了一个其貌不扬的乡下女人做我们的继母。继母嫁过来之前,守寡多年,有一儿一女,当时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已成人,他们没有随母亲过来一起居住。父亲也没有为难已经成人的儿子们,让我们兄弟几个称呼继母为“妠”(意思是婶子)。据说在那边,继母的孩子们称呼父亲“达达”(意思是叔叔)。

继母勤快本分,低眉顺眼,脾气极好,关键是事事都听父亲的,从来不闹是非,估计这是父亲选择她的主要原因吧。继母与父亲一起幸福地生活了30多年,直到得癌症先父亲几年去世。

        艰难生活的中流砥柱
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都是男孩。看来我的父母命中只有儿子。第一个和第三个没有成活,婴儿期就夭折了,留下我们其余的四个兄弟。
那时的生活很艰难。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儿子,父亲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养家糊口肯定不够,母亲必须经常出去打各种零工贴补家用。粮本上供应的口粮不够,父亲必须出去额外购买议价(高价)粮,幸亏住在孟津邙山乡下的二姨家接济了不少红薯。因为小时候吃红薯太多,闹得我长大后条件反射,看到红薯就有胃胀的感觉。

秋天农民收完红薯后,我们会把人家不要的红薯秧子,捡回家洗净晒干,当过冬菜吃。河南人每天都要吃一顿面条,记忆中冬天吃最多的是玉米面糊糊面条,放些干红薯叶作点缀。父亲再让母亲在糊糊面条里撒上一把黄豆,兄弟几个比赛、看谁吃到的黄豆最多,这成了那段艰难生活的一个游戏。

母亲文革初期受了惊吓后,身体一直不好,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几十年中,父亲差不多是里里外外独自挑着一家的重担。记忆中,总是父亲早上起床给我们一家人做饭。虽然只是简单的饭,但这件看起来不大的日常事,当我长大对人生有更深体会后,让我觉得父亲真是了不起。
父亲兄弟姐妹七个,母亲兄弟姐妹五个,两边的亲戚比较多,大多数都是孟津农村的。父亲虽然职位不高,但毕竟在城里当干部,很多亲戚有事没事都来找父亲帮忙。无论哪家亲戚来找他,父亲都会费心尽力去想办法办成。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在工作之余还做起了副业。家里用的柜子、椅子、凳子和床头,都是父亲自己亲手做的。几个柜子结结实实的,父亲一直用到去世。家里曾经先后成规模地养过兔子、鸡和水貂。无论做什么事情,父亲总是先认真地阅读资料,仔细琢磨其中的道理,然后按照程序认真地操作。养兔子的阶段,我年龄太小,还记不住事。但记得父亲先后在院子里养过几十只鸡和几十只水貂,当然都是圈养。从饲料配置到卫生防疫,父亲都是按照书上的科学方法饲养,还经常去专家那里交流和取经。几家邻居也曾依葫芦画瓢地跟着养鸡和养水貂,但他们总养不好,经常来父亲这里请教。父亲对他们从来都是诲人不倦的态度,不做保留地给予他们指导。从我旁听的角度看,他们对待父亲的样子,差不多就是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足见父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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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人缘很好,待人一团和气。那时的中国社会不太讲究尊重私人空间。因为父亲是财务主管,经常会有人拿着单据来家里找父亲审批签字。我一直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在上班时间找父亲审批,但父亲一直都是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

母亲情绪不太稳定,心胸也不够开阔,有时会与邻里其他妇女闹些矛盾,这让性格内敛的父亲很不好意思。但他总是能够与对方家男人一起把关系梳平。母亲病逝后,父亲曾经与我回顾过那些不太愉快的经历,对我有很多正面的影响。

