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史研究】“离而不散”近代华人移民的跨域流动与故土联结——以清末广东嘉应叶家侨批为例


原刊《世界民族》2021年第2期


摘    要: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南方广东、福建等地民众离开故土,跨越海洋或国界,迁移东南亚等地谋生发展,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侨批。本文从清代光绪、宣统年间(1881—1910年)在东南亚谋生发展的叶家三兄弟寄给广东嘉应州的家人、亲族等的侨批入手,了解近代中国民众的跨域经验与网络、华人移民与中国留守家庭的关系及情感交流等,从而理解近现代华人移民身处异国他乡、却与中国“离而不散”的历史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家庭、社群和情感根源及其外部支持条件——华人侨批运营系统与华人跨域网络的运行。

基金:

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现代闽粤跨国华人家庭研究”(项目编号:20BZS132)阶段性研究成果;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南方广东、福建等地民众相继离开故土,迁移东南亚等地谋生发展,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侨批”(又称“银信”等)。侨批是华人移民或托人带递,或通过相关机构寄递之汇款、书信同体的家书,记录着华人移民所汇钱款、物品及其与中国亲友(侨眷)之间的联系沟通等。通常侨批包括华人移民的来批与侨眷收到银信后的回批,常常夹带双方寄递之物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集中研究侨批的经济价值(即侨汇)与运营系统,或比较华人移民书信与欧洲移民书信的异同等。1学者也注意到侨批包含重要的文化与情感价值,认为侨批是华人移民与中国侨眷“双方在国际迁移过程中的叙述与情感表达”2。侨批所包含的华人移民与中国侨眷沟通联系的丰富内容及其蕴含的文化与情感信息,使学界得以了解参与国际迁移的普通个体的经历、情感体验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从而了解华人移民与中国/故土关系背后复杂而丰富的互动图像。


虽然侨汇早在明代就出现,但目前能见到的较早侨批是光绪年间的侨批。由于年代久远,国内外保存的清代侨批很少,造成学界对清代侨批的研究十分稀少。3****年出版的晚清广东嘉应(今广东省梅县)叶家侨批是近代中国南方民众迁移东南亚浪潮留下的不可多得的文本记录。这些资料收藏于广东省汕头侨批文物馆,主要是1881年(光绪七年)至1910年(宣统二年)在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谋生发展的叶和仁(又名叶静珊)、叶清仁、叶礼仁三兄弟委托水客或熟人带送给居于中国广东嘉应州的母亲钟氏等家人、亲族、亲戚等的95封书信。4


目前保存的叶家侨批在三十年间并不连续,缺失不少5,而且来批占绝大部分,回批只有一封。同时,与大部分侨批一样,叶家侨批(书信)信息较零碎。又因年代久远,若干书信已有破损。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笔者的解读。但总的看来,叶家侨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侨批内容集中于叶家兄弟与母亲钟氏之间的对话,夹杂着叶家兄弟与钟氏之外的亲人、族人、外戚等关于某事某物等的对话,提供了有关方面丰富的信息;二是叶家侨批书信篇幅虽有限,却蕴含丰富的个人信息,富有情感表达,为笔者考察叶家兄弟等人的情感体验提供了材料;三是叶家侨批内容比较集中,主要反映叶家兄弟在中国及南洋(现今东南亚)各侨居地之间的跨域流动、生活状况、家庭婚姻及处理家庭事务等情况。因此,笔者得以利用这些侨批,了解近代中国—东南亚跨域迁移中华人移民的跨域经验、他们与故土留守家庭的关系及情感体验等。


中国官方一般称华人移民及其后代为“华侨华人”。6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华侨华人史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讨论自海外迁移发生以来不同身份的华侨华人与中国(家乡、祖籍地、侨乡等)发生的联系,专著和文章不胜枚举。随着中国和侨居地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的变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自19世纪晚期以来,几乎在中国事务的各个方面都有华侨华人的参与。7与此同时,华侨华人往往通过回国探亲、寄侨批或实物、书信联系、口头传讯等方式与中国亲友保持着或密或疏的关系。8因此,近代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形成较密切的关系。现有研究中,一些突出的华侨华人成为研究对象以考察他们与中国的联系,但华侨华人基本是作为整体被讨论的。因此,可能影响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的家庭、个体等因素往往被忽略。侨批为学界了解近代中国—东南亚跨域迁移中华人移民与留守家庭、家乡亲友的关系等提供了及时而丰富的素材,揭示影响普通华人移民与中国联系的内部因素。


叶家兄弟迁移南洋之时,正值清政府废除海禁(1893年)、允许人民自由迁移、并采取“用侨”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华人移民数量增加、并逐渐形成迁移浪潮。华人移民的跨域流动造成他们离开故土、在空间上与家乡分离。在“离”的状态下,华人移民与中国侨眷的联系机制(即华人侨批运营系统)与华人跨域网络的运行又使华人移民能够与故土保持“不散”的状态。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经济、情感等的跨域联结使华人移民与家乡保持一定程度的关系、甚至是亲密的关系。总之,华人移民的跨域流动能力、他们与中国侨眷的跨域联结、移民家庭支持网络等因素共同缔造了华人移民与故土长期“离而不散”的历史现象。下文笔者从叶家侨批出发,分析叶家三兄弟跨域流动经历、跨域家庭联结、情感流动及家庭支持网络,从而理解近现代华人移民身处异国他乡、却与中国“离而不散”的历史现象,并揭示此现象背后的家庭、社群和情感根源及其外部支持条件——华人侨批运营系统与华人跨域网络的运行。


