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马西度:移民与社会正义


移民与社会正义


史蒂芬·马西度

冯周卓 译




我们应当如何从基本正义,特别是从构成我们对穷人义务的分配正义的观点来思考移民政策?一种合理的移民政策来源于(或部分来源于)承认“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穷人(在我们同胞公民中最穷的人)有特别的义务吗?或者另一方面,我们的道德责任只是主张关注世 界上最贫困人们的利益,而不是特别关注那些最穷的美国人?

在当今美国,这些问题也许看起来很学究化,因为道德考量几乎不会影响到政策制定。然而,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却关系到许多人,而且对移民政策的支持或批评常常涉及道德考量。这种探究是重要的,因为对基本正义的要求并非直接关系到移民:哲学家们对相关的原则,包括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共同成员资格的道德意义,看法很不一致。

政策制定者,包括现在的行政当局常常认为,一旦移民政策和外籍工方案被精心策划出来,“美国工人就会首先出来发难”。一些哲学家,包括麦克·沃尔兹,大卫·米勒和约翰·罗尔斯,赞同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身份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涉及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世界主义批评者否定了对同族人特别关注的合法性。正如霍华德张所指出,关于移民:

通过我们的移民法,我们拒绝了让外侨获得向本国人开放的有价值的就业机会。根据我们的移民和国籍法,我们将这种歧视明确地置于超越外侨所能控制的出生境况之上。我认为,移民限制妨碍了我们关于平等的自由理念,这种理念要求从世界主义的观点对所有个体一视同仁。

张认为,是否允许(乃至在某种境况中是强制性的)歧视出生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人,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当前围绕移民的争议把这个问题强加于我们。我不同意由张和其他人提出的世界主义立场的前提,我的看法是,我们对同族人的义务实际上为形成移民政策提供了可容许的依据。然而,我们不可从少数道德前提就直接得出政策结论。无论如何,政策的形成应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境况和原则,美国的移民政策与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美国最近的移民模式损害了分配正义吗?

我们从那些关心社会正义的人所提出的移民政策究竟会产生哪些两难开始。近十年来美国的移民政策损害了分配正义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其次是破坏了大众所需的社会供给。此外,我还将提出移民对移出国的影响的问题。我们首先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

移民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美国的移民政策在过去40年的实行,在某种意义上(尽管不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对于侨居异乡的穷人已经变得更自由、更慷慨。这方面的基本事实是惊人的。合法移民的速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稳定而急剧上升,达到每年超百万。90年代初移民的构成主要是:每年大约10万难民,73万合法移民,大概20万非法移民。尽管年总人口的5%由移民所组成,这个百分比现在已经是12%,达到近80年来的最高峰。据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到2002年,560万移民及其第一代子女构成美国人口的20%,达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增长的移民群其构成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移民的技能水平和收入相对于土生美国人已经降低。土生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地高于移民,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下降,移民的收入也下降了。1960年,生活在美国的男性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土美国人约高出4%。然而到了1998年,移民的平均收入却比土生美国人少了23%。事实上,自从有移民以来,移民增长的大多数就来自收入在底层20%的人口。同时相应地说,移民的种族构成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急剧减少,而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却不断增加。乔治·伯杰斯统计了这种变化:

自从1965年的移民改革以来,美国移民法就鼓励家庭团聚并阻挠有熟练技能移民的到达:1987年被准予入境的合法移民中,75%是因为他们有美国公民或居民亲戚,仅4%是因为他们具有熟练的技能。

根据伯杰斯有影响的数据资料,即使对他的分析有争议,也可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移民模式确已对美国的分配正义造成了有害影响。在美国1980年至1995年的移民中高中辍学生增长了21%,而大学毕业生仅增长4%。伯杰斯指出,这导致高中辍学生工资的实质性下降。他指出,1980至2000年间的移民工资大体下降了约4%,而在这些低收入者中无高中文凭者(约占工薪收入者底层的10%)占到了7.4%。换言之,人们普遍承认,在美国受教育程度高者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正在拉大,这在1980年代尤其明显。伯杰斯认为,高中辍学者与其他人之间不断拉大的工资差距,有一半因素要归于不断增加的低技能移民。同时,更富裕的美国人从低价的服务行业劳工那里获利颇多,如保姆、园丁等,而且公司也从这些便宜的劳动力那里得到很多利润。伯杰斯指出,土生非裔美国工人和拉美裔工人已经很不成比例,因为他们不成比例的低技能和低教育程度,并且几乎不拥有公司,常常要直接与低技能移民竞争。当然,所有美国人都从由移民帮助生产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产品中获益。

关于上面有争议的论述,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相关的因素。那些国内政策有显著进步的国家的做法通常不同于美国的移民法。美国政策强调家庭团聚,移民中仅有非常小的比例——近几十年中约5%——是由于具有相应的技能而获得签证。相比之下,加拿大采取了配额制,考虑到了移民申请者的教育背景、职业和英语水平。加拿大的政策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高技能的工作者,这看起来与美国的政策相反,更符合分配的效果。由于具熟练技能工人的增长超过非熟练技能工人,加拿大的政策已倾向于降低相对于贫穷者而富裕一些的工人的工资。

看起来,加拿大偏好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的政策,对其国内的分配正义有着正面的效果,而从其他国家穷人的立场来看则显得不那么大方。美国接纳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移民的政策,似乎对别国的穷人慷慨大方,却可能损害美国穷人的相对利益。显而易见,如果美国学加拿大的政策,对移民要求教育测试,这将对美国移民的种族构成和国家来源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简单地说,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过来的移民将会显著减少。

当然,低技能移民对分配的影响可能会超过移民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的补偿。这就是说,移民也许会拉大工资差距,但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在绝对意义上说,会增进不富裕美国人的福利。这是另一个令人困扰的经验问题。伯杰斯认为,美国从移民获得的净收入量小,总计约每年每人30美元。因此,移民的主要影响是分配上的,而不表现在总体财富的增长上。

移民可以被看作是收入的再分配方案,大量财富从与移民工人竞争的一方转到使用移民服务或购买移民工人产品的另一方。因此,有关移民政策的争论,不是关于移民是否增加了美国经济蛋糕的尺寸,而毋宁说移民争论实质上是关于这块蛋糕如何分割的问题。  

移民对社会供给公共支持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社会供给的代价和(可能的)公众支持,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看起来似乎与美国的政策效果相反。美国的政策允许高比例的能够聚集公众支持的移民,而他们对支持社会供给的有效税收基数的贡献相对较少。与美国的政策相比,加拿大的政策不仅能增加支持社会福利项目的国内有效税收的基数,而且由于几乎不容许接受分享社会福利的移民,还能减少社会福利的负担。移民增加了加拿大社会支持社会福利的能力,减轻了相对的负担,而且还可能因此有助于增加对社会福利项目的大众支持。伯杰斯再次严峻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强调了它与美国移民的民族来源的联系:

