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跨界及英国后殖民研究——艾略克·博埃默访谈录

黄怡婷（下文简称黄）：尊敬的博埃默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请求！在我抵达伦敦之后，我很快就认识到，来自前殖民地的人们是那么深远而又广泛地融入到了英国社会之中。这意味着后殖民时代不仅允许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教育机会，还迫使殖民国家，如英国，在这样的时代巨变中重新检视和定位自己。

不过，进行后殖民研究的英国学者们尚未得到中国同行的全面认识或充分了解。出自美国学界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在中国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一些英国学者的著作虽然也已经出现在了中国学者所出的著作和论文引文之中，但英国学者们在这一领域都做了哪些研究、又是如何推进这些研究，尚未完全厘清。

我认为，您是能回答我相关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您是英国后殖民研究的创立者，而且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您已经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内的领先学者。所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英国学者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展开后殖民文学研究的？

艾略克·博埃默（下文简称博埃默）：这个问题涵盖了许多个层面，需要多层次、基于历史展开叙述，因为就像你说的，它涉及到英国不同大学里不同的学者或团体。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他们往往是分散各处，单独开展工作，为一些特定议题的会议聚在一起，如移民，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积聚力量。过时间好长时间，才有这领域的相关读本、汇编和教科书面世。

为了更好地回答你的问题，我推荐你看一篇我和另一位当时还在攻读学位的学者艾利克斯·提克尔（Alex Tickell）一起完成的的论文，针对的就是你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渐增的后殖民时代》（“The 1990s: An Increasingly Postcolonial Decade”）。这个十年见证了我们从萨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各类评论出发、前行的历程，这些评论当时在文学理论内部散落各处；他们起先大致上并不属于后殖民。萨义德是一个反东方主义者，斯皮瓦克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德里达追随者，而巴巴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这样，我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步，先有了这些单独的大人物，再穿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即后殖民文学研究整固的十年，然后进入到了新世纪，现在这个研究分支毫无疑问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

艾利克斯·提克尔和我那时都在利兹大学，这个学校和肯特大学一起是后殖民研究的中心，一个大中心。它们能成为中心的部分原因在于，伦敦大学所属各机构以及牛津和剑桥仍然以特定的传统英国写作监护者自居，它们还不清楚该如何接纳后殖民研究。它们觉得这项研究太新、太当下、太当代，并且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这项研究需要一些有活力的人，像提克尔，像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去切实地阐明这些事情和这一类的意识框架已经存在了好久，可追溯至柯勒律治和雪莱。你知道，浪漫主义诗人早在十九世纪初期就在写奴隶制、帝国和全球事物了。所以，它要求我们中的一些人为后殖民研究作背面投影，展示其中的一些事物可追溯到更久以前。

回到《英联邦期刊》（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上的这篇论文。我们从由一些单独的学者（大部分是后结构主义者）形塑的文化研究领域出发，走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巩固阶段，“模拟” （mimicry）和“混杂性”（hybridity）、“国族叙事”（nation-narration）、“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和“离散”（diaspora）都成了关键议题和术语。

黄：好的，我们应该读一读您的这篇论文。那么您能再多谈谈进入新世纪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吗？有没有可能把它分为几个主要的时期或进程？英国学者又是如何看待或回应他们的美国同行所介绍的理论和概念呢？英国学者自己的主要思想又是什么？

博埃默：越来越多的大学英语系和其他院系参与了进来。法语系在一些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德语和西班牙语系涉入得慢一点。这些院系意识到，它们不能继续把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在塑造欧洲写作的全球和帝国历史拒之门外。就是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让我们以埃克塞特大学或伦敦国王学院为例。如果你瞧一眼它们院系2000年的概况，每个系大概只有一名从事后殖民研究的学者。现在，十五或二十年后，我们再看一下。埃克塞特拥有大约三到四个学者，而且他们各有所长。一个也许专攻非洲文学，一个更专注于印度英语写作，另一个人或许集中在加勒比文学上。你尚且不会在一个系里同时找到两位非洲文学专家或两个印度英语文学专家，但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够见到。利兹大学毫无疑问早已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年还有若干会议，由不同大学举办，针对不同的后殖民议题，如移民、多样性、国族和身份等。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只有一个大型会议。