一、叶家三兄弟的跨域流动与“南洋之客”的人生转变


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年),广东嘉应州叶家三兄弟——叶和仁、叶清仁、叶礼仁先后离开家乡,到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暹罗(今泰国)等南洋各地谋生发展。一直到宣统二年(1910),叶家三兄弟除了大哥叶和仁两次回国探亲外,一直在南洋经营,与中国故土处于“离”的状态。历史上,客家人的跨域迁移比西方殖民者更早并形成海外客家族群,而叶家兄弟的跨域迁移行为与跨域生活发生的前后,在叶家兄弟的家乡——广东东部,具有迁移传统的客家民众通过自由迁移与当契约华工等方式源源不断地前往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开矿、务工、经商等。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建立殖民政权、需要大量劳力开发殖民地,中国南方民众纷纷离开故土,迁移东南亚等地谋生发展,成为中国人迁移东南亚的第三波浪潮。粤东地区的客家民众是这股移民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相互援引,携亲带友,经汕头出洋谋生,集聚在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9因此,叶家兄弟是近现代中国—东南亚跨域华人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客家民众参与近代华人跨国流动的一个生动个案。


根据叶家侨批可知,叶和仁在1881年左右到达马来亚后,叶清仁与叶礼仁分别于1895年与1898年到叶和仁处。三兄弟先在亲族、兄弟等的金店帮忙 ,后独立开店经营打金业或其他行业。三兄弟到达马来亚后展开的生活一并记录在他们送往嘉应母亲钟氏等人的信中,使他们的跨域活动得以清晰呈现。特别是老大叶和仁的书信,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他从在乡族店里做工的“司务”(工匠),到拥有金店的生意人,及作为金店主的曲折经历。叶清仁和叶礼仁的书信,也在不停地记录三兄弟在南洋的情况。因此,虽然三兄弟每个人的信件都不完整、不连续,但研究者仍能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了解他们离开中国之后的流动与跨域经历,窥见跨域迁移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书信显示,在叶和仁到达南洋之前,叶父已在南洋经营多年,并在年老后返回故乡,身葬故土。据推测,叶和仁在少年时期(在1881年之前)到马来亚随父谋生。10侨批文物馆收藏的叶和仁的第一封书信,是他在1882年1月10日寄给母亲钟氏的信件。此信显示,叶和仁刚刚离开家乡到达马来亚。作为初到南洋之人,和仁“不能多串(赚)钱财”。刚好母亲旧病复发,他因无法在家尽孝而感歉疚。他寄了“洋银二大元”作为“买肉之赀”给母亲。并在信中表示,他已经长大成人,会记住母亲的话,好好做人:“儿现年既长,自当谨守慈命,断不放肆,幸勿挂心怀。”同时他寄了洋银一元给妻子陈氏(童养媳)。他对妻子颇有情意,表示“情长纸短,寸墨难喧,笔言不尽”。和仁也在信中感谢 “富祥兄”帮助叶家“诸事”,并告知他计划第二年冬天“回唐”(回国、返乡)。信件也显示,此时叶清仁在嘉应州开店。可见叶家在当地属于殷实之家。11


然而,叶和仁的信件散佚很多,他的第二封被收藏的信是约十年后的1891年8月18日他返乡省亲后返回马来亚、途经香港时的家书。他在信中请家人不要担忧,他“随后一二年自晓回唐”。这一次他还是请“富祥兄弟”帮忙照顾叶家。他写道:“富祥兄弟,家中诸事,叨蒙照料,日后不敢忘恩。”同时叮嘱妻子陈氏要勤俭听话:“陈氏在家勤俭,宜听家中教训,勿执性情。”此时叶家可能经济不济,因为信中显示,和仁值新年期间,到新塘墟当铺店当了一幅大锣鼓,他因此寄钱并交代清仁弟去赎回。同时,清仁的店刚结束营业,正在处置店中器物和供奉的诸神。12


1894年7月,在马来亚槟城中街建珍金店做工的叶和仁离开槟城,到今印尼“大亚齐地方”向“家焕兄”承接一间打金店,名为“叶宝源仁记金店”,雇佣四五个“司务”,生意不错,因此要清仁弟“来番”帮忙。13可见,叶和仁在旅居南洋十余年后从工匠转变为打金店店主。


此后,叶和仁不断寻求机会拓展生意,他在今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经营生意,中间发生了几次大的意外,但因经营得当,加上亲族朋友等帮衬,总能化险为夷。


1895年初,叶宝源仁记金店已经有七八名司务。而且叶和仁在大亚齐有了一个妾——陈氏。到了年底,家焕兄从家乡返回,和仁把店“交还与他”, 别处开张叶宝源仁记金店。不料开张之前,金店被“盗贼入店内偷去银物百余元”,使他不能多寄钱回家。虽然如此,他仍在市场外开了一间打金店,因此更加忙碌。他希望清仁能尽快到来,“教下生理”,等清仁接手店内业务,他得以应自己与母亲等人的心愿返乡。母亲在回批中要求他返乡看望“年高”的祖父、与“家室长成”的妻子重聚。此时叶和仁达不到母亲的心愿,“心绪如麻”。14


1895年6月,叶和仁久盼之下,叶清仁与水客朱桂兄从汕头港出发“往洋”。9月,叶清仁到达大亚齐大哥处。自此,兄弟俩或者一同寄出侨批给母亲,或者各自在信中向母亲告知对方情况。15


1896年4月,叶和仁为火灾所累,坐牢一个多月。幸好有本家“亚新叔”担保才无罪释放。出狱后,他仍然开店做生意,但比较“拮据”。因此他不能应母亲心愿返乡,自责甚深:“但男在外营谋一无所差,未知何日可有寸进,方能回家侍奉高堂。不孝之罪,深渊莫测。”然而母亲仍然一直叮嘱和仁返家,和仁以清仁弟“不能交得脱手”( 不能把店交给清仁而脱身)为由,告诉母亲等收获季节再做打算。和仁、清仁叮嘱小弟礼仁在家“不可放荡”,请母亲让他学习手艺或学习做生意。同时叮嘱“陈氏弟妇等”“须要谨守闺门,孝顺高堂”。16 由此可见,叶清仁与大哥一样,在嘉应老家有家室。