不同民族来源的移民,他们在贫困与领取福利者之间的比率差异非常之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移民中,来自英国和德国的只占7%或8%,但来自韩国的占14%,墨西哥的占26%,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34%。本土的穷人占12%。同样地,领取福利的德国和英国的家庭只占5%,但10%的菲律宾家庭、17%的古巴家庭、26%的多米尼加家庭要接受公共资助。本土居民家庭有8%靠福利生活。这种朝更加非技能化的移民倾向的转变增加了收入转移计划的负担。

慷慨大方的福利救助会对那些希望获得这些救助的人产生有吸引力的移民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已移民在外又想返回国内的人(移民通常是暂时的现象)。这两种看法都缺乏证据。有一项研究声称,接受公共救助的移民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移往他国的比例更低。此外,美国各州在公共救助方面的不同可能会影响移民决定在何处安家,这种地理上的分类会导致损害对公共供给的公众支持。伯杰斯和其他人还提出证据表明,移民喜欢聚集在历史上曾经有慷慨大方福利的地方,特别如加州和纽约。

移民是否部分地由于福利“吸引效应”所驱动,如果这一点很难说明的话,那么它是否会损害公众对公共社会供给的支持,对此就更难以知道或理解了。伯杰斯认为:“移民会很容易损害创造和保持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政治合法性。”没什么理由要求本土公民替成百万“乌合之众”的福利“付账”。或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显而易见,你不能既要自由移民又要福利国家”。无论如何,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总是有差异的。

有理由怀疑这些说法,或至少要予以限制。纽约尽管有着高移民率,却仍被认为是“高福利”州。此外,移民喜欢结群移到某些地方,这种倾向可以部分地由地理和历史因素来解释:加州和德州与墨西哥通过“路径依赖”而有着地理和历史的纽带,或者说,后继的移民沿着前辈移民铺就的道路源源不断而来。

国会于1996年制定法律限制外侨获得联邦资助的福利,这一点意义重大。它规定移民五年内的非公民(难民除外)不具有获得联邦最低收入保障福利的资格,并且允许甚至鼓励各州行政限制这些福利。此外,任何被认为“有可能成为靠政府救济生活”的外侨,都可能被拒绝签证入境,乃至随后被遣返。外侨作为公民家庭成员申请移民,必须有美国资助人提供“书面资助证明”,该资助人的资产足以资助申请人在美国生活五年。最后,直到外侨成为归化的公民之前,他们仍然不具有获得诸如食品券之类的联邦福利资格。

近期的移民可能增加了福利负担,但情况并不清楚。限制近期移民获得公共福利是一种处理“福利吸引”担忧的途径。当然,这也许还要考虑其他相关的问题。

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有理由认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成问题的,至少是就我们对本国的贫困公民有特殊义务这一点而言(我在下面会讨论到这一主张)。当然,我们应当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是真的话——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对于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来说,并不会有更大的正义理由。也许正义要求我们改变既有的法律和政策,以允许低技能移民工人对本土穷人产生相反作用。这些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是导致对移民不利的分配结果的条件,包括税收结构、最低工资、工作培训、就业政策,以及调节社会供给和再分配的法律。采用更高的最低工资,提高失业人群的教育和培训水平,提高所有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这些措施有可能弥补对移民的不平等分配结果。从道德上说,最好的政策应当包括这样的自由移民法,它为本土公民和新移民提供同样的高水平社会供给。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无论移民是否会影响到所期望的结果,弥补性的再分配政策都将获得公众的支持并通过立法。

移民对政治的影响

最近有研究认为,移民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即我们的政治体制将导致财富从境况富裕者向境况不佳者的转移,以补偿移民对美国穷人有害的后果。为了解这方面的内容,下面将考察由诺兰·麦卡提、凯斯·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所做的分析。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自1970年以来急剧增长,但这并未导致再分配压力的增加。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倒是相反的一面:最低工资的实际值下降,对富人的征税减少,包括最高边际税率,以及不动产和资本收益税的减少。如何来解释这一点呢?某些鲜明的观点,如托马斯·弗兰克的“堪萨斯怎么了?”认为,劳动阶层投票反对基于文化背景,如反对同性婚姻和流产,来确定他们的经济收入或阶级利益。

麦卡提、普尔和罗森塔尔认为,为什么不平等增加而对再分配的政治压力却没有增加,对此解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投票权的非公民数量的增加,构成了不断增加的最贫穷美国人这一部分。1972年非公民占人口的比例与现在相比要小得多,而且他们也相对较富裕。非公民的比例上升了,而他们的收入相对其他美国人却下降了,从1972年到2000年,非公民家庭中等收入者从相当于有投票权中等收入者的82%下降到65%,而非公民这部分人口却从2.6%上升到7.7%。无投票权者的比例上升,使得所有居民的福利趋势与有投票权的美国人的福利趋势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有投票权的中产者可能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投票人”,他们的收入没有下降。从相对收入来看,不断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并未使得这些中产的投票者的境况变差。与此同时,中等家庭(包括所有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的收入由于非公民收入的急剧下降而总体上下降了。

麦卡提、普尔和罗森塔尔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在移民与不平等之间这种显而易见的关系,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历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发展趋势不同。例如在法国,非公民的比例在1975至1999年间从6.5%降到5.6%,法国并未出现像美国那样的不平等现象的增长:过去30年中,在法国居前1%高收入者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并未改变,而在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却急剧增长。

根据这项分析,通过使有投票权的中等收入者相对于总体人口(包括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更富有,向美国的移民已经减少了对再分配的政治支持,并且也降低了有投票权的中等收入者支持再分配的可能性。

显然,还有另一些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近来的移民模式可能对分配正义有害。例如,移民要创建一个多种族的社会,这会破坏有助于支持社会供给的共同民族文化。萨缪尔·P·亨廷顿就是持这种观点者之一,他们担心讲西班牙语的移民高度集中于美国。在亨廷顿看来,越来越多的讲双语者,以及大量保留与母国文化密切联系的移民(除不断增长的全球化经济体、特别是全球化的精英之外),可能会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威胁。平等主义者则主张某种共享的公众文化和语言,是生成和保持福利国家所依赖的共同忠诚的重要资源。有关这方面辩论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搁置一旁,下面将继续讨论一种相关的争论。

