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化到共鸣: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向往的生活?

伴随着我国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日俱增,城市群人口聚集度显著提高,人口流动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人口由城市到乡村的迁移,大量的旅游移民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定居或半定居生活,这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期推荐由阿荣娜和孙九霞教授发表在《人文地理》上的文章“从异化到共鸣: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向往的生活”,以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例,从异化与共鸣理论视角探析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地理流动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众旅游的纵深发展与后旅游阶段的到来,生活方式型移民与生产型旅游移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化,许多旅游移民从事旅游工作或经营小生意,旅游劳工移民也注重生活质量,重构着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旅游小企业主移民(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简称TEMs)属于最上层的劳工移民, 表现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旅游移民的典型代表。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研究从早期概念界定、特征总结、类型划分到后期迁移模式、形成动因及目的地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阐释影响旅游企业主移民移居目的地的要素时,乡村旅游地发展潜力与就业创业机会等经济因素,照顾家人、平衡工作与生活、目的地社会氛围等社会因素,迁入地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地方依恋等自然文化因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内容。目前,在考量影响因素时,将迁移过程分割为迁入与定居的不同阶段进行探讨。然而,空间转移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迁出”原社会到“定居”新社会的过程,所经历的是个体与不同社会的互动,它不止是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的宏观与微观要素推拉作用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生存体验,包含着身心的重新定位、身份认同、社会融合和情感体验变迁等一系列问题与纠葛。可以说,迁移的过程是旅游小企业主主动调整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与社会重构联系的方式。王舒媛和白凯指出,来自贫穷地区的旅游劳工移民迁移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现代性与相对平衡的追求。那么,逆向流动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何离开现代都市到乡村旅游地,其深层需求是什么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催生了个体或群体赋予美好生活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旅游小企业主移民逆向流动的生活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透视旅游移民“如何定义美好生活”,“他们追求何种美好生活”、“以往的生活为何不美好”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异化与共鸣理论,以云南大理喜洲镇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例,试图透过分析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内涵与实践模式,阐释其流动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

#2

理论基础

异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它在多学科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异化”一词可追溯到神学领域,原指“一种与上帝疏离的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霍布斯等社会契约论学者引用“异化”概念说明“个体或群体的主权权力从自身转移到他人”。黑格尔将“异化”发展为一个哲学范畴,说明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分离。这些都成为异化概念的理论前鉴,不同阶段发展出不同的概念内涵。

表1  异化与共鸣概念的发展

Tab.1 Development of Alienation Concept

德国社会学家罗萨(Rosa)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吸收了耶齐对异化的见解,认同异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有了进一步解释。 一方面,异化所表现的“缺乏关系的关系”仍旧是一种关系; 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充斥着冷淡与没有回应,这种世界关系等同于排斥与拒绝,如同没有关系一样,因此成为异化。

而对于抵牾异化,罗萨在其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的社会学》( Resona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ziehung) 中给出了解决加速社会下的新异化问题的方案: “作为另一种异化,对异化关系形式的替代,就必须出现相关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是对异化的一种回应,试图将其定义为共鸣(resonanz)概念”。这种共鸣不同于存在主义的“异化”后寻找“本真”的存在,而是更加强调一种和谐关系。

罗萨的“异化”与“共鸣”描述,揭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形式,试图去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这一问题。这为理解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内涵提供了分析路径。

图1 异化与共鸣理论(基于罗萨文献绘制)

Fig.1 Alienation and Resonance Theory(Based on literature of Rosa)

在旅游研究中,原真性在探究旅游动机与旅游体验研究中广泛运用。而有别于此,存在主义异化概念作为原真性的辩证性概念,在旅游领域中的运用却鲜有涉及。尽管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异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然而相关经验研究较少,也未能尝试运用新社会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异化概念阐释旅游现象及其演化规律。本研究尝试运用罗萨的异化与共鸣理论,探索性地阐释以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为代表的旅游劳工移民的迁移实践,即如何与旧世界解锁与新世界联结的深层需求。一方面,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原驻地的迁移不仅是与其物理空间的“脱域”,更是一种与社会空间的“疏离”,即主动形成“没有关系的关系”。另一方面,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旅游目的地的扎根定居是尝试建立”人与世界的新的关系”,寻求共鸣的过程,是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异化与共鸣理论作为分析性概念,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从移出到移入的过程有效联结,整体性的理解其深层动机与需求。同时,罗萨也将哲学层面概念降维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易于阐释经验性案例。