至于英国后殖民学者对美国同行（如萨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在九十年代提出的理论和概念是如何回应的，他们是非常善于接受的。许多人觉得巴巴的《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比斯皮瓦克的著作更容易接触，在很多年里是这一领域的一个核心文本。萨义德的著作当然也很重要。不过，这些常驻美国的学者并不首先被视为美国人：萨义德来自埃及；巴巴和斯皮瓦克来自印度。

黄：哪一些议题是现在这一领域的英国学者们最关心的呢？

博埃默：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常在议题就是移民：它从来没有离开，但现在因为英国脱欧问题还被赋予了紧迫性和严重性。英国脱欧受到了民粹主义和帝国怀旧之情的驱动，而且它是反移民的；然而，对于后殖民研究来说，移民是好的，是一个优点。它导向互动，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与理解，所以它是好的。但这对于当下氛围中的英国来说，它并不是好的。这是一场后殖民学者不得不持续进行下去的斗争。这样，英国脱欧对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影响就是给了我们更多的讨论话题，也许还会更新最初将我们引入这一领域的目标和理想，即对移民问题的兴趣。

黄：这个议题的复杂化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印度一样，所以中国学者在后殖民研究领域不但关心这些移民作家和批评家为他们的移居国贡献了什么，而且关注他们能为自己的母国做些什么，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自己的发展获取一些洞见或有益的参考。另外，要为学术研究列出一张合宜的问题清单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能否解释一下为何“移民”成为了英国后殖民研究的核心议题呢？

博埃默：我不会去论证移民在中国是否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移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迁移，试图前往更高的地方、更好的地方以及更少污染的地方。这是一个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回看本国的情况，英国还是受制于它的帝国历史，帝国的遗产。事实就是，如果某一个英国的前殖民地出现了问题，在英国的人们就要承受后果。当穆巴贝在津巴布韦镇压他的人民时，就有一股津巴布韦移民流入这个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英国仍然要思考它的全球责任。这是中国，论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拥有不断增长的全球参与度和责任，也能做的事情。这是一对平行问题，而后殖民学者们拥有对非洲、或加勒比地区、或印度的特定地区专门知识，常常能够富有见地地谈论这些相互关联的国族议题。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如果你正在思考你能够从英国的后殖民讨论中学到什么，那么它或许在国族和环境两个议题中。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全球焦点，也是英国后殖民研究的聚焦点，一个中国学者可以从中获益的双重焦点，那就是我觉得以下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什么是家？要如何应对像气候和环境变化这样的危机？我属于何方？什么是我的语言？它们或许都是在现代性快照中存在的问题。分裂的自我被都市拖住，再难回到乡村。

黄：是的，您提醒了我，迁移在中国内部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人们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从北移到南、从西移到东。而且，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居国外，同时又有许多外国人正前往中国定居。而后殖民研究，在您看来，与现代性问题、发展问题息息相关，并且人们在英国还需要讨论前殖民国家与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合作或协商问题。

博埃默：是的，就是如此。还有英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黄：您刚才概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国的后殖民研究历史。事实上，作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多年来您的著作本身就代表了研究前沿。现在，让我们更多地转向您的著作。您在1995年发表了第一部学术著作《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移民隐喻》，就是这本书让您在中国成为一位业内有名的学者。我拜读完您的这本书后，发现您一直对殖民文学的遗产以及它对后殖民文学的影响非常感兴趣。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您出版了更多的著作来说明殖民时期的文学意象。所以，可否请您再多讲讲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呢？

博埃默：在这本书中，我探讨了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关系，即一个是如何从另一个中生长出来的。在前两章中，我关注的是帝国对维多利亚时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小说和诗歌的影响，接着我探讨英国的作家是如何开始承认，他们无法单独谈论后殖民经验，或发展中国家世界的经验。然后，后殖民作家开始对英国小说做出贡献，他们既遵从它，又抵抗它。有一些作家，像奈保尔，写作时脑中始终记着康拉德的影响，萨尔曼·拉什迪则有劳伦斯·斯特恩的。更挑剔一点，你可以说后殖民写作是殖民写作的回声。但它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是带有某种批判意味的一种回声。