1898年4月中旬,久别家乡“六七载之久”的叶和仁,“由亚齐埠一心回家”。不料到了“新埠”(今马来西亚槟榔屿),有“一亲朋”叫他到“大毗叱(叻)坝罗”(今马来西亚怡保)“另创世界”。17叶和仁于是放弃返乡计划,到怡保开打金店,仍然用叶宝源字号。12月,叶清仁从亚齐到怡保与大哥一起经营叶宝源,但兄弟两人可能有冲突。叶和仁在1899年4月25日写信给母亲,指责二弟“不成人,只顾嫖赌,不务正业”。1900年初和仁写信告诉母亲,清仁在红毛丹(在今马来西亚)的店“现下生理甚好”。18 可见叶清仁后来离开叶宝源店,到了红毛丹开店,生意不错。


终于,1899年农历四月初八,叶和仁把店交给“添喜叔”打理,回到阔别八九年的家。七月,他带着礼仁弟出发南洋。历时一个月到达怡保。19这样,叶礼仁步两个哥哥的步伐,也到了马来亚。


不久,叶和仁又在亚齐与“新昌叔台”合开“新和昌”金店,资本较大且工人不少。叶和仁管理“店中诸事一切”。因此他告诉母亲和妻子“不使挂念”,明年他“自晓多寄银回家”。 根据叶清仁寄母亲的信,和仁、礼仁在怡保“生意甚好”,而且和仁又娶了妾廖氏。20可见,叶和仁在不同地方经营打金店,业务都不错。


1901年叶和仁的业务又有了新发展。他在“吡叻”(今马来西亚霹雳)有金店两家,又拓展业务,经营“吧叻”两处,成了承包商,雇工“得几十人做”,家乡来的官带、戊荣等人都在帮忙。他安慰母亲,等到一年收成之时,“三人头路顺遂,必有一人回家,母亲断不必挂念”。21


“吧叻”是19世纪南洋一带承包开发山地矿产、林木的经营模式。华人移民与管辖地的酋长议定纳税数额后即可划地开采矿产。22 研究表明,位于马来半岛的霹雳,是英国殖民时期客家人聚集开矿的地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客家人几乎垄断霹雳州锡矿的开采。23可见,叶和仁在经营金店之余,把业务扩展到客家人主营的采矿业。


1903年农历四月,叶和仁把霹雳的店迁到暹罗,但“贸易拮据”。于是迁到大亚齐,在“新叔”的“照顾”下开了一间打金店。该年他从正月到七月身体不好,花去药费“六七百元”,因此无法多寄侨批回家。1905年农历十月,打金店因为火灾被烧毁,损失了千余元,更是“手中拮据,不能多寄”。但他仍然在一个月后又开了另一家打金店,雇佣十几个工人。到了1910年正月,他在大亚齐的“分乃容”(今印尼亚齐地区的一个城镇)开店。三月,他新建“砖瓦房”,把店移到砖瓦房,以避免火灾损失。24


叶和仁的两个弟弟——叶清仁与叶礼仁的生意也经历波折,在波折中发展。叶清仁到了马来亚后,一直与母亲等人保持侨批往来。但他达不到大哥的期望,最终叶和仁没有把金店交给他管理,而是交给“添喜叔”打理才返乡。叶清仁到达南洋后也是先从工匠做起,后来独立出来自己经营生意,并不时与大哥、小弟共同经营金店。1898年他到 “大亚齐四里汶”(今印尼亚齐四里汶)开一间金店。但金店只开三个月就遭火灾,损失不少。1901年,他在马来亚侧俄营有一间打金店外,加开一间“番衣店”。25


三弟叶礼仁到达马来亚后,在怡保大哥店里勤勉工作,不久就从大哥处独立出来。1900年叶和仁资助他在马来亚“石城”小市镇开一间小金店,“任其自爱自把乾坤”。2****年礼仁与大哥一样,从事开发山林矿产(“吧叻”)的业务。之后,他不时与大哥、二哥一起经营业务。如1902年中期,礼仁与清仁在马来亚“淡江板影”合开一间打金店“协泰字号”,雇佣两三名工人。此店离大哥的店“相隔仅步余路之遥,若兄弟要会面,马车方便”。因此,三兄弟在1902年11月间给母亲合写了一封信。不过,“协泰字号”可能经营不久。1904年在亚齐的叶和仁告诉母亲,礼仁自该年四月到他的店中一起经营,清仁在霹雳经营生意。2****年,叶礼仁把石城打金店移到“芬乃容”,雇工“五六人”。由于“处在大埠,使用大(太)多”,没有积蓄而不能“回唐”。到了1910年,叶礼仁仍在芬乃容开店,业务“平稳”。离家多年的他与两位哥哥一样,自视为“南洋之客”,始终视南洋为“他乡”,希望有一日返乡探亲。28叶家兄弟久居南洋之后,虽然在嘉应都有妻室,但都先后娶妾。因此,1907年4月叶礼仁写信给母亲,称“三人在外,各有家眷”,而且 “甚大身家”(财产),只等着找到可以“交带(代)”的 “实人”(可信任之人)看管店务,就“回家一看”。29然而,直到1910年,兄弟三人虽然有返乡之思,却未返乡探亲。