#3

研究案例地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地为云南大理喜洲村。喜洲村是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辖区内一个行政村,是2016年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的喜洲古镇核心区域。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喜洲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拥有中国保存最完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2001年6月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喜洲重要的旅游资源。大理古城旅游接待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村落的旅游发展,喜洲村因为良好的建筑风貌而成为其中的受益者。自2015年起,喜洲村每年接待游客人次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7年共接待了204.94万人次。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喜洲商业区域扩展,商铺数量逐年增加。如今喜洲形成了以四方街、市上街与市坪街为核心的旅游商业区。传统的村镇氛围和日渐升温的旅游业,引发众多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迁入创业,为探究这一群体的他乡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场域。

为回应前述研究问题,保证研究方法的合理运用,本文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调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2017年8月4—10日, 2018年8月10—20 日。调研时间共计17日。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村落的旅游发展状况、生计与生活方式、商业区域的布局与业态、小企业主与游客的互动等全面记录,以照片、图表、文本等方式整理观察结果,积累了3万多字的调研笔记。通过半结构与开放式的访谈,对本地与外地旅游小企业主、村民、旅游企业员工、游客等做了访谈,重点访谈对象为外地旅游小企业主。访谈对象年龄在23—65岁之间,重点访谈对象共22名。访谈时间在20—75分钟之间,并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出访谈记录。对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访谈内容包含企业主从外地移民到旅游地的经历,创业过程的描述,对以往工作生活的看法,对喜洲工作生活的评价,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界定等等。通过对当地村民、旅游企业员工、游客的访谈从不同角度了解外来小企业主这一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存在现状及外界对他们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喜洲目的地形象的认知。通过文本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地理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契机,抵抗城镇现代化生活的异化,在乡村旅游地重新建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产生不同以往的与世界共鸣途径,追寻自身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他们构筑美好生活是通过对异化的逃离和对共鸣的追寻来实现,具体表现在时间、空间、行动与物界等四个层面。其中,时间层面上,时间数量与时间质量由被动到主动,对于“如何分配时间”与“如何把时间过得有意义”两个问题上,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为构筑美好生活提供了时间条件。在空间层面上,物质空间的转变随之带来的是家空间、交友圈等社会空间的改变,同时也对其心灵空间有了影响。在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寻求更为和谐自在的生活空间,离不开与自然、物质与社会世界的互动与共振。通过在喜洲的创业,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工作压力与劳动意义发生转变,主体性意愿增强,对构筑美好生活有了更强的动力。不管是生产物品还是消费物品,对其产生了更深刻的意义与联结,有了多维的共鸣体验。而自我异化已渗透在其他异化的维度中,深入其中但无法单独剥离(如图2所示)。可见,喜洲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创业实践是一种生活政治,即吉登斯主张的“个体或群体作为积极的行动者争取从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拥有了更多的机会与苍山洱海共鸣、与亲朋好友共鸣、与物质物品共鸣。

图2  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异化与共鸣

Fig.2 Alienation and Resonance of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诚然,在喜洲生活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以往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及产品之间的鸿沟。移居后,不管是对时间的掌控、空间的选择、还是与外界的互动或是人际交往上发挥着更多的主体能动性。相比于现代化的城市,乡村不再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而是代表着一种简单的(simplicity)、前现代的(pre-modern)、本真的存在(authenticity)。这与旅游小企业主移民追求“自由与认同”的生活态度形成共鸣,在乡村生活中书写着喜洲的意义地图,在人与自然、人与物质、及人与社会的互动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在乡村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也逐渐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所有在喜洲互动的人、事、物都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可能性描述,成为身份认同的凭借。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在喜洲的工作与生活并没有完全驱除其焦虑与不安,只实现了对异化的部分抵牾,获得了部分的共鸣。喜洲并不是“世外桃源”,无法完全脱离长期根植于个体的异化表征。跨地方的社会网络,普遍性的社会体制和内化于自身的现代生活 “惯习”仍旧影响着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的乡村生活,让其对喜洲田园生活的稳定性怀有潜在的焦虑。但从过去到现在,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深层的、内化的自我异化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可能无法完全脱离。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现代生活的“弊端”,小企业主移民进入了“再异化”的循环。这种多层异化与共鸣之间的平衡成为了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流向乡村的内在动力机制。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关注了旅游劳工移民的流动,关切外来移民的福祉,乡村旅游地新移民的生活质量与社会融合需要加以重视。吸引旅游小企业主移民来村定居的深层需求是都市生活无法满足的,乡村的弱现代性与慢生活节奏是否在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中逐步被破坏也值得反思。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罗萨的异化与共鸣理论作为分析性概念,对于异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从“异化—原真性”拓展到“异化—共鸣”,试图弥补旅游异化研究在研究维度和研究对象上的不足;同时,丰富人口逆向流动的社会学解释,以回应乡村旅游目的地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角色,以及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参考文献:

阿荣娜,孙九霞.从异化到共鸣:旅游小企业主移民向往的生活[J].人文地理,2021,36(04):97-103.

撰稿 | 李毓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

排版 | 张文姣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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