           
 舐犊情深

父亲天生底气充沛声音洪亮。虽然偶尔会假作声色地教训儿子们,但他对我们兄弟几个来说,相对于脾气暴躁的母亲,绝对算温和的慈父。兄弟几个在幼年时期,都无数次挨过母亲的责骂和痛揍,但父亲却从没有对我们动过一个手指头。我小时候比较谨慎胆小,不怎么喜欢户外活动,最爱干的事情莫过阅读了。那时候可读的东西不多,我几乎读遍了身边所有的文字。为了满足我的阅读需求,父亲到处给我借书看。那时候没有“少儿不宜”的讲究,结果我读了很多像“老工人话当年”和“黄河滩上血泪仇”这类忆苦思甜的书籍,和一些含有大量描绘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烧杀抢掠细节的小说。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许多阴影,尤其是有关旧社会的黑暗和日本兵的残忍。

有几年,我经常因为做噩梦而被吓醒。记忆中,我经常梦见震耳欲聋、张牙舞爪浑身冒着蒸汽的火车头,一副妖魔鬼怪的样子,一种可怕的声音同时在脑子中回响,这让我恐惧得身体抽搐眼睛翻白。当然父母对此很是担心。父亲带着我去了好几个医院。医生们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只有当时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结果吊了几瓶葡萄糖盐水了事。不过,医生们对父亲说,这孩子胆小,注意平时不要吓着他。父亲把这话跟母亲转达了以后,我因祸得福,比其他几个兄弟少了不少皮肉之苦。
受母亲的遗传,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大个头。尤其是我,从小就比同龄伙伴们高出半头。但由于不爱户外活动,加上小的时候肠胃不好,我其实很虚弱。父亲看在眼里,忧在心中。记得厂里有个工人,据说练过一些拳脚功夫。父亲就安排我跟他学点健身的本事。可惜我不是那块料,也没有兴趣,这事只好作罢。

虽然那个年代的生活十分艰辛,但父亲很重视我们兄弟几个的学龄教育与学业。无奈的是,大哥小学毕业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了课,父亲只好托人让大哥先在电石厂做了一名学徒工,而后又参了军。父亲对当时学校不好好上课的状况很失望,让二哥初中毕业后就到附近的古城乡做了下乡知青,说是早日返城工作。大哥二哥的教育后来让父亲很遗憾,好多次跟我唠叨过这两件事情。好在大哥二哥都很努力上进,先后完成了电大教育,通过各自的努力,成为高新开发区干部和建筑监理师,这让父亲颇为欣慰。

四弟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不乏智力,但随性贪玩,喜欢当孩子头,不时还打架惹祸。同在洛阳八中上学时,他比我低两届。高考前的一次数学竞赛,我在高中组拔得头筹,他在初中组也名列前茅。但我上大学离家以后,他好像失去了动力,成绩一路下滑,以至于后来参加高考成了走过场。

当时父亲所在的农机厂转产成卷烟厂,家里也从厂区搬到城里的家属楼里,生活条件好了许多。心存对大哥二哥上学问题的亏欠感,父亲对四弟的上学可是操碎了心,自己苦口婆心地教导,叮嘱我平时给弟弟写信鼓励,放假回家时要给弟弟当面劝导。无奈弟弟玩心笃定,你说什么道理他都认,说完了他依然我行我素。高中毕业以后,在家待业了两年,尝试了不同的临时零工,终于如梦初醒,打起精神考上了电大并顺利毕业。啥人啥命,弟弟毕业后先后在卷烟厂和烟草专卖局工作,后来做了卷烟厂里的团委书记,继续当“孩子王”。不幸的是,他在外县下乡工作期间染上了奇怪的疾病,在仅仅三十几岁的年纪,竟然不治身亡,让老父亲遭受了一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弟弟刚去世的半年里,父亲看上去苍老消瘦了许多。

我从小到大一直功课很好。拿今天的话说,从小就是一个学霸,这让父亲很骄傲。也许是性格原因,也许是受生活所迫,觉得小时候父亲很少与我们聊天,但他却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好好上学,“上了小学上初中,上了初中上高中,上了高中争取上大学”,这好像成了他艰难生活中动力之一。父亲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新学也没有上过几年,我们几个兄弟的功课他也具体辅导不了。不过,我小学刚学珠算时不怎么得窍门,会计出身的父亲自告奋勇地要教我。无奈他用的口诀与学校老师教的完全不是一个路子,闹得父子俩都挺丧气的。