可见,叶家兄弟在客家族群集聚的霹雳、亚齐等地,主要从事打金业、采矿业和服装零售业,在经商上颇有才干。他们经营有方,因此常汇款回家,不过没有定期寄出侨汇的行为,虽然有时一个月就寄出几次。寄出钱款一般在一至五元之间,超过五元的时候较少,但也有寄出五元以上,有时是十元及以上,甚至达三十元之多。其中,1900年全年寄出二十三次,共洋银141元7毫,是为有记载年份最多的一年。30华人移民的侨汇数量往往因各种内外因素而有变化,叶家兄弟也不例外。由于个人业务经营状况和当时侨批运营系统的影响(下文探讨),叶家兄弟没有定期汇款的表现,侨汇数量也在变化之中,但汇款行为是持续性的。


简言之,叶家兄弟利用从广东嘉应州到南洋的跨域迁移,从普通的农民、工匠或小商人转变为“南洋之客”。他们主要在今日马来西亚槟城、霹雳怡保和今日印尼的亚齐等各埠发展,叶和仁还到了暹罗。这些跨域经历说明叶家兄弟到了南洋之后,仍然具有较强的流动能力,在南洋开拓、发展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空间。他们互相帮衬、合作,一起经营,或分开经营,不断拓展空间。特别是叶和仁,他在分散于大亚齐、槟榔屿、怡保等地的亲族朋友,包括家焕兄、亚新叔、新叔、添喜叔、“一亲朋”、新昌叔等来自家乡的其他华人移民的支持与协助下,拓展更大空间。叶清仁与叶礼仁也是在大哥与叶家在侨居地的亲族网络的支持下,从打金店的工匠做起,到打金店、番衣店的店主或矿业的承包商。叶家三兄弟的跨域经验体现了晚清中国南方民众的跨域流动能力及其善于利用跨域流动谋取财富、拓展人生的历史图像。在此过程中,与中国、特别是老家的分离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但他们在侨居地延续了故土的亲缘、族友关系,彼此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学界一般认为粤东客家移民在东南亚聚集的地点、从事的行业、所用的语言与其他华人族群如闽南人、潮州人或广府人有不同之处。但在早期,客家族群的迁移经历却与其他华人族群颇有相似之处,如跨国流动往往是男性单身前往,客家华人移民常常在故土亲族、乡亲、朋友等的帮衬下移居并在他乡拓展、生活,有的与当地妇女通婚,通过水客、侨批与跨国网络与故土保持联系等。31叶家兄弟的跨国流动经历虽然不能代表整个客家华人移民群体的经历,但生动地展示早期客家华人移民的迁移经验,特别是华人移民在离开中国故土之后、在侨居地拓展空间的历史。这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经历由书信记录下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下文显示,叶家兄弟虽然在空间上与故土是分离的,但依赖华人移民的网络和侨批运行机制,他们得以与故土保持信息、物资、资金、情感与亲情等的跨国联结,处于“离而不散”的状态。


二、清末侨批运营系统与叶家跨国家庭联结


寄侨批、回国探亲、口讯、书信联系等是近现代南洋华人移民与中国侨眷的主要联系方式。32叶家侨批揭示,早在光绪年间,叶氏兄弟就以这些方式与中国家属、亲族等保持沟通、联系,形成一定的联系机制。下文笔者从叶家侨批提供的有关信息揭示晚清侨批运营系统支持下华人移民与中国家庭的联系。


约三十年间叶家三兄弟始终保持与母亲的联系,寄回钱银、物品、传递情思,交代叶和仁妻子——陈氏等人照顾母亲和叶家等。叶和仁身为长子,最先出洋,生意做得比较好,寄款也较多。在遭遇火灾等不幸之后,不能多寄,他亦在信中向母亲解释情况。相比之下,叶清仁和叶礼仁虽不断努力,但经营所得比大哥少。不过,从陆陆续续的侨批看来,不管他们在南洋境况如何,都没有中断与家的联系。据《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编著者统计,仅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1900年与1901年之交)这一个月,叶家三兄弟“连寄10信,洋银42.5元”,这样密集的寄银、寄信、寄物的行为,在汕头侨批文物馆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侨批中是“绝无仅有的”33 。


除了侨批,来往于南洋与嘉应的水客和其他“南洋之客”也是叶家在南洋与中国两端传递信息、物件以及进行跨域联系的重要媒介。如1896年和仁、清仁托“杨荣兄”带给母亲的信十分简短,只交代他俩寄款数目、托款人名字及问母亲安。这是因为,他俩要母亲与带着他们款项的杨荣兄“亲见一面”,因为他 “足悉”“诸事”。34


不过,光绪年间尚没有民国时期较稳定的侨批运营系统,所以叶和仁有“音信难通”之感慨。35侨批文物馆收藏的叶家侨批中的唯一回批,即1896年10月4日 “铬史叔”代书的、钟氏寄和仁、清仁的信。铬史叔交代叶母对兄弟俩的要求:“倘遇妥友、不妨常寄信音,银元(圆)亦要多寄。切切。” 意思是若有妥当可靠的朋友要返乡,兄弟俩要寄音信、钱银回家。可见,叶氏兄弟与叶家的跨域联系,很倚靠这些“妥友”。从叶家侨批看,叶家兄弟选择性地寄回不同数量的款项,只有遇到比较信任的水客或侨客,他们才多寄银元。如叶和仁1896年11月24日给母亲的来批,称只等“朱贵兄回唐,定有银钱寄回”。而此次刚好“叶根兄”回唐,“仅寄来银二大圆”。36说明在众多水客中,叶家兄弟最信任朱贵(即朱桂),这也从侧面反映近代南洋水客群体中存在竞争的现实。