对移出国的影响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移民对移出国的影响,这要从相应的道德视角来考虑,既有世界主义的视角,也有其他一些主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限制低技能工人的移民也许是出于分配正义,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此外,移民还可能对移出国产生有害的影响。有两个因素显得特别重要。首先要考虑的是,穷国的“智力流失”会抑制它们的发展。其次,来自移民的汇款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面我只是略微谈到这些问题而不作详细讨论。

就移民会带走有价值的人力资本而言,他们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的生产,流失出去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增长并造成损失。然而,如马赛、杜兰和梅隆所指出,这种损失也许会被其他因素所缓和。如果移出国的就业境况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在国内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例如他们只是开出租车,那么这种损失就不大。此外,如果高技能的移民寄回大量的钱款,这将抵消高技能工作者移民出国所带来的损失而且还有余,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989年,来自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汇款总量达到30亿美元,这相当于土耳其GDP的4%。这足够负担土耳其贸易赤字的3/4,是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的4倍。

正如我所指出的,墨西哥对美国的移民主要是低技能的。劳动力的移出也许推动了墨西哥工资的增长。此外,汇款也使墨西哥经济受益匪浅。据估计,1995年有36亿“移民美元”被寄回墨西哥。与“石油美元”相比,这些汇款来得快,而且还有相当可观的“乘积效应”:墨西哥经济得益于移民汇款的消费,而且移民汇款的投资高达117亿美元。

如果说移出国的“智力流失”的代价是否被高估了尚不明显,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是明显的。

总而言之,有理由相信,美国移民政策的特殊做法不利于在美国分配正义。前述有影响的观点中,有的认为接纳大量相对受教育程度低且技能低的工人造成了对低技能工作的竞争,降低了穷人的工资,扩大了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而另一些观点却认为,移民增加了福利国家的负担,破坏了对公共社会供给的公众支持。最后,无投票权的新移民提高了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相对于中产居民的经济地位,使得支持更慷慨社会供给的一方无法赢得选举。即使后两种观点被忽视,单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会引起平等主义者的关注。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果美国的移民政策看起来对海外穷人(或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人)是自由和慷慨的,那么这种慷慨是要更贫穷的本土美国人,或者特别是非裔美国人付出代价吗?如果我们对自己更贫穷的公民同伴有特殊义务的话,这种义务是足够紧迫和沉重的,那么美国的移民政策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也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辩护的。

这些困难而又令人敏感的问题,既是烦人的经验问题,又是艰难的道德问题。对那些具有自由主义道德敏感性的人来说,无论他们会赞同什么——人道主义者关心的是世界的穷人,关心在我们的政治共同体内的分配正义,关心对多元化的承诺——他们都必然会走到一起。从我们社会最贫困者的观点来看,1965年以后的更慷慨更自由的移民政策很难说是正当的。难道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世界主义的人道主义极力主张接纳希望移民到美国的海外穷人;另一方面我们对贫困的美国人,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又有特别的义务?

我相信,来自更贫穷国家的高水平移民如果影响到美国穷人的福利,即使那些寻求入境的人看起来比我们自己的穷人更穷,但他们的移民会使我们的穷人状况更恶化,那么就有理由限制移民。我同意这种主张:作为公民,我们对自己的贫困公民同伴有着特殊的义务,在某些场合,这些义务会优先于那些可能在物质上境况更差的非公民的诉求。对共同体国民(co-nationals)的这些特殊义务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作为自我管理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与合作参与者,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相互之间有特别的义务。

因此,我们能否作出这样的结论:应当关闭边界并限制来自穷国的移民?这种结论显然太草率。最好的政策既要考虑到我们对本国国民的特殊义务,也要承认基于与边界外他国的关系所产生的义务。此外,许多“把紧”边界的控制措施也许害处大于益处。

我从澄清关于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的道德基础开始,此后我将回到美国的移民政策问题上来。

二、自由正义与成员资格的道德意义

如果富人有道德义务来帮助穷人的话,为什么这些义务不应集中于世界范围的穷人?能否有正当理由证明我们对本国的穷人有特别的义务,即使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穷人相比并不穷?

边界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边界问题对公共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对我们的共同体公民有着相互正当的严格和特别的义务,这些义务又接着产生基于分配正义的义务。对于在世界其余地方的人们来说,我们的义务是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的帮助、公平交易——包括限制我们的公司的潜在剥削行为,公平分担解决共同的问题(诸如全球变暖的环境危险)——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特定项目,以及纠正不公平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有着重要意义呢?下面来考察由沃尔兹和罗尔斯提出的观点。

麦克尔·沃尔兹有其鲜明的主张:“分配正义开始于成员资格;同时它必须维护共同体内部的有限权利,没有它,共同体就根本不能存在,现存共同体也不会有政治共识。”我想询问沃尔兹论述中的第一部分,特别是:内部的有限权利(the limited right of closure)在我看来,他此处所说是正确的,尽管其道德基础并不十分清楚。

为了澄清沃尔兹论述的道德基础,我们需要考虑他对整个公共正当性方案的独特方法,因为从他对正当性应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主张分配正义的义务只适用于政治共同体内。沃尔兹指出,政治学中的道德论述应当避免哲学体系构建和抽象;政治道德论述应当采用解释“社会共享目标”的形式。他说,我们应当按照“历史、文化和成员资格的统一性”来考虑正义原则。他进一步说,社会产品应当根据它们的社会价值的内在标准来分配,并且对这些社会价值的共识只存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在共享目标成为世界性的之前,分配正义仍将局限于共同体内。

考虑到道德论述和分配正义的本质,毫不奇怪沃尔兹应当强调正义的义务只能应用在现行共同体内,该共同体可以证明是共享目标的自然之家。“政治共同体”也许是我们最能接近共同意义世界的地方。语言、历史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结合得更紧密)产生了集体意识……在一个历史地形成的共同体中成员分享感受与直觉,这就是生活的事实。对沃尔兹来说,拒绝世界主义的分配正义的义务,似乎与对价值观的共同理解是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内而不是在其外共享的观点一致。

在沃尔兹的论述中我没有发现似是而非或吸引人的地方。毫无疑问,对政治共同体而言,关于许多重大事情的共享目标是重要的:至少要在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对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来说,就经证明是正当的正义原则达成一致是一项伟大的成功,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公共辩论是一种有生机的文化,能帮助一个社会更接近通过相互证明正当性的政治安排,这一点值得珍惜,而且应当由政治机构予以悉心培育。所以,沃尔兹强调达成关于正义的共享目标的重要性是对的,这也包括分配: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雄心。但是,虽然共享目标是公共辩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希望通过努力达到的成功,共享目标的范围仍然不宜作为规范社会正义诉求的基础。经公开辩论而达成的“共同目标”是共有义务的目标而非基础,共享目标的范围也并非必然地规定了共有义务的范围。