黄：请您再多谈谈，殖民文学研究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后殖民文学作品的，特别是那些移民作家的作品？

博埃默：我们对这些作家身上的一些事情感到理所当然，比如他们大多数用英语写作，像奈保尔的写作就漂亮极了，他们都在殖民学校中接受过英国文学教育，所以他们是通过学习英国殖民文学而成为作家的。

黄：他们常常被认为是半个英国人。

博埃默：是的，是的。所以，殖民时期的作家，如狄更斯、勃朗特、华兹华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常说的，你不能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作，你必须得带着或受到影响来写作。这些后殖民作家所做的就是从那些对他们来说似乎最容易借鉴、或最有共同之处的英国作家身上接受影响。如奈保尔，那就是康拉德，因为康拉德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作家，一如奈保尔自己。

黄：作为一个研究印度英语文学的学者，我对您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印度人的抵达，1870-1915：大英帝国的网络》（Indian Arrivals, 1870-1915: Networks of British Empire）特别感兴趣。在这本书中，您分析了来自殖民地的旅行者和移民给作为一个帝国的英国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您能再谈谈印度旅行者在这一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吗？谁是这其中最重要的？

博埃默：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说明英国文化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就腌渍，或者说浸泡在了印度的影响之中。以洗发水（shampoo）为例，这就是一个印度概念，一个印度词语。所以这种影响甚至进到了语言的内核之中。人们常说——我现在正从语言学家那儿借来一个类比——当一种语言通过入侵受到另一种语言的影响，比如英语因为维京人的入侵受到丹麦语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些入侵词语进入到了日常核心词汇中，一种主要语言就对另一种语言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力。所以，英语中的“window”（窗户）一词对应着丹麦语中的“vinduet”，而在日耳曼语言中，它就完全不是英语中的这个样子，是“fenster”或其它词。事实就是，印度影响进入到了文化影响的核心之中，已经登门入室了。饮茶，或洗头发的洗发水，显示出这些影响在这儿是多么广泛，处处彰显出印度帝国的威望，以及与英国文学的关系。它也像一顶王冠，对吗？但是接下来，我也谈到了这些旅途中的印度人参与到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生活中，又是如何通过现在所谓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对英语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奈杜（Sarojini Naidu）的作品中充满了香水、夜晚、忧郁的情绪和幽暗灯光，恰如你看到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写作。这都是受印度影响的结果。还有许多例子我们可用来说明印度的影响有多重要，特别是那一时期印度旅行者对英国的影响。

事实上，我在写这本书时最触动我的作家应该就是奈杜，这源于她对印度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早熟、年轻又漂亮，她初到英国时年仅十八，举手投足洋溢着活力。她被称作印度公主，备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男性诗人的爱慕，而且她还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运用自己的魅力来开展她自己的工作。她在英国想象之内创想出了一套印度思想，然后成为一名印度民族主义者。首先，她经由诗歌创作发展出印度的东方主义思想。同时，她还构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印度”（United India）的思想，而且她是在海外从事这些事情。然后，她返回印度，并开始搭建一个民族主义平台。

黄：所以，印度的民族主义最早始于她？

博埃默：是的，但不仅仅是她；是她、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都在客居英国时萌发了联合印度的思想。这非常重要，也很有创意。联合印度的思想生发在印度之外，我想这应该与中国大为迥异，是吗？。

黄：是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值得深究。我知道您还花费了很多力气与一些英国少数族裔和移民作家共同运作一些工作坊，为的是扩展他们的读者群，并研究英国文学经典或主流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可否请您分析，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多元写作，尤其是那些来自印度的移民作家，是如何对重建英国的文学经典做出贡献的呢？