寄来银元、音信的同时,叶家兄弟也寄了不少南洋物质。叶家兄弟的信中多有回应嘉应家人、亲族等所要物品的购买与运送情况。当然,能否满足这些物品需求十分依赖他们在南洋的经济状况,一些需求因钱财不足等而无法满足。但很多情况下,兄弟们仍然竭力满足有关需求。如1895年2月17日叶和仁给母亲的信中提到,祖父与清仁两人“嘱关针花等物”。但这些物品在亚齐“无可发卖”,和仁因此托人到新加坡买。等物品到了,他“自晓寄回”37。 兄弟们也为其他亲属或乡亲代买物品。如1896年10月4日钟氏回批中提到:“尔家中嘱寄绉纱一条,仁嫂手厄一只,吴贵姊手厄一只。上等鹿茸寄回多少,尔母亲食的。”38可见不但叶家人需要南洋物品,嘉应家乡人也向叶宝源店订货。叶和仁经营之生意算是跨国生意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从南洋来的各种物品,增进了叶家兄弟与母亲、亲族等的联结与关系。


叶母钟氏的回批比儿子们的来批应该少得多。1897年12月1日叶清仁寄母亲信中提到,他在农历六月二十寄了两次侨批,十月初又寄了两次。十一月初八他再次写信时,还没有收到母亲就这些侨批的回批,或是交代已经收到它们的信息。于是他问母亲是否已经收到这四封侨批。


接到叶家兄弟来批之后,叶母钟氏的回批大部分由“铭叔”代笔,故和仁在信中感谢“铭叔台”“累次代愚家回信”。39不过,特殊时候钟氏也请其他人代书,如1902年11月间,兄弟三人给母亲的信中,告诉母亲她的回批已经收到,但回批的字迹却令兄弟们生疑,他们因此在信中询问母亲,“此信未知家中何人所写,祈为示知”。40这些例子说明侨批运营系统中的代书现象在光绪年间已经存在,并且有一定的选择标准。代书人可以借代书之机了解书信内容,需要谨慎选择。


除了侨批运营系统的支持,经济条件决定叶家三兄弟寄款的数量与频率。1905年8月18日,清仁在给母亲信中提到,只有水客刚好要回国而且他有多余的钱,才能多寄一些:“水客逢及有余才(财),方能多寄”41。指出南洋客有余钱才能常寄批信的现实。


简言之,至少在光绪年间,南洋华人移民在经济条件的允许下,倚靠水客、跨国移民的跨国往来与华人侨批运营系统,选择可信赖之人与留守家人互相传输信息、情感、资金或物质等。叶家兄弟与母亲钟氏等人的联系表明,此时期南洋华人与中国侨眷的联系在侨批运营支持下比较通畅地进行。但由于跨国人员的往来时间不固定或信用方面等原因,加上华人移民自身的条件限制等,跨国联系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叶家兄弟一遇有人返乡,必有片言只语寄回家,努力保持与家的联系。不识字的侨眷如钟氏倚靠侨批、水客、跨国移民与代书人等得以与海外亲人互通消息,收到侨汇、物品、音讯等。因此,叶家兄弟在几十年间与家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三、跨国情感流动与家庭支持网络


即使母子远隔千里,钟氏与儿子们的跨域联系依然遵循传统的母德与孝德,因此叶家书信字里行间体现出传统中华孝道与思母(子)情怀。约三十年间叶家三兄弟的书信里充斥着他们对母亲的思念、无法在嘉应亲身对母亲尽孝的愧疚、及对母亲的身体健康始终如一的牵挂等情感。而留守在嘉应的钟氏,日夜思念在外的儿子,常常在信中要求久未回家的儿子们返乡。因此,钟氏与三个儿子彼此之间的思念、牵挂、何时返乡探望家人等是叶家侨批的重要内容。虽然信中传递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境的变迁或浓或淡,但侨批就如一条线,连接着分隔两地的华人移民与留守家人,传递着亲人/子之间的亲密与互动。由此,侨批展示了近代华人移民精神世界里与中国亲友联结的那一部分情感,揭示了华人移民与中国“离而不散”的情感根源。


叶和仁出洋早期,钟氏常常在信中教导他,叮嘱他注意言行举止等。和仁常常表示遵循。如1895年2月17日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寄来书信一封,诸事足悉。更读至谆谆慎行其行,足见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哉。”1895年秋天,他从水客朱桂兄口中了解到母亲“常有微恙”后,心中“常有不安”。他的话表明他自身深切了解自己不在家对传统孝道的负面影响:“大凡为人子者,虽则远游,依(已)弗在家,可得事奉。 ”和仁表示他会在外面好好赚钱,希望母亲不要为家事太过操劳和忧虑,以免身体受损:“惟(唯)望母亲大人勿深虑,勿劳神过度,家中事务亦不劳亲大(太)过殷勤,恐伤亲体。总要男外面生理顺遂。”由于母亲在批信中责备他久不返家等行为,因而和仁在信中加以解释,以释母亲的怒气与担忧。42


1891年叶和仁再次返回南洋之时,打算一两年后回唐,但因距离远、缺钱,或生计与生意事务需要等未能返乡,实现返乡心愿时,已经是八年之后。对此,他很是愧疚。他在1894年7月10日写信给母亲,第一句就写道:“男别于家庭不觉又三载矣。无奈天涯远隔,音信难通,未悉母亲大人在家安否?不肖自愧身飘海外,朝夕不能在家供仰之事,十不孝之罪也。”43 这些言语反映跨域迁移之下,华人移民与中国家人分散居住在不同地区,“离”而无法尽“供仰之事”等家庭责任的愧疚感。叶礼仁、清仁也因为生计等因未能如愿返乡,因而产生了类似的情感。因此,他们几乎在每一封给母亲的信中都表达思念与返乡的愿望,对自己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感到愧疚。如叶礼仁在1901年7月17日的信中写道:“不肖男自别家庭于(以)来,不觉三载之久矣。无奈山遥远隔,不得晨昏听省,自问有傀予(于)心耶。但目下钱才(财)未凑,故以不能回家。” 后来,他为了省下回家的费用,以便在外发展,决定暂时不返家。44虽然如此,叶礼仁自视为“南洋之客”,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返乡探亲。