在明尼苏达和安大略之间比在明尼苏达和阿拉巴马之间,对社会目标的共识也许会有更高的程度。因此,在2004年总统大选之后所产生的讽刺地图显示出蓝色各州欲与联邦政府断绝关系而与加拿大联盟建立关系。沃尔兹的论述表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应当遵照共享目标的共同体的边界,这可能是一种关于较小和相似共同体的论辩。但这会导致过分注重基于政治义务所达成的意见一致。

从另一方面来看,沃尔兹过分强调意见一致和共享目标;我们应当想要的是基于批评和试验的合理的一致。我不赞同他的这种观点:哲学论证与公共批评和辩护的计划无关。

强调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对正义的共识的重要性,沃尔兹并没有错;他只是错误地描述了共享目标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一个较大的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中,要达到某种政治共识也许非常难。对促进集体福利的相互承诺而言,这种社会信任也许很难达到。大卫·米勒很善辩地指出,那些具有共同民族文化和共同语言的政治共同体具有很多优势,它们有助于集体认同并达成相互同情和理解,“在具有很强民族认同且没有内部团体分裂的各州,社会正义总是更容易实现。”社会科学家刚开始系统地探索多样性、社会资本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但社会共享目标似乎并不是基本的东西,尤其当我们要确定它们与正义的相关范围时:我们应当在这些范围内寻找确定正义的共同和公开的合理原则。

约翰·罗尔斯在其《万民法》一书中引述并赞同沃尔兹关于成员资格和边界的讨论,这一点确实令人吃惊。罗尔斯认为,政治共同体或“人民”是分配正义的合适基础,不存在对整个人类的分配正义的国际义务。我们确实有人道主义的责任来救济那些处于严重困境中的人们,沃尔兹和罗尔斯将这一点比作乐善好施者的原则,两人都同意我们并无跨越边界的义务来关注和寻求判断富人与穷人的相对福利。

之所以说这一点令人吃惊,是因为罗尔斯事实上并不同意沃尔兹对社会共享目标的权威性的强调,大体上说,罗尔斯的论述更富哲学的抽象性,而这正是沃尔兹所反对的;罗尔斯正是沃尔兹的主要批评目标之一。然而为什么罗尔斯——20世纪最卓越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会包容沃尔兹关于分配正义范围有限的观点?

在罗尔斯关于国内正义的论述中,其主导思想是:依据调节社会合作的“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包括财富和市场交换的系统、收入和遗产税,我们应当彼此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来对待,并把基于道义上的偶然差别和命运的偶然性的道德要求搁置一边。我们不去考虑基于出身机遇的优越条件的不平等报酬的主张,它包括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好运,或是得到大量的遗赠。我们把这些优越条件看作偶然的,而相互之间对正义原则的辩护会调节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通过把自己设想为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原初状态”来做到这些: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拥有何种社会状态时,我们就会询问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社会正义原则。这样做有助于我们考虑,哪些调整基本结构设计的正义原则是公平的,而且这也使得有理性的人们能自由地接受正义原则,无论他们在社会中处何种状态。

罗尔斯思想实验的结果是他提出的两条基本正义原则,它们由现代多样性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来选择:

1.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一样有权要求,在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体系内获得相同的权利;在这一体系中,平等的政治自由且只有这样的自由,才能保证人们的公平价值。

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a)它们只能在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机会公平的条件下,才能存在;(b)它们应当满足社会中处于最不利位置的成员的最大利益。

原则2(b)就是人们熟知的“差别原则”,我们将在下面予以进一步讨论。

那些得益于自然天赋和良好家境的人无权要求正义,因为这种社会系统应当设计为依据道德应得(moral desert)的基本要求来奖励那些发挥聪明才智的人,这一点对罗尔斯的论述至关重要。他认为,富人无权要求这样的应得权利,社会奖励和公共供给系统应当设计使每一个人受益,而不仅仅是那些幸运地拥有更好先天条件的人(当然,一旦根据正义原则设计了包括税收系统在内的基本结构,人们相互之间就形成契约,并且实际上具有在正义制度内获得利益的资格)。

如果出生于富裕家庭或拥有特殊优越基因被视为合乎道义的偶然性,那么考虑到正义,无论一个人是出生在新墨西哥州还是墨西哥,这似乎都是平等地由偶然性决定的。与国籍或政治共同体有关的出生地看起来确实是偶然的。罗尔斯接着沃尔兹论述:分配正义(如差别原则)的约束力仅适用在政治共同体范围内,而且只适用于一个共同政治制度内的共同参与者。怎样论证这一点?

与沃尔兹一样,罗尔斯提到了在国际范围内更大多样性的事实:合理的多元化社会的事实“在和谐有序的多民族社会中比在单一民族的社会中更明显”。有人将这种借助于多元化的做法与罗尔斯似乎退到他对正义的希望的其他方式联系起来。也有人将罗尔斯的《正义论》误读为他主张正义原则局限于我们能够达成一种“交互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在国际范围内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多元化,那么全球正义的原则就不是那么必要的了。然而,这是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误读:“交互共识”的概念是解释正义原则在一个相互冲突“包含广泛”的哲学和宗教观点的多元社会中如何保持稳定,它并非是对作出正当性证明的局限性的解释,也不是论证只有那些确保能达成共识的原则才能证明是正当的。

将分配正义的约束力局限于特定政治共同体,基于这种考虑的多样性,看起来是对为什么正义之帆需要修整的一种非道德的考量:这是一个考虑满足不幸者生活所必需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完全的道德辩护,不如说是一种实用的或谨慎的让步。我相信,对将分配正义的约束力局限于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而言,可以作出道德辩护。但如何辩护呢?