因为我的功课特别好,那时的学校动不动就闹“反潮流”和“读书无用”,学校教的那点东西也挺提不起我兴趣。父亲就到学校找老师商量,安排我跳了一级。那时候的学制短,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时候还不满16岁。

1977年初我刚上高中半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父亲高兴极了,到处找人借书帮助我补习功课。受文革的影响,中学的课程我们以前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学,需要在一年多的时间补习完所有中学的课程。那段时间我挺刻苦的,经常晚上看书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时,母亲偏瘫卧床,父亲要照顾我们的衣食,半夜还要起来催我上床睡觉。

我的高考成绩总算给了父亲一点儿小小的回报。我考了洛阳八中的“状元”,五门科目得了385分,比河南省本科录取分数线超出了近100分。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亲当然高兴得不得了。那段时间每次与人说起这事,父亲总是眉飞色舞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视力色弱而掉档,我最后没有进入名校,而是被“掳”到了那个年代不怎么受待见的石油院校。为此,中学教我的老师们都觉得遗憾,但父亲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一直心情喜悦,直到与大哥二哥一起千叮咛万嘱咐地把我送上了去大学的绿皮火车。

我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的一个大学做教师,30岁做到了副教授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据说这让父亲在他的朋友圈很受羡慕,在家属院里也很有面子也很受尊重,但父亲从来没有对我当面说过这个事。

在国内工作的10年,我经常需要出差,每年大概3—5个月在外面奔波。有一次,同在大学工作的妻子也必须出差,只好把儿子暂时送回洛阳老家跟爷爷同住几周。据说只有三四岁的儿子可把爷爷奶奶和全家给折腾坏了。上房揭瓦倒是没有,新时代的楼房也没瓦可揭,但沙发上、床上、桌上蹦跳翻跟头,揪爷爷的眉毛不让爷爷睡觉等坏事干了不少,也把大娘二娘“吵得脑子疼”。抱怨归抱怨,爷爷疼爱孙子的感情还是溢于言表的。
     
       
 游走在挪威山水中

1995年我被派到挪威交流和进修。作为合作成果的一部分,我获得了挪威当地研究院提供的一份聘用合同,从高级研究员做起,后来做到了部门主管。家里安顿下来以后,1998年我们邀请父亲来挪威居住了6个月。

从国内热闹的环境来到安静的挪威,一切对父亲都是那么的新鲜。父亲每天感叹挪威的干净和静寂的环境,天总是蓝的,云总是白的;好长时间都不用擦皮鞋,衣服好久也不脏;挪威人浪费,人走了房间灯也不关,大白天所有的汽车都开着灯,大片大片的地都荒着不种庄稼等等。尽管经常迷路,他还是喜欢每天出去溜达,唠叨着挪威每条街、每一家打扮得都不一样,到处都是海,到处都是森林。

一个月新鲜劲过去后,父亲想家了。他没有直接跟我们说什么,是在国内家里的大哥转告给我们的。那时我们刚安顿下来,的确忙得忽略了父亲被陪伴的需要,幸亏儿子放学早可以陪陪爷爷。父亲反倒安慰我们,说他会习惯的,不要我们为他操心。

父亲说到做到,在第二个月里,父亲还真调整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每天还是定时出去散步,有时会停下来,与挪威的小孩子咿呀咿呀地交流,回来跟我们说挪威人见面都对他说“咯嗒咯嗒”,像下蛋后的母鸡叫似的,他也“咯嗒咯嗒”地回答人家,结果人家还挺高兴。他问我们是什么意思,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反应过来以后笑得我们前仰后合。原来是挪威语的“goddag!”,打招呼用,意思类似于“你好”。父亲在挪威期间,学会了不少挪威的常用语。