不过,迁移的确对华人移民与中国的关系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流逝,叶家兄弟在外都有了另一头家,他们与家乡家人的联结也随之减弱,对母亲的牵挂也不如初到南洋之时浓烈。1901年12月29 日叶和仁向母亲解释为何三人没有回家为母亲祝寿,并答应母亲三兄弟下一年会有一人返乡看望母亲:“本岁三月间,本亲仁弟意回里一看,并大人今春六旬有一,可以有人奉侍为花(华)诞矣。不料今年接亲仁弟之信,所说店中未能脱手,仍未回唐家。大人幸勿远望,待明年三人看谁可脱手回里,料想回家定有一人,究实走有柬久当爱(欲)看母亲,谁人回家,现未议定。”由于无法满足母亲返乡的愿望,叶和仁心有愧疚,于是他在信中安慰母亲,称在南洋出生的孙儿有福“起行走甚舒,人亦精灵可爱”。还附上第三个妾——黄氏的问安,告诉母亲他计划下一年与黄氏母子“一并回家一看”。 然而,过了约十年,1910年6月3日叶和仁写信给母亲,提起礼仁弟告诉他“今年六月间乃系母亲寿旦(诞)之期”,若不是礼仁提起,他“忘切之”。45可见,叶和仁在南洋二十几年之后,不再如前时记得母亲的“寿旦(诞)之期”。


虽然叶家三兄弟一直等待时机返乡探亲,而且母亲等人也不断地催促他们回家。但侨批中只见1891年、1898年叶和仁两次返乡。正如上文提到的,到南洋几年之后,兄弟们在外都有店铺、家室,渐渐地他们与嘉应叶家不再如初到南洋时密切。跨域迁移拉大了华人移民与留守家人之间的距离,且随着移民逐渐融入域外生活可能变得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血缘与亲情成了联结双方的重要纽带。侨批维系着跨域的联系,使华人移民与中国侨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离而不散”的状态。由此可见侨批在华人移民与故土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关键的角色。


尽管离家千里且久居外洋,华人移民心系故土,不断地通过各种策略,试图在千里之外维护家庭、照顾双亲等长辈。一方面,华人移民常常寄来侨汇、物资等支持家庭生活,通过书信处理家事。叶家兄弟,特别是家中老大——叶和仁常常在信中与母亲商讨或安排家事,包括父亲墓地的修缮、家庭债务的偿还、礼仁的教育与婚事、田园的购买等。另一方面,华人移民通过在家信中附言或直接寄侨批给亲族、亲戚、朋友等手段,试图营建一个家庭支持网络,协助他们尽孝长辈与维护家庭之责。侨批显示,叶家兄弟就营建了叶家家庭支持网络。


现存叶家兄弟的侨批,大都是写给母亲钟氏的。但从这些书信内容看,叶家兄弟在给母亲的信中往往问候多人,包括祖父、妻子等直系家庭成员、伯叔、堂伯叔及其配偶、堂兄堂弟、母亲娘家、出嫁的姐妹等亲族、亲戚,而且信中常常直接写着与所问候之人的对话。叶和仁作为长子问候之人最多,清仁与礼仁信中涉及人数较大哥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叶家在嘉应亲族比较多,叶家兄弟离家之后,留下祖父、母亲、媳妇等老幼妇孺在家,须依赖亲族、亲戚等帮衬护持。也因为他们在外洋开店,部分亲族、亲戚、乡亲之子弟在他们店内帮工,又有一部分亲朋族友等就在叶家兄弟附近,因此有帮忙众人互通消息之需。这些因素使叶家兄弟离开家乡之后,与家乡亲朋族友等保持一定的关系,有益于叶家在嘉应当地与海外的生存与发展。这同时也反映了光绪、宣统年间,华人移民如叶家所在村落与南洋客侨居之地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物质与情感等的跨域流动,体现了他们与中国故土“离而不散”的另一番图像。


钟氏育有四个男孩,其中第二个儿子玉生过继给了大伯父。因此,当1899年叶礼仁也到南洋后,三个儿子都在南洋,家里只剩下祖父、钟氏及三个儿媳等妇女老孺之辈。这使在外面忙碌的叶氏三兄弟很不安,如何照顾母亲和叶家成了他们的心头大事。他们、特别是作为长子的叶和仁,常常注意联络叶家亲族、母亲娘家及已经出嫁的姐妹等帮忙照顾叶家。特别地,叶和仁给母亲的信中对富祥兄、同胞兄弟但过继给伯父的玉生、“伯叔兄弟舅姆等”“亚敏妹”等人都有一番请求与交代。他表示以后回国“叩酬”他们,期待这些人能够帮忙看顾叶家,特别是母亲。


1900年5月13日叶和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玉生弟”是“一体兄弟同饱(胞 ),只盼并无各心,予兄弟外面并无意(异)样,尔不时下来家中看顾母亲一些为是。若可兄弟过进,回家一样荣乐,并无二心。前付来□银并铜边,共重四两,于玉生名下收用”。意思是玉生虽然过续,但仍是同胞兄弟,和仁三兄弟在外面对他并无异心,希望他常常到家中“看顾母亲一些”。日后和仁兄弟衣锦还乡,他一起享受“荣乐”。对玉生一番交代并赠送钱财之后,和仁又在信中回复一直帮着叶家的富祥兄的回批;接着他又问候捷伯父、亚名叔、亚泣叔、亚鉴叔、庚亲兄、亚现兄、少文弟、母舅、舅姆、隆坑伯姆、三伯姆、捷伯姆等人。这些人按照顺序,从亲到疏、从亲族到外戚有序地排列对话或问候。最后,和仁写道:“一概伯叔兄弟舅姆等,容后冬成回家再来叩酬。不尽尽” 46 。