集体自我治理的道德意义

边界在道德意义上是明显的,它们限制了集体自我治理的系统范围:正如迈克尔·I·布雷克所强调的,边界位置的自然性不会阻止它们具有道德重要性。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加入了一个跨代际的集体企业,通过它我们构建并保持着一个完整的法律和机构的系统,以此来规范和塑造所有其他的联合体,包括宗教社团和家庭。我们出生在政治共同体中,这些政治共同体也造就了我们。从摇篮到坟墓(乃至来世),我们的利益、身份、关系以及机遇,都由我们集体所创造、强制实施并生活于其间的政治系统和法律所造就。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全面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自我治理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府由这个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公认,这样才能有权解决冲突、确定边界,以维护这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政府作为我们的代理人,以我们的名义进行缔约、结盟、宣战以及从事其他的活动。我们集体有权要求政府的行为对公民负责,作为集体的代理人必须为我们所公认。作为公民,我们要集体对政府的行为负责,政府作为我们集体的代理人必须得到我们的公认,政府的行为必须得到我们的认可。

美国人要为在北达科他和密西西比州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在某种程度上不必为在奇瓦瓦(墨西哥一城市)和安大略(加拿大一省)发生的事情负责。公民们相互关照共同确立了关于健康和福利的集体计划:他们认为自己要永远对他们的健康、福利、文化和领土共同负责。当然,公民们也相互要求:共同遵守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共同支持公共机构,甚至愿为保卫共同机构而战,直至捐躯。

公民有很强的义务相互关心、尊重和相互理解,因为他们联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独立自主民族的有选举权的成员——创建了整合一体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决定了所有成员获得机会与报酬的方式。这种情况过去不可能适用于国际社会,现在也不会。国际团体的成员资格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这种成员资格要被原有政治单位,即联合国的“成员国”或它的民族的成员资格所调整。如果国家因地理分布不同而显得重要的话,多国或国际机构的作用就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国际机构中的成员资格是自愿的。

作为伙伴公民我们有着很强的共同义务,因为我们相互结合实行集体治理。一个自我治理的政治社会是一个效果极好的合资企业,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它的。在缺乏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和一个世界主义的政治共同体的情况下,世界主义的分配正义(与帮助其他民族成为自治社会的职责相对)是没有意义的,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地赞同这种世界主义,尽管对加强国际机构有着很好的理由,而且这样的机构将会经常反映和帮助产生共同的义务(下面会有更多的讨论)。此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求人们对其他人的福利负责而不要求这些人对他们自己的治理负责。把对健康和福利的供给的责任与对治理的责任分割开来,这一点令人奇怪而且也是不合理的。

尽管现行实践和主流观点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导向,但仍然值得关注的是,穷国特别指望来自他国的帮助,而他们最想要的是帮助他们自主发展,以便他们建立自己的集体自治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刚过去不久的海啸灾难余波中,印度拒绝了国际救济援助。许多国家的公民能够堂堂正正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并不想失去他们的政治独立性。

联邦或是像欧盟一样的国家联盟,也许是自愿加入不断增加的合作关系中,但我们知道,欧洲各国之所以结盟是因为相互的有利条件并且是自愿选择,而不是出于基本正义的义务。这对他们既有好处,也会带来坏处。此外,欧盟远达不到成为一个国家的目标:它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央银行、贸易管制以及人权改善。

因此,道义上基本的东西并非就是特定社会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共享目标——他们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价值观,例如财富对于闲暇对于学问,也许他们对基本的社会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基本的问题是,政治共同体是并且被公认是公司实体,他们有权作出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我们为自己作出不同的集体选择——关于如何计划未来和生产各种物品,如何执行政策,如何管理项目,如何协调和管理社会关系。我们相互之间达成集体协议,正是这一点产生了相互的义务,它为我们寻求构建和配置强制性的权利提供了正当性。所有这些都与罗尔斯政治思想和社会契约传统的深层“结构主义”本质相一致。我们通过设计共同构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并在实际执行中相互承担特定的责任。我们通过相互确定联合的基本条款,达成了基本的责任共识。当我们加入一个联合治理系统后,彼此之间就有了很强的相互义务。从这种观点以及分配正义来看,某些政治道德的重要义务的基础,就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所共有的成员身份。

公共正当性与分配正义

我相信,从公共正当性的思想来看,沃尔兹强调社会共享目标重要性的观点很好理解。社会共享目标不是一种假定,而毋宁说,经公认的共享目标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所渴望的目标:渴望在共同体内正义的原则被广泛分享。我们寻求相互之间公认的正义原则——代理人和政治力量的主体——这种权利方式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组建的。理想的公共正当性的关键,不仅是强调我们的正义原则应当根据批判性反思来证明,这种正当性还应当为那些愿意服从它的有理性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公共理性的思想指出,按照促进自由讨论的建设性政治方案,观念的交换、在所有社会群体中相互说理的真实实践,都有望导致向基本原则不断地聚合,这些基本原则正是我们为了善的理由而共同分享的。把“社会共享目标”看成权威性的问题在于,它过分强调对意见一致的诉求,几乎无需批判性反思和激进的反思,也不要求论证所需的最好理由。公众判定和共同确定的正义原则并非预先划分政治共同体的方式,它们最好被理解为政治共同体本身的正当追求。

如果公民能够依其思考来确认正义原则,那么依据这些正义原则所建立的社会机构就是完全合法的。其中,分配正义原则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应当有助于确保影响机会和财富分配的社会机构是公平的。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它要求主要的社会和经济机构的设置应当有利于社会中处境不利的群体)的优点在于:它明确地把社会中处境不利者的基本要求表达为道德平等的,社会不平等是体制的产物,正是这种体制倾向于处境优越者才导致了不平等。差别原则就是被设计来制造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秩序,使得那些处境不利者能够依据这些条款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但是,世界主义者会反驳,当前商品、货币、人员和观念在全球流动,建立了国际法和全球环境管制制度,难道每一个人的良好处境不是日益依赖于这种贸易关系和管制的国际“基本结构”吗?依据这个论点,通过创建一种合作关系的国际“基本结构”,全球化正在消除国内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差别。罗尔斯把分配正义的要求限制在国内社会,阿兰·布坎南对此批评道:难道他不是为一个已经消失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提供规则吗?

扩展的相互正当性义务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根本就是一种缺乏信念的关系——我们是自愿进入合作关系的。到目前为止,对正当性的强烈要求的关注所产生的重要事实是,我们共享一个集体自我管理的体制,该体制使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对那些我们不与之共享治理体制的人们,我们没有同样的相互义务。尽管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并且尽管我们还在探寻如何有效地加强它,国际组织并不能直接地代表个体来发挥作用。集体自我治理的直接和广泛的权力集中在独立的(但是相互合作的)民族意义上。个人与全球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他们的政府来协调。

以我前面所叙述的方法来论证一个政治集体的成员资格具有道德意义,这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何种政治集体是合格的?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有其道德标准吗?如果没有,那么哪些没有?传统的回答是,所有的主权国家和独立旳政权在国际法中都有其道德地位。近来,特别是在20世纪纳粹和其他大规模恐怖活动之后,国际共同体应当将政治实体控制在某种公认的最低得体行为标准,这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能够辨别某种最低标准,任何值得尊敬的或合法的政治实体都应当被要求遵守这个标准。基本人权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它们是可接受治理的全球标准。

