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在日军占领下亡国奴的日子有多不堪?

摘要: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日军大举出兵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的大片国土沦丧。那么,日军在占领华北最大城市北平后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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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拉开帷幕,日军大举出兵华北,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的大片国土沦丧。那么,日军在占领华北最大城市北平后都干了些什么?

      日本这个国家,很多东西和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国家”不太一样,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做法,也达到了是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它的侵略行径当然很反面,不过这种国家行为还是跟我们对侵略的认知基本一致的。岸日本就不同了,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军队屡屡起到关键作用,于是日本社会对于军队的控制,就逐渐力不从心,尤其是社会总体目标一致,军队就更加激进一些,随着军队屡屡得手,逐渐获取厚利的情况下,最终是军队控制了国家,而不是国家控制了军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出现了关东军这么个政军复合体的怪物之后,日本的国家总体战略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从那时开始,二战时期的日本一直被视为没什么战略素质的国家。

      以日军侵华为例,先是军队部署与日本政府自明智维新起制定的对华策略有了冲突,石原莞尔利用实力还很弱小的关东军,在朝鲜派遣军的支持下,完成了九一八事变,一举吞并东三省,然后关东军就迅速膨胀成军政两界都实力雄厚的怪物,非但日本政府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制,就连军队内部,远在国内的大本营,名义上还是关东军的上级机关,但和关东军的交涉,也都是商量的口吻为主。日本政府要对关东军有什么要求,需要先跟军部大本营做工作,这个工作做通后,再由大本营去跟关东军商量,所以实际上,关东军听话是给大本营面子,实际还是自行其事,名义上管它的军部和政府也只好当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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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么多废话,不是想洗白日本政府的侵华战略,而是需要说明日本政府层级的侵华步骤被军队打乱了,而且日本军队内部,也开始区分出激进派、更激进派,因此在侵华策略上,日本是完全乱了章法,各系统争功抢利,唯恐自己抢到的好处少了。像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实质就是日本海军眼红关东军在东北获得的利益,由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发起的军事行动。

      日军在华北的驻屯军,正是关东军坐大后,由后石原时代的关东军少壮派,联合朝鲜派遣军,驻天津日军的少壮派,进行华北攻略的日军,跟后来从上海过来的华中派遣军其实不是同一个系统,起先都是各自行事,用战局来绑架国内产生的结果。

      从历史记录看,华北日军一直是关东军在主导,日本国内陆军本部对华北驻屯军也有支持,在侵华方略上,多少还继承原来日本侵华计划的大纲,只是在石原莞尔的修改加快步骤上,由后石原莞尔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那拨人,更进一步的的加快进程,所以相对华中派遣军,由学了些现代知识,依旧长着个封建脑袋的朝香宫亲王主导后,直至弄出南京大屠杀这种政治上彻底断绝侵华战略后路的败笔不同。华北日军在占领北平后,表面工作还是作的像支现代军队的,烧杀掳掠不是没有,但肯定不是华中派遣军那样有组织有步骤,自上而下有预谋进行的。从寺内寿一,到岗村宁次,在北平期间,重点都是放在日本统治中国的长远利益上,政治上他们忙着组织汉奸伪政府,文化上忙着粉饰太平,宣扬大东亚共荣那一套,并且根据原朝鲜、台湾、伪满的经验,精心准备奴化的文教系统。所以从表面上看,对北平的硬件破坏,并不显著,这并不是华北日军更文明或更人道,而是它们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已经把华北地区作为未来日本发展的重点地区。而华中派遣军,是原被排除在侵华战场之外的军队势力,单另开辟的一个战场,加上朝香宫这种原封建贵族势力的掺和,最初的行事完全没有什么计划性,随心所欲,打到哪算哪。

      至于华北日军进行鸦片生意这种事,恐怕也是一些军官的私下行为,这种生意的利润,对个人来说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指望现代国家靠这种钱来支持战争,那就说笑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遭到国民党守军第 29 军官兵以及北平军民的全力抵抗。日军在连续增兵后,向驻守在南苑的29军主力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损失惨重,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牺牲,壮烈殉国。7月29日,北平沦陷。

      日本侵占华北后,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在政治上采用“以华治华”的方针。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开始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7 月 30 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以市府秘书长周履安、自治监理处处长吕均、前湖南省长周肇祥、商会邹泉荪和冷家骥、保商银行经理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正平、东亚同盟会社文龙等人为常务委员,并聘请小泽开策等一干日人为顾问,日本顾问实际操控着维持会的运作。8月5日,张自忠在日人和汉奸的挤压下,被迫辞去相关职务,9月初经天津南下,一时北平呈现无政府状态,维持会成为“维护安定”的行政机构。

      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8月20日,北平市维持会会长江朝宗任伪北平市政府市长。9月22日,日伪成立“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10月12日,日伪改北平为北京。

      1938年12月13日,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日本决定迅即成立华北新政府来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新旧交替。12月14日,日伪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为委员,仿照欧美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制定,实行总统制,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以北平为“首都”,仍沿用中华民国年号。

      1938年1月1日,“临时政府”正式开始办公,伪北京市政府改称“北京特别市政府”,5月13日,北京特别市政府又改称北京特别市公署。

      1940年,汪精卫主持的汪伪政府成立,要求统一各地的临时政府,因此,华北地区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由于扶持各地伪政权的日本侵略军利益不易协调,汪伪政权触角难以延伸至华中以外地区,伪临时政府名义上最然被废除,但是,为适应强化防共的要求,其机构只是作了新瓶装旧酒的变换。人员方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伪华北临时政府组成几无差别。

      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兵力少且存在语言障碍,只能采用以华制华的政策,扶植政府对北平人民进行统治。在日本侵占华北后,也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每占领一地,即着手、扶植汉奸及亲日分子,建立伪政权。”

      7 月 30 日,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维持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不用说这是一个傀儡政权。真正说了算的,是以小泽开策等日本人为首的顾问团。






      除了建立傀儡政权,日军还疯狂组织向中国移民。为了巩固其统治,向中国移民,一直是日本侵略者的既定方针。早在1906年,日本就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来华日本人以通商口岸或者东北为跳板,逐步向华北渗透,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日本浪人进入北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进行殖民统治。同时,日本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华北地区,开发华北。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炭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

      日本移民局在宣传单上赫然写着:“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推行“华北政策”,分裂华北的活动甚嚣尘上,华北日侨逐渐增长。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

      北平作为华北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到来。据当时报纸报道,“平津道上,据说颇有‘九一八’前南满铁道的‘风味’,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占了大半”,且“不独火车上如此,你去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那一处的泥地上,不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

      1935年11月25日在日军的唆使下殷汝耕在通县(现通州区,抗日战争时期隶属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大量日本浪人、商人进入冀东地区,走私、贩毒、刺探情报。1935年4月通县的日本侨民人数为0,1936年8月则达82人,至1937年已达290人。与此同时,北平的日本侨民也快速增加。北平1935年4月底,日本侨民为1661人,1936年底则为4478人,一年多时间里,人数增加2.7倍。1937年12月,北平日本侨民1584户、4647人。1938年12月底,日本侨民达10371户,2****人。1939年12月底,达16672户,4****人。为解决激增人口的居住问题,日伪还划定了西郊“新市区”专供日本侨民居住。1943年1月,北平日本侨民数量达到峰值109449人,是1937年的23倍。北平日本侨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华北城市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沿海城市青岛、天津。







      日本侨民有不少守法的,但是更多的却是为非作歹的。很多日本人在北平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刺探情报、走私物品、贩卖毒品。日本统治北平,给人民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毒品。仅1939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费鸦片烟4