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外来移民管理:传统与创新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有句名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曾主导收复新疆的晚晴名臣左宗棠也说过:“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就从历史与传统的高度说明了西北(本文主要指我国新疆)在中国历史发展与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我国西北地区的外来移民管理,也必须建立在维系整个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总体框架基础上,并注意历史传统与现代创新之间的内在协调。


在历史上,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北地区在与内地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因其位于欧亚中心区域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常常是各民族交融互动的重要舞台。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其中的重要枢纽很多都在西北地区。



在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外来移民。例如,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与波斯(今伊朗)的交往进一步加强,经由西北移居内地的波斯人日渐增多,其中在具有代表性的汉代早期佛教高僧中,安清、安玄等都出身安息。


安息帝国疆域。安息帝国太子安清 被大汉吸引,自愿放弃继承的王位出家为僧,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7年)前往中原传教。 许多安息民众和官员随从跟着太子前往中国,并逐渐融入当地。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也学习汉语,将姓氏统一改为安帕提亚氏,简称为安,以纪念故国。


从西周到唐代,曾经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区域)的中亚民族——粟特人,大批沿着西北丝路沿线与中原进行商品贸易,其中很多都移居到了西北地区,在于阗(今和田)、楼兰、龟兹(今库车)、高昌(今吐鲁番)等城镇,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足迹。


从13世纪起,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以及蒙古的数次西征,到了元代,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内的西亚和中亚地区大批族众迁往中国西北,经过长期融合发展,逐步成为西北地区回族的主要来源。


蒙古帝国1206年至1294年之间占领的领土变化


进入清代,随着乾隆中叶最终击败准噶尔部,彻底巩固西北疆域,中央政府逐步在当地建立起系统的军府行政管理制度,该制度由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长官及其所辖的民政、军事两套系统组成。在沿边管理方面,设置常设、移设和添撤卡伦,负责稽查游牧事务,防止内外部人员私自越界。与此同时,还会同位于中央的理藩院(除了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外,还长期以来监管位于西、北两个方向国家的外交事务)内设机构——徕远司等,共同处理回部及越界纠纷等事宜。在这过程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先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清政府指令新疆地方官员会同理藩院予以妥善安置。道光初年,沙俄当局在中国新疆边境“私盖房间”“霸取牲畜租赋”。针对沙俄侵略活动的日益加剧,理藩院曾代表清朝政府多次和俄国萨那特衙门交涉。


进入近代,随着我国国力的衰退以及俄国、英国等在中亚争夺的加剧,以军府制度为核心的传统外来移民管理体制日益受到挑战,边吏素质不足以应对日渐复杂的外部形势,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面临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曾在制度层面做出调整,1884年担任新疆建省后首任巡抚的刘锦棠后续加以改革,废除了伯克制度,并鼓励内地民众前来屯垦,充实了当地的人口。但由于国家实力上的差距,清代西北地区在应对俄国等非法外来移民问题上,始终处于被动保守的弱势,无法有效贯彻外来移民管理制度,事实上使俄国殖民势力在当地坐大,并依靠非法外来移民,深刻影响了之后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局面,“双泛”(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潮带来严重后果。这一局面,一直要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得到根本性扭转。


总之,我们在认识西北地区外来移民管理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内在的民族因素和外部的地缘政治因素,尤其要对近代西北地区外来移民的具体影响有全面清晰的认识,从而理解这一地区外来移民因素与我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外来移民类型的不同之处,进而在具体政策方面有新的创新与调整。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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