必要时,叶家兄弟直接寄侨批给叶家亲朋族友。如和仁常寄侨批给富祥兄弟,托付或感谢他为叶家或他自己办事。又如礼仁寄侨批给在家乡卖猪肉的“云阶兄”,拜托他给母亲钟氏送去猪肉,费用由礼仁每月“必托水客陆续付完”。47可见,叶家兄弟试图通过侨批运营系统和在家乡的亲友们建立一个由血缘、亲缘关系组成的叶家支持网络,便于他们在千里之外照顾家庭。这表明,跨域迁移发生之后,华人移民并非断绝与亲友的联系。相反,由于留守家庭的需要,与亲族、外戚、朋友等亲友的联系更显重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移民与中国亲友也保持“离而不散”的状态。


简言之,叶家侨批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南方民众的跨域迁移及其与中国家庭、亲朋族友等的多样多元的跨域联结。作为其中的一个联结,华人移民利用侨批、水客、侨客、亲族、亲戚等建立了一个家庭支持网络,试图在千里之外弥补无法亲身尽孝的缺憾、维持留守家庭在中国家乡的生存与发展。在叶家兄弟寄往嘉应家人的跨国书信中,母亲成了他们联系中国的核心人物,也是叶家跨国网络与跨国联结中的关键节点。三兄弟与母亲的情感交流显得十分感人。而三兄弟的妻子们,不同程度地协助维持叶家,一个以叶母钟氏为中心的跨国移民留守家庭及其与华人移民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内部权力关系得以清晰呈现。同时,华人移民与留守家人利用侨批维系情感、进行情感交流,维持着双方的亲密关系。可见,在物质与精神上,华人移民可以通过各种跨国网络与侨批与中国故土保持“离而不散”的状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末期叶家三兄弟从中国南方的嘉应州前往南洋,成为南洋客。出洋后,他们并非永久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利用兄弟、亲族、朋友等在南洋各地的网络与便利条件,建立各自的事业,不断拓展生存与社会经济空间。叶氏兄弟的流动经历揭示近代华人“跨域流动”的两层含义。一是从中国家乡到南洋的跨域流动;二是在南洋各地的跨域流动,如叶家三兄弟在今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多地流动。目前学界往往重视第一层含义的跨域,因它具有跨国的性质,与当下流行的跨国主义理论相当契合。48而华人移民到达南洋目的地后,往往在南洋各地之间寻找立足之地,期间多有如叶氏兄弟一般四处流动的经历。这种经历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疆域似乎没有对他们造成影响。这是因为在近代殖民时代下,南洋各地对疆界的控制比较松散;也是因为华人可以凭借他们已经流向南洋各处的亲族、亲戚、朋友等,比较从容地游弋各处,寻找机会。然而,不管华人移民流动到哪里,家一般是流动的中心,是侨批寄达的目的地。可见,华人移民的跨域流动一方面是扩散性的,一方面又是系于中国的家。这充分体现了近代以来华人移民与中国 “离而不散”的现象及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跨域流动之下,叶家三兄弟的事业不断发展,在各地开张店铺,并且安顿下来,娶妾,过上有家庭的南洋生活,逐渐融入当地。但他们与故土的联结一直持续着。叶家兄弟通过侨批、水客、侨客等保持着与嘉应家人、亲族、亲戚、朋友等的联系,不断地把海外收益寄往故土,表达情感,维系与家庭、亲族等的关系。他们的跨域迁移与跨域联结充满了信息、物资、资金、情感与亲情等的跨域流动。叶家侨批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近代华人移民的海外拓展及其与中国家庭、亲族等的跨域联结和“离而不散”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叶家兄弟的周围,叶家亲族、亲戚、朋友等组成一个较大的跨域网络,为他们自己及其他涉及此网络的人服务。他们不但在家乡,而且在南洋侨居地为彼此提供方便与连接点,使得一个家庭中所有壮年男性得以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为了个人或家庭、家族而拼搏奋斗。此时期来自中国的华人迁移者与其中国亲友及在南洋各地的亲友们构成一个跨域社区。这个跨域社区里的人们建立的跨域网络使该社区的每一个人不但“离而不散”,而且拥有一个跨域空间。在此跨域空间里,不但有信息、物资、资金等的交流,更有色彩丰富的精神生活空间,侨批即是这些心灵空间的见证。正如孔飞力指出,在中华帝国晚期,通过纵横交错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跨国路径(“通道”),华人移民与自己的老家紧密相连。这些通道“既是一种联系纽带,也是一种文化生活空间”。由此,华人移民与其在家乡的亲眷及左邻右舍共同构成“特殊的跨国共同体”。49


总之,叶家兄弟的跨域经验,是近代华人移民时代的一个个案,由书信的记录而保留下来,揭示华侨华人与中国“离而不散”现象背后的家庭、社群和情感等根源及其外部支持条件——华人侨批运营系统与华人跨域网络的运行,成为学界了解近现代华人移民历史中“离而不散”跨域生活的鲜活材料。50叶家个案表明,在华人移民不断流动与迁移的深处,一直有中国家人或中国的家在牵动他们的心,使得他们无论如何跨域,总是与故土“离而不散”。这也使他们的跨域活动多了人文的、情感的、文化的色彩与温度,体现了人口国际迁移史的中国经验。