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对罗尔斯就这个辩论所必须说的予以宽容的解释,我们会发现他论述的是,我们应当完全依照以下条件尊重那些国家:(a)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并且(b)具备有效的程序保证每个人都有权参与立法,确保社会中所有群体的声音都得到聆听和回应。对这样的政治社会的尊重,就是尊重集体自我管理的独特形式,集体自我管理的形式也许会偏离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它仍然遵守了基本的正义,并认真地考虑所有成员的利益。我在别处也论证过,对如何使一个政治实体合法并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来说,这是一个看似有理的解释。




三  我们欠非成员什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论证,我们对与我们共处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负有特别的义务,因为作为自我治理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法律系统。这些特别的义务包括大家公认的严格义务,政治机构正是依此来安排的,机会、福利和负担也是依此来分配的。说我们对共同体外部的人们也有这些义务似乎不明智,然而,我们确实对外部的人们有着重要的人道主义责任和各种义务。

首先,我们对那些因特殊的剥削或统治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国家或群体负有特别的义务,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特别的纠正和赔偿的义务,(a)如果我们曾经剥削或压迫过更贫穷、更弱的社会,或者如果我们曾经允许我们的公司如此做过,那么我们对那些提出某种补偿要求的其他社会就负有偿还的义务。纠正过去对其他社会的不正义,这种考虑似乎依赖于不正义的本质和范围,所以我不会尝试去作任何普遍性的描述。

除此之外,还有更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责任和义务。下面的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们(b)有一种更普遍的人道主义责任来救助那些处于贫困或危难中的人们,并且要对那些公然和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反应。这种做法相当于乐善好施的行为,正如沃尔兹和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应当努力确保基本的人权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尊重。这样的援助有一个目标:自足自立。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所能来减少不幸,结束受难,使一个社会能自立,以便它能解决自己的事务。我们应当帮助“负担过重的”社会,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在正当的自我治理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责任也许包括提供实质性的资源,而且它们确实还要求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应当提供比现在的援助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花费,即使成功,也是暂时的。我不想详细说明这种目标。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似乎已经越过了这个关口(例如,葡萄牙直到最近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我在上面曾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该国约有35%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经济贫困中(每天一美元或更少),但它在最近的海啸灾难后却拒绝了国际援助。我们也许仍然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援助印度,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度在实现它能(并且希望能)照顾自己的目标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最后,所有社会都有普遍的责任(c)相互公平对待,这一点包括不剥削的义务、避免武力和欺诈,以及控制该国的公民或公司剥削其他人的行为的责任。这种普遍公平对待的责任似乎还包括公平分担处理共同问题,诸如全球变暖、减灾等环境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同样道理,国家之间应当实行公平贸易的安排,此处所理解的公平是从公平交易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最强大的国家不应威胁或强迫,或以其他方式压迫(或控制)较弱的国家来进行贸易安排;它们也许不仅仅是倚仗强势来迫使弱小国家作出最大的让步以榨取利益,或是强行作出有利于它们单边的国际财富或贸易安排。托马斯·波吉正确地批判了西方强权国家,指出它们操纵贸易规则以利于它们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对穷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还正确地指出,这根本就是错误的。我不打算详细说明什么是公平贸易,因为这里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可以同样明智地说,参与正当组织的国际组织是努力制定公平规则的一种好方式,每一个人都会期望来遵守这些规则。

有一点应当明确的是,政治共同体对外部人有着重要的道德责任,即使不存在因为他们与我们分享共同的治理方式而产生的相同义务。正如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所指出的,美国应当比救济灾难做得更多,帮助非常贫穷的社会设法达到他们能够照顾自己,并且推动更公平的合作来解决环境、贸易和其他的全球共同问题。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有许多人长期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批评家们在指责富国的小气时,就援引“分配正义”的语言。这种语言明确表示,富国有责任在道义上优先安排做那些本来可以救助最贫困社会的事情,但事实上,严格地说,“分配正义”是个错误的概念。问题不在于我们共同为最贫困国家提供了一定量的财富,而在于留下了如何正义地分配这些共同财产的问题。


四  再论移民

现在应当清楚了,在我们把基本的正义原则针对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分类之前,我们没法理解控制移民的道德原则究竟是什么。这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决定:我们欠自己的国民什么,欠其他民族的又是什么。尽管我们将会明白,但这种最抽象的考虑迄今为止仍难倒了我们。

移民潮的道德问题,部分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是不“正派”(decent)无序的社会,由此产生了难民。那些正派且自我治理的社会不会产生难民,所以援助职责的目标部分是创建一个没有难民的世界。如果人们既非难民又非极度贫困或受压迫,那么渴望移民到某个国家看起来就更像是一种选择或偏好。我们不应减少我们的人道主义责任。根据资料的估计,世界上大约有1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争论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和应当做什么来帮助他们:毋庸置疑,我们过去提供的大部分援助被浪费掉了。然而,即便是对美国对外援助持怀疑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意:要是我们向非洲棉农开放我们的市场,他们也许会要求补偿美国的种植者。不管怎样,关键的问题是:尽管资源最贫乏者也是最贫穷者,并且远未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构成压力,但美国在它对世界上最贫穷社会的最低道德义务上的政策确实是失败的。

国家之间更特殊的关系也能产生允许移民的义务。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对另一个社会的饥荒或战乱提供了援助,那么它可能对接纳因逃避这样恶劣环境而来的难民有着特别的义务(沃尔兹举的例子是美国接受越南和柬埔寨难民的义务)。有的社会也许被迫暂时接纳因逃避饥荒和战乱而来的难民——建立收容所——只是因为难民涌入该国的边界。富裕社会强制遣返人们回到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害怕遭受迫害和剥夺的地方(当然,尽管难民所进入的邻国也常常是负担过重的),这一点是令人憎恶的。面对大量因逃避饥荒或战乱蜂拥而至的难民,而这种饥荒或战乱又不是接受国引起的,对更富裕的社会来说,最合理的事情大概就是以某种公平的方式共同承担责任。

所以,对富裕的政治社会来说,有一些重要的普遍性责任和义务概念,例如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人们有:援助(包括善待难民)的人道主义责任,起源于特殊剥削历史的特定义务,公平交易,以及和其他社会一道解决共同问题的普遍义务。