博埃默：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首先，他们尚未通过自身的出类拔萃而得到经典化，当然这很令人遗憾。他们是通过学术研究的发展而成为经典，这种发展指的就是我们早前谈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利兹大学、埃克塞特大学等高校里的那些事情。换句话说，英国大学里的英语教师开始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法把英国文学当成一种同质的英语种类来讲授了。因为它是国际化的。不谈及帝国，就没法儿教英国写作，或者不提康拉德，就没法儿谈阿契贝。这些少数族裔作家尚未进入主流，但有必要让他们更接近主流。文学研究在英国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工科、医科等学科，而我们正在认清，如果我们不能给学生提供讲述他们经历的书籍，我们将会越发地不中用了，甚至速度会比现在已经发生的更快。所以这些书仍然需要更加经典化。这是一个改变思想和情感的过程。我希望有一些作家可以得到大众认可，像卡米拉·珊木西（Kamila Shamsie）、沙西·德什潘德（Shashi Deshpande）和阿米塔夫·高什（Amitav Ghosh）；我特别欣赏他们。

黄：我也很喜欢高什。他的小说足够复杂深沉，能展开一个广阔的画面，但我有点儿疑惑，他仍然属于印度英语作家群体吗？就像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那样？他近年已经移居纽约了。

博埃默：不，不，他和一位《纽约客》的编辑结了婚，他们的孩子也在美国。现在，他六个月住印度，六个月住纽约。

黄：那么他现在的生活和基兰·德赛（Kiran Desai）是一样的。

博埃默：是的。

黄：您现在似乎把高什视为印度作家的领袖了。您能多说说他和萨尔曼·拉什迪吗？

博埃默：我们能花两小时来专门谈论拉什迪。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推崇他的《耻》和《午夜的孩子》，但我认为追杀令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把他推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上去，并带给他某些妨碍他写作的焦虑。一百年后，当人们回望现在，我认为阿米塔夫·高什将会被视为现今的印度英语写作领军人物。

黄：是的，高什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而且学者们也开始讨论他的作品了。

博埃默：他热爱中国。有一年我邀请他来沃尔夫森学院，这是牛津的一个现代学院。学院里有一个园子，有许多垂柳，还有水。我请他做一次朗读并吃顿饭，他看着园子说：“好多英国的花园都是从中国借鉴来的。看看这儿……这儿……那儿……还有那儿，都是中国风格的。”他真的非常热爱中国，对中国文化也是如数家珍，就像他的“朱鹭号”三部曲所展示的那样。

黄：我们应该邀请他来中国。话说回来，除了是后殖民研究的领袖，您还是一位受人盛赞且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且特别通晓当代的后殖民写作语境。兼具两种身份，您是如何看待英国少数族裔和移民作家的写作现状呢？或者，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合适吗？

博埃默：在我看来，有些最有意思又有实验性、有时还聚焦英国性的英语作品，来自主流之外，出自黑人和亚裔作家。当我们阅读那些英国主流作品时，像伊安·麦克尤恩的、阿兰·霍灵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贫乏，一种英国文学的精神贫乏，因为它非常中产、非常享有特权话语、非常都市，也非常白人。所以，它是有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局限性并不为人所察，因为这是人们所习惯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多样性，有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作家，包括来自英国内部的不同背景，如威尔士作家和苏格兰作家。主流的局限性越发明显。所以，少数群体作家的贡献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微妙地点出了主流的缺陷，并表明那些离了英国文学就没法继续下去的写作正让人罹患厌食症。

黄：您如何评价当下的后殖民研究？

博埃默：后殖民研究已经远比以往要主流，尽管它还需要同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和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争夺空间。基于我们所经过的历程，可以预见这竞争还会继续下去。后殖民研究会在英语系、法语系和其它欧洲语言系中更好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从事这一领域教学的人数也会上升。更多的主流学者，像研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学者们，会认识到他们不能只当个沃尔夫研究者；他们需要成为处在沃尔夫的帝国和后殖民语境中的沃尔夫学者。人们也会更多地关注英国的后殖民作家，不仅仅是非洲的后殖民作家、或加勒比后殖民作家，而是那些写在英国、生在英国、又具有多样背景的作家。由此，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会更令人感兴趣。她生在英国，又具有加勒比背景。尽管她被视为主流的英国人，但她非常坚定地写着黑人和后殖民主题。

