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振兴这些学者有话说

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社会科学学者将如何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各地开展多元化实践探索有哪些思路可以遵循?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开化论坛上,专家学者立足不同的学科视角,畅谈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和思考。同时,20位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发起“开化倡议”,呼吁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徐勇
乡村振兴是一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状况,从根本上消除长期历史以来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可持续的社会工程,需要相当长时间和极强韧性才能完成,既十分紧迫又要有足够耐心。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区别于其他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挥了国家集聚和分配资源的特性和能力。农业农村的发展变迁有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规律,这对国家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践中,应遵循自然规律,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简单化,做到“记得住乡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叶敬忠
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无法回避对“农政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是探索现代化发展中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土地权属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目前,该领域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体主义、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五大理论体系,分别为乡村振兴提供总体指导、价值引领、效率保障、反思取向和底线思维。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张文宏
 乡村振兴是手段,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是目标;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前提。要厘清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贺雪峰
回答“农村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有助于明确乡村振兴的重心和阶段。中国要实现经济赶超和现代化,关键是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实现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因此,城市是经济的增长极,农村则为现代化提供缓解国内阶层冲突、集中资源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仇焕广
国家整体战略应强调食物安全,政策执行中可以粮食安全为抓手;不宜过度强调数量安全,应重视和强调保障粮食供给的能力安全,从而更好地平衡和保障水土资源相关的生态安全。在落实区域主体责任的同时,注重市场的作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在保障口粮绝对自给的前提下,重视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此外,营养均衡的安全也很重要。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张安录
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时统筹考虑城市化区域、农业区域和生态保育区的发展机会,建立财政转移机制;现行土地整治应根据地方土地发展与保护的财政收支综合考虑资金收支与分配。

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全面振兴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周大鸣
城乡分割背景下人口转移的特征、农民工城镇化的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等多种因素决定,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是产业经济结构、人口就业结构、乡村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思想观念等五个要素的“都市化”过程,这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不谋而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 田毅鹏
东亚的乡村振兴经验,不仅是工业化的典范,也是协调城乡关系的典范。20世纪70年代,日本启动“一村一品”,利用本地潜在的资本和资源进行产业构造,转向“内化的发展”,强调村民的主动参与和过程总体的获益;1993年提出“第六次产业”,依托产业政策推出社会政策,鼓励在地就业,在村民受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使村落再生、乡村活力再现;1999年颁布的《新农业法》,把农业看作社会产业,是乡村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此外,以村落为依托实现文化振兴,通过农协实现高度组织化,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难题,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毛丹
浙江经验,一是在逆城市化到来前抓住先机,而不是等乡村凋敝了再修复;二是把乡村振兴当作长期事业,在党政层面常抓不懈;三是以环境和经济为基础,将乡村振兴五个方面一体建设;四是区分村民安居乐业的底线目标和吸引城市的资本、人流的高级目标。此外,寻找乡、村、家户利益增长的联结点,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公共利益如何持续,克服乡村发展的同质化,保障人才输入的持续性,资本下乡赋能乡村的模式等,都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问题。

激发基层活力的乡村治理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罗必良
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农地确权后,农民非熟人间土地流转增多,基于人情世故的礼金支出显著降低,缔约期限延长,诱导乡村传统“关系型”交易向“契约型”治理体系转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以产权而非所有权为中心的制度变革,强化了地权的稳定、安全,使交易秩序契约化、规范化,弱化了差序格局,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亚华
强调自主治理的两项原则:受资源制度影响的大多数人都有权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有责任人或用户监督用户行为和资源状况。当乡村治理过于依赖政府力量、由行政主导,自组织受到抑制,过于依赖正式监督,会造成三方面问题:规则供不应求,大量新兴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政府文件很难照顾各地差异化的情境;制度的执行无法到位。应激活基层运行中的集体选择机制,建议扩大基层选择空间,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全面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善用技术力量赋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云峰
新乡贤等精英群体返乡,实现文化反哺,有了“人”的回归;宗族组织、乡贤联谊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建立,实现“组织”回归;过去的宗祠成了文化大讲堂,庙宇成为老年活动中心,“活动场所”复兴;广场舞、送戏下乡以及民间信仰活动等“活动”回归;红白理事会等内生组织,实现“乡村价值”重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文军
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联动、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联结、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统一的“新内生发展模式”。该模式正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具体从三个层面推进:行动主体层面,分别针对村民骨干、弱势群体、全体村民赋能;资源整合层面,采取绘制“社区地图”、规划“未来社区”等形式,内外联动,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社区整体层面,从推进文化建设、加强情感联动和制度创设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姚媛)

来源:中国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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