除开难民(上面已提到,它构成了美国移民总量的大约和因历史上不正义所产生的特定义务问题,人们渴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看起来就是一种选择或偏好(很明显,有一种支持移民基本权利的更强的论证)。其他社会的人想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这个事实的确是接纳他们的一个理由,但这并不被普遍地认为这些社会有义务同意接纳。不同的国家通常会在各自不苘的范围内来决定接纳多少人、接纳哪些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有技能、教育和语言测试。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事实上也在拍卖一定数量的移民签证,卖给那些承诺以做出重要经济贡献作为回报的富人(有些社会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那些潜在的移民,但我不会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40年的移民政策一直不利于美国国内的分配正义,这一点并不难想象。如果接纳大量希望借移民来改善生活的穷人,那么国内也许会有更糟糕收入的不平等,因为这些移民增加了筹集社会福利项目基金的负担,并且使得这些项目在政治上更难获得大众的支持。至少从平等主义观点来看,通过减少移民总量,通过优先考虑受过更好教育具有更高技能的人才移民,什么在美国可能是错误的东西,在加拿大却更有可能得到认可?霍华德·张正确地观察到了“自由民族主义者”关于移民的政策似乎是反常的。

如果国内全体居民的福利能决定移民政策,并且我们预计外来穷人移民将会增加财政负担,那么我们的福利标准就会事先排除接纳非技术工人。因此,对那些已被接纳的移民来说,我们本来对这些非技术工人移民承诺平等对待,如果我们同意不再对他们实行平等对待,将会减少他们的移民配额,并使得他们的处境比他们原本会得到的更差。自由主义者会采纳世界主义的观点来避开这种异常,它把平等扩展到所有个体,包括外侨,并提出对于非技术工人的自由主义移民政策。

当然,张同意道义上正当的世界主义移民政策也许在政治上是不可实行的,因为美国人似乎不愿意接受右翼一派的世界主义道德主张。

然而,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我们对同胞公民有着特殊的义务,这种义务产生于在一个自我治理共同体内的成员资格。在形成移民政策时,关于分配正义的考虑是相对的,并且这些考虑是内向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不同的移民政策也许对国内的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低技能者的高移民率也许会影响到富人和穷人的相对工资,并且还会造成对本土公民的过度征税以便支付社会福利项目。这样一种政策变化会有可预见的效果,即减少从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但它不会损害正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能改善许多贫困美国工人的处境。基于面所概述的对分配正义的抽象考虑——强调我们对更贫穷的同胞公民有特殊的义务——对美国来说,似乎存在一种更强烈的朝向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倾向:限制基于家庭团聚的移民(也许是限制优先考虑配偶和未成年孩子),以及更重视优先考虑教育和其他技能。

在语境中看移民与平等主义

事实上,要想在美国制定一项类似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代价甚高,很明显会遭到阻止。为了弄明白我们何以需要提出这个美国正面临的政策问题,我们将在一种更全面、更实际的话语中来讨论。我只能在最后旳结束部分来概要地这样做,并强调这种论述只是暂时的。最佳政策的制定,各地都一样,依赖于有背景的事实。

美国与墨西哥共享一条2500英里长的边界。越过边界就会在收入、财富和发展的水平方面有显著的不同,包括获得信用卡和保险(美国也与加拿大共享一条很长的边界,但收入级差很小,净移民实际为零)。尽管如此,大多数墨西哥人并不希望在美国定居。事实上,大多数墨西哥人之所以移民到美国——合法的和非法的——来的目的只是工作,积累资本然后回国。

美国曾经周期性地欢迎大量墨西哥移民工人的到来。在19世纪的后半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净移民非常之少。在禁止从中国以及后来从日本移民之后,对来自墨西哥的临时“合同劳工”的需求大量增长。然而,从1850年到1900年只有1.3万名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比从1900年到1930年移民到美国的78万名墨西哥人(相当大的比例是作为合同劳工)少得多。美国于1924年建立边界巡逻队以阻止这股浪潮,伴随这一轮移民潮的是排外主义。这一轮移民潮不久开始下降,然后由于大萧条时期需求的急剧削减而大幅减少。1930年代执行大批驱逐出境方案期间,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数量减少了41%。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另一波对墨西哥农场工人的需求,美国在1942-1945年通过与墨西哥的协议引进16.8万名“短期合同工”。这个项目随后被一再扩张,到50年代后期与60年代早期,每年约有万张墨西哥短期合同工签证被签发。对农场劳工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未获有效签证工人数量也在年代和年代急剧上升。这些合法与非法劳工大量涌入的周期性现象导致加紧了边界安全巡逻,移民管理局常常围捕无许可证明的工人并将他们赶回边界,但他们很快又从原地返回,有时是合法地返回。

1965年的移民与归化法修正案,对临近的美国地区移民的数量作了严格的限制。墨西哥和其他西半球国家首次被从国与国的限制中免除掉,但它们随后又被包括进来,直到1976年,墨西哥和其他西半球国家被纳入配额系统,该系统对每一个国家分配2万个签证,其余的签证是用来给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这种结果就是在1965-1986年期间,有130万墨西哥人合法进入美国,还有4.6万合同工人,但是另有2800万人进入美国无许可证明。这中间的许多人随后又回到了墨西哥,实际在这段时期移民到美国的大约在500万人左右。

这些移民和返回的模式是自我强化的:移民经历使得为更多人移民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语言、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以及通过个人包括已经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的联系。杜兰特和梅隆指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对合法移民有严格限制,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劳工流动系统已经就绪,大量无许可证明的工人越过边界,一两年后又返回。这些劳工以岁左右的男性为主体,没有妻儿伴随,他们在美国平均一周工作45小时,挣到钱后就回家。

这个结果就是,60年来一直有大量的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在2000年,有800万美国公民出生于墨西哥,大约有300万无许可证明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工作。每年有340万墨西哥人持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另有2.13亿短期进出边境者。美国与墨西哥(加上其他西半球国家)都必须遵守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政策。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政策制定者对所感觉到的移民危机的回应是寻求加紧边界控制。我不会在此处叙述详细情况。1987年开始实行的移民改革试图通过控制边界和调查制裁雇主来限制移民。同时,改革允许很多已移居者归化入籍:有300万无许可证明的居留者获得合法身份,其中包括来自墨西哥的230万人。在90年代中期,作为1996年福利改革与移民法案的一部分,合法与非法移民都被禁止获得基本福利救助。当边界日益军事化,移民归化局的预算也随之增加,部分是以“反毒品的战争”的名义。

根据马赛、杜兰特和梅隆所述,这些手段的主要效果是改变了移民分布主要来自墨西哥的情况,增加了移民的成本和危险,但并未实质上减少移民总体的数量。具讽刺意味的是,临时大赦和归化机会倒是创造了一个短暂的移民高潮,许多本不可以到美国的墨西哥人被拉进了这股移民潮。马赛等人还估计,这场目的在于减少移民的改革,却产生了额外230万移民,几乎是万100额外归化入籍的一半。