黄：除了扎迪·史密斯，还有没有其他作家您认为会在这一领域大放异彩？

博埃默：我认为卡米拉·珊木西会。《家火》（Home Fire）是一部恰到好处的小说，展示了一个移民家庭，确切地说，是一个巴基斯坦家庭和一个英国家庭，以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黄：英国的后殖民研究如何区别于美国的研究呢？您又如何回应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和大卫·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所说的后殖民研究的狭窄和局限，以及后殖民研究需要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学概念呢？

博埃默：对于第一个问题，如今后殖民研究在英国也许比在美国更得学术机构的认可，在那儿它不得不和我刚才提到的相关研究方向竞争——跨国研究、比较研究、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批评家，如马丁·普契纳和大卫·达姆罗施谈到了后殖民研究的狭窄和局限，以及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学概念的需求，但事实上，他们对后殖民的定义是非常局限的，正如他们的世界文学概念。他们的世界文学主要关涉翻译或传播的文本，与讲英语、讲法语等人群中其它许多激动人心的文学主题无关，而后殖民研究照样处理这些。

黄：虽然您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但我还想请您谈谈，英国的后殖民研究学者能和中国学者分享什么？

博埃默：每一个人，无论他谈的是移民、还是发展、抑或资源，都是力图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它，我们如何去构建一个基本而又舒适的家，一个我们心有所归的家，尽管它是这个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后者又是数字化的、互通互联的，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难道不是和英国一样，力图从这些议题中找到一条路？中国难道不是在忙着为自己树立一个全球角色？正如你们所说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两千年的王权国家，可以静悄悄地闭关锁国。如今，我们看到了经济大繁荣和全球化，而且中国对建立自己的全球角色非常关切。英国长久以来早已拥有自己的全球角色，也犯过一些大错，或许别的国家可以从这些错误中有所借鉴。向那些失去过的人们咨询是至关重要的。文学是一件非常敏感的工具，而在文学中你能意会和英国的全球角色相关的困境和冲突。以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为例，匹普帮助罪犯马格维奇逃跑，马格维奇到了澳大利亚后，出于感激把他挣到的钱寄回给匹普，好供他读书，但是匹普认为这钱来自另一个人，是更干净的钱。如果你想从中读出一个帝国和道德故事，它就显示帝国网络扮演了一个复杂的全球角色。所以，可以说中国能从英国的例子中学到许多，并学着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黄：是的，确实如此。 

2020年5月，我对博埃默教授通过电话进行了第二次采访，主要谈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英国后殖民研究进程的影响。

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您觉得哪些议题在后殖民研究中会凸显其重要性？

博埃默：面对新冠全球大流行，我们现在最该思考的问题就是跨界，特别是它的意涵和人们对它的更多关注。在后殖民研究中，我们一贯会庆祝、鼓励跨界，并对它感兴趣，因为跨界导向创造性地混合文化，就是拉什迪所说的“给世界带来新奇”。但是，当然根据有些观点，病毒的传播是一种有害的跨界，对吧？它看起来证实了全球化和不同国别的人群大规模移动会带来的危险和恐怖。右翼政治家，比如奥地利和美国的，已经匆忙关闭了边境，并谈论外国人体的威胁，你也可以说是外国威胁。因此，后殖民研究就更有责任继续为融合、交流和穿越发声。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只有通过分享知识、信息、办事方式和技术，我们才能一同安然度过这次大流行。病毒和细菌总是在不同物种、文化和国家间通过接触来去穿梭。它们向来如此，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病毒传播的加剧源于全球化，源于人们——至少截止2020年1月份——那么多的人们为商务、为度假、为工作，也为了娱乐，乘飞机旅行各处。在我看来，并没有理由去关闭边界或加强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我们应该交换和分享理解和知识，包括新冠病毒的检测和疫苗。简而言之，后殖民移民和跨界之类议题更让人关注了。后殖民学者有责任找到继续正面言说移民的路径，包括有用信息流的跨界流通。