注释

1有关研究,例如:林金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汇款及其作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林真:《福建侨批局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日]滨下武志著、王玉茹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袁丁、陈丽园:《1946—1949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郑一省:《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王付兵:《清代侨汇之数额估计及社会影响》,《世界民族》,2008年第3期;肖文评:《粤东客家山村的水客、侨批与侨乡社会——以民国时期大埔县百候村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黄挺:《早期侨批业运营的几个问题——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薄〉的记载为中心》,《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张小欣:《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焦建华:《福建侨批业研究:1896—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Lane Jeremy Harris,“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Firms:The Limits of State Sovereignty,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1850s—1930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4,no.1,2012,pp.129–51;Hong Liu and Gregor Benton,“The Qiaopi Trade and Its Rol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Toward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ust 2016,pp 1-20;Gregor Benton,Hong Liu and Huimei Zhang (eds.),The Qiaopi Trade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Rougledge,2018;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Dear China: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1820—198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8。


2沈惠芬:《构建中国侨乡女性史:资料与方法的探讨》,《福建论坛》,2015年第11期。


3详见王付兵:《清代侨汇之数额估计及社会影响》,文中王付兵对清代侨汇数量进行估计。


4汕头侨批文物馆与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把这些书信的文字编辑录入,加入批封5枚及相片一款等,整理出版。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5根据编著者统计,侨批文物馆收藏的叶家95封侨批中,缺失光绪八年至光绪十六年(1882—1890)、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统元年(1909年)的批信。见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6页。


6“华侨”一词于清末产生,清政府用以称呼包括华商、华工和其他从事各种行业的中国移民及已经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土生华人等有华人血缘的人。一直到1955年,中国各届政府对他们实施以血统主义为基础的双重国籍,凡有华人血统的人都认定为中国人,视为国民,称之为“华侨”。二战结束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新中国的建立与冷战的影响,华侨与中国祖籍地联系逐渐减弱。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双重国籍以便更好处理东南亚国家关系,随后大批华侨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华人”。本文讨论的华人移民属于“华侨”范畴。参见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有关“华侨”一词的源起及其含义,见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120—131页。


7有关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状况,参见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997—1036页;刘宏:《海外华人研究的谱系:主题的变化与方法的演进》,《华人研究国际导报》,第一卷第二期,2009年。有关清代华侨的研究,可见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澳]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孙谦:《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等。


8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9其中,嘉应州移民主要前往今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主要从事采矿和经商等业。客家民众的跨国迁移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现有研究往往把客家族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探讨,集中考察客家人迁移历史、会馆组织、行业、宗教信仰及其对侨居地与中国侨乡的贡献等。参见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中研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中国台北),2011年;黄贤强:《新加坡客家研究书目资料提要》,黄贤强主编:《走进客家社会:田野考察、文化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12年,第175—202页;颜清煌:《东南亚视角下的东南亚客家研究》,林开忠编:《客居他乡——东南亚客家族群的生活与文化》,苗栗县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2013年,第8—17页;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萧新煌:《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族群认同与在地化的辩证》,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第3页;肖文燕:《华侨与侨乡社会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个案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48页;黄昆章:《印尼客家人的地位与作用》,《八桂侨史》,1996年第4期;有关中国人迁移东南亚的浪潮,参见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10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3页。


11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4—6页。


12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8—9页。新塘墟是清末梅县二十余处墟市之一,墟是集市的意思。见周建新:《梅县生态环境与墟镇历史发展概况》,周建新等:《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粤东梅县五大墟镇考察研究》,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4页。


13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3、15页。据编著者注解,大亚齐即今日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班达亚齐(Banda Aceh)。


14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8、21、24页。


15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30—31、37、39、41、43、45、48、51页。


16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41、43页。


17怡保是霹雳州的首府,在英国殖民时期因开发锡矿而繁荣,是客家移民的聚集地之一,许多客家锡矿家族发迹于此。见李伟权:《家族企业接班规划:霹雳州客家锡矿家族之兴衰》,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第266页。


18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69、72、100页。


19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76、79、82页。


20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93、95、114页。


21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68—169页。


22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04页注释3。


23李伟权:《家族企业接班规划:霹雳州客家锡矿家族之兴衰》,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第262—267页。总体而言,客家人对东南亚采矿业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详见张应龙:《客家华侨对东南亚采矿业的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4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10、223、229、245、248页。


25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53、62、65、168—169页。番衣店经营当地土著的服装生意。


26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14页。


27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68—169、192、196、210页。据编著者注,“步”是潮梅方言里的“铺”,十里为一铺。


28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36、239、241、253、254页。


29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36页。清仁之妻在清仁到南洋之后去世,去世时间不清楚。


30根据编著者制定的《晚清叶家三兄弟批信递寄情况一览表》,见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6页。该表是针对馆藏的侨批的统计,不包括缺失侨批里的侨汇,因此是不完全统计。


31林开忠:《日常生活中的客家家庭:砂拉越石山与沙巴丹南客家家庭与日常生活》,萧新煌主编:《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第406—407页。


32参见沈惠芬:《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


33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55页。


34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45页。


35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5、210页。


36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48、53页。


37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4页。


38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48页。手厄即金手饰。


39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72页。


40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96页。


41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20页。


42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4、34页。


43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5页。


44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55、161、159页。


45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72、248页。


46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108页。


47广东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侨批文物馆编著:《馆藏晚清侨批选读》,第253页。


48有关运用跨国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海外华人的状况,可见潮龙起:《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跨国主义华人研究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49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41、45页。


50当然,有一部分华人移民由于在外谋利不顺或其他原因无法寄送侨汇或写信回国,因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无法在侨批资料上得以体现,须另文探讨。


(作者沈惠芬,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马来西亚研究资讯 2021-10-05 转载请注明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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