吃不惯米饭,我们又没有蒸馒头的手艺,父亲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但自己蒸馒头,还因为河南人习惯每天吃顿面条,父亲每天也单独给自己做。他按时间表把自己安排得满满的,把书架上能看懂的书差不多看了个遍。

暑假期间,我们开车带父亲沿着挪威海岸看风景,父亲常常为壮美的挪威峡湾风光惊奇感叹。性格内敛的他主动要求我们多给他拍照片,录像时多把他录进挪威的美景中。说要回去给老朋友们炫耀一下。我们清晰地感到,父亲通过调整后,在挪威的后面几个月过得很快乐。对此我和妻子特别感叹:父亲的适应能力,是他一生坚忍不拔、迎难而上的人生经历决定的,他总能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

后来我被外派到法国巴黎任职,本打算再邀请父亲来欧洲看看巴黎的花花世界。但父亲那时已经77岁高龄,考虑到旅行的风险,他不愿意出门远行,说我们给他多寄一些在巴黎的照片就可以了。后来,我们给父亲买了一个电子相框,把USB插上,可以轮换放映里面储存的照片。父亲说他很喜欢那个电子相框。

       
 丰富的内心世界 
 
虽然父亲的文化程度不算很高,也从来没有得到机会接受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训练,但我心中的父亲是一个颇有文艺范的人。只是在他年轻的岁月里,生活的担子太重了,重得他没有余力散发他文艺方面的芬芳。只有待到所有的孩子成家立业后,尤其是他退休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
父亲喜欢听歌,乐感也相当不错。我听到过他唱歌,蛮有韵味的。只是父亲天性内敛,不愿在人前显露。他晚年练习过吹葫芦丝,虽然没有练到很高的水平,听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有一次我回去探亲,晚上就我们父子俩人,我给父亲唱了几首歌,他的评论很到位。有一首歌的结束句,我唱得流畅激昂得意,他也很欣赏,与我讨论了好久有关声乐发声的原理和技巧。
 
父亲的交谊舞跳得有模有样的。据说有几年经常在附近的牡丹广场上、与舞友们切磋技艺,很得舞友们认可。在挪威探亲期间,妻子陪他跳过舞,说父亲的节奏感特别好,舞步很娴熟而且有韵味。

父亲不怎么爱热闹,经常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遐想。闲暇中,父亲也偶尔参与打牌下棋等娱乐活动,但他没有什么牌瘾棋瘾,赌博更是从来不沾。没见父亲抽过烟,他也从不豪饮酗酒,只是团聚时与朋友家人凑兴小酌。

父亲退休后,为了给退休生活添些内容,在一段时间里也试着小打小闹地炒过股票,曾经被套住过,没有怎么赚钱,但也没有赔钱。像做其它事情一样,他认真做功课,阅读研究股票市场的门道,最后得出结论“股票就是玩个心跳,就是庄家设计收割散户的游戏”后收手作罢。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生活的艰辛和“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悲痛,不但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生活。
父亲是个要强的人,生活极有规律。退休后自己骑自行车出行,一直坚持到80岁,最后在孩子们的强力劝说下才停止。继母走后,他坚持一个人单独居住。

父亲是个睿智的人。尽管生活所迫,他一生必须勤奋工作,但他从来不强调过分拼命地工作。记得我在准备高考期间,他也从来不催促我。我开始工作以后,好像他从来没有督促我努力出人头地,反而劝我注意休息和娱乐,平衡地生活。

父亲说,人的这一生你得折腾,但别过分,你总得给自己留点余地。
我仰望天空,父亲应该听得到我在文字里的倾诉。祝愿父亲在天国里一切安好!

   


    


  东方卫京,挪威籍华人,理工博士,祖籍河南洛阳。就职于一家西方大型跨国能源公司,从事综合技术经济评价和决策支持工作。北欧华人诗社社长,欧华新移民作家协会理事,欧洲华文笔会和欧华诗歌会会员。写作观:不追华丽玄妙,但求言之有物,给人生添些诗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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