最近加紧对边界控制的努力已经增加了非法移民的成本和危险,但这并未对移民总量有什么影响。在通常的边界跨越口加强安全巡逻,只是暂时增加了被逮捕的人数,稍后移民潮又如先前一样改向更隐蔽通常也是更危险的小路,向导的费用增加了,据估计,在年期间死亡率增加了有7倍之多。

因此,就把危险加到那些寻求入境者身上而言,对非法入境限制的努力是低效而花费甚高。此外,加强边界安全巡逻,意味着非法移民现在滞留美国的时间要比他们以前容易进出时的时间要长得多。最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雇主的调查制裁,导致一种强权统治,这在美国的其他部分已成为批评的目标,特别是在加州,那里是移民集中的地方。于是,移民工人扩散到这个国家更多的地方。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并且无可否认它是由一系列作者通过认真研究得出的,那么现行政策在限制跨越边界的工人潮方面就不是成功的,因为它限制了返回的频率,使得这些人滞留的时间更长。

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一点?有各种可能的对应政策,但有两种方法似乎更可行。

一种想法是寻求更有力的方式来控制南部边界,以便减少非法移民。布什总统近来就签署了这样一种方案。共和党人邓肯亨特已经提出沿美墨边界修建保护墙立法议案。这只能导致非法移民浪潮转向地道、海洋和空中。显而易见,隔离墙本身并不能完成任何有用的事情。

另一种减少贫穷劳工非法移民的可行方法是阻断对移民劳工的需求。我们可以检查国民身份证,加重对伪造身份文件的处罚,更有力地惩罚那些敢于雇佣无许可证明者的雇主。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格就会在许多地区显著上涨,特别是在农业地区,但从国内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这似乎是有益的。人们常说,非法移民做那些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去挣美国人所不愿挣的低工资,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这正是问题所在。这样的政策将减少对移民限制和边界安全的需要。

还有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是接受移民劳工,并将移民活动规则系统化。马赛、杜兰特和梅隆在这方面提出了几种方案。首先,他们提出增加从墨西哥合法入境签证的年度配额从2万(相当于给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配额)到6万。其次,他们赞成创立一种两年短期工作签证,这种签证对墨西哥工人来说可重新续签一次。他们提出每年发放这种有效签证万张。这可将移民劳工潮规范和系统化,并且将非法移民潮重新纳入正常渠道。这种工作签证将被发给工人而不是雇主,以便工人能够自由离开。如果这样的签证每张收费300美元(现在是被救火队员收取的一种可观的储蓄),那么一年国库岁入就会增加10亿美元以上,并且会使移民归化局的预算大为削减。这种节省可以转移支付到移民高度集中的州和地区,以弥补某些地方费用。此外,有些钱可以用来促进建立跨边界银行和保险机构,以减少汇款流并加速墨西哥的发展。最后,马赛与其同事提出减少现在提供给已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那些家庭成员的优先权:他们将取消给予已归化公民成年兄妹的优先权,推荐让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亲属获得更容易的旅游签证,以便他们能更容易访问美国并返回。

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它直接涉及移民问题的根本症结,这就是墨西哥发展的低水平。马赛和他的同事强调,移民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暂时的。最贫穷的国家并不输出移民,看看非洲撒哈拉地区就知道了。输出大量移民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已有八九十年了,直至国内的增长才缓解了离开的压力(这方面的例子如韩国,移民的“驼峰”很快就被削平了,仅经历了40年)。唯一可靠的长期解决方案,是消除从最近的邻国而来的低技能劳工移民的关键原因,这些方案在一个共同的方面有助于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整个看来,要提供给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一样的纯收益。这种政策与普遍的强调是一致的——包含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强调北美市场的统一:马赛等人很重视所谓的“松散性”,即促进物品和资本而非劳动力的更自由的运动。我并不确信这必然是一种缺乏松散性的政策,其实这项建议有一条很强的理由,只要有劳即付酬在美国可行,那么试图阻止墨西哥人来到这里工作的代价就太过高昂。我们确实应当尽己所能来促进墨西哥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这种方法似乎回答了我们的普遍人道主义责任的问题。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把造成对美国低工资工作压力的系统规则化。它严肃地考虑了邻国穷人的利益,却没有严肃地考虑我们对自己同胞公民的特殊义务。对工资的影响也许可以通过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强制所有雇主执行这种工资支付制度来补偿,以此来提高贫穷美国人的待遇(至少如果最低工资不被提高到合适水平,那么就导致失业)。然而,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第一个选择,它试图通过减少对他们的需求来拒绝接纳贫穷工人。

把两种方法的要素合起有可能吗?有可能。也许存在这样一些经济领域,贫穷的美国人实际上不愿在那工作,如农业工作:这样的工作距大多数贫穷美国人所生活的地方很远,并且这类工作的季节性特征似乎适合于外籍工人。也许可以设计一种马赛等人所设想的外籍工人项目,为保障本土工人进入农业领域工作而规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很明显,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提高所有美国人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的质量,毫无疑问就要改进其他领域的工作。虽然人们关注移民改革和外籍工政策,但从字面上看,已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并未包括基于特别的义务应该给予我们最贫穷同胞公民的必需品,这正是我所要反对的。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期待为贫穷美国人做任何严肃的事情已不仅仅是讨论,而是要做,我们应当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以及我们能够为谁做的。整个看来,马赛等人的方案确实为成千上万的移民工人,也为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提供了一些好的思路。


五、结论

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公民有着特别的义务,我的这一观点通过全文得到了辩护。事实上,分配正义的义务应特别归于我们的同胞公民,而不是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我试图澄清这些义务的基础:在自我治理政治共同体内的分配正义的义务,而不是在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分配正义。这个观点的推论不应当被夸大:像美国这样的富国并不要履行它对世界上最贫穷人们的人道主义责任,我们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来促进每一个地方都变得更公正。美国在其贸易关系和其他对外关系中破坏了普遍的公平交易原则,这也是事实。我们在世界上有做集体好公民的义务: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国家一道处理好共同的问题。这些原则确实支持了托马斯·波吉和其他人对美国政策的批评。

洞悉抽象的道德原则是一回事,在特定的语境中深思熟虑实现这些原则的最佳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作者简介

史蒂芬·马西度,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法律哲学学会会长。

文章来源

本文载于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1卷。 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请务必查校书籍原文。




主编寄语


以实践理性为基盘的伦理学承载着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的特殊使命,而这种使命的完成有赖于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当社会的公共性层层叠加而又充满不确定的卷入感时,伦理学与公共事务就会天然联姻与自然糅合;以追求公共善的伦理立场和平正通达的研究风格去关注所处时代的公共事务,进而提升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内容力和众筹感,这就是我们的热望和旨趣。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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