黄：那么环境保护呢？

博埃默：对，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飞机大量停飞，经济停滞，乃至封锁，这令人关注，也叫人清醒。结果呢，看看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正面的改变：天空变得干净多了，这是我们数十年来所未见的。联系到后殖民文学研究，我们这一领域一直对生态学感兴趣，对环境保护感兴趣，这样每个人才能持续享有利用机会。在后殖民研究以及后殖民小说和诗歌中，我们需要考虑维持一个可信赖的世界，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还要考虑支持为之努力的作品和作家们。我们需要确信人们将会再次像过去那样互相交流和交往，因为那是一种文化善事。尽管显而易见地，当那种交流主要通过乘飞机迁移而发生时，那就是我们需要处理和解决的事情。我的下一部小说《咫尺天涯》（Faraway Close）将会探索我们如何远距离交往这个主题；我们如何在相距遥远时以有意义的方式互相交流。（在最近的《伦敦杂志》上有一篇特稿。）

黄：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我们需要改进方法论吗？

博埃默：我会说，是的。正如我们在过去数月所见到的，从这场危机开始，科学家们，包括不同学科的人文学者，都在尽力互相学习方法论。他们在分享观点；他们在远程推进跨学科技术。我参与的一个跨学科项目，叫加速中心（the Accelerate Hub），我们通过结合叙述和医学方法，正在探究通过讲故事，人们仍然需要倾诉多少来渡过他们遇到的新冠相关问题。同样清楚的是，当我们思考人们居家办公、宅在家中、努力适应封城带来的一些精神健康影响时，我们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协作起来，一同解决问题。经由互相连结的文化活动，诸如远程但一同朗诵和合唱，人们已经在以积极的方式开展合作了。至于这些活动与后殖民研究有何关系：它们都诉诸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方法论的协作。

黄：明白了，所以跨学科研究是关键。

博埃默：是的，正是如此。

黄：这些变化将来会如何影响后殖民研究？

博埃默：刚才我们谈论了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以及无论是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从跨文化中提取信息以促进交流。后殖民是一个始终坚持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所以这个方法在将来、在后新冠时代只会得到加强。后殖民的竞技场历来鼓励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医学史家聚到一起，以交流方法。你知道加缪吗？一个法国作家，他著有《鼠疫》一书。我愿把它称作一本后殖民的书，因为它对一场（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战后背景下、具有难以预估的潜在全球后果的大瘟疫充满了洞见，一场正好发生在独立前阿尔及利亚的瘟疫。

博埃默：是的，我们可以受益良多。我还得解释一下我提起这本书的原因。它阐明了我力图说明的后殖民跨学科研究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其它领域内也能得到长足发展。在这本小说里，我们看到作家提取了不同类的知识来完成他的作品，有哲学和医学，有瘟疫史，还有阿尔及利亚史和殖民主义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证明我们在后殖民研究中发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多么强大，富有适应性和创造性。

所以我们看到，后殖民研究并不仅仅是移民，跨界和人群的移动，它还是国家身份和跨国身份，包括我们如何整固它们，它们是如何有用，它们又是如何具有破坏性，以及它们如何才能互相作用。如果你喜欢，包括国族叙事的主题，后殖民也有许多可以为当下言说的。

博埃默：我想起了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曾说过的话，“没有一件物品边上不站着旁物”。我们早已从哲学家和思想者那儿听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且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代凸显了这句话。我们需要互相依靠、互相关心。正如荷兰哲学家布里格曼（Bregman）在他的新书里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看到人们被困在孤立的境遇之中时，他们绝非如同我们从《蝇王》中了解到的那样互相厮杀，而是合作。合作显示了我们在一起，我的存在依赖于你的存在，反之亦然。这就是我想对年轻学者说的：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取决于我们的互相合作。

黄：好的，再次感谢您的回答。您的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

博埃默：这是我的荣幸。分享和合作一直是我所追求的。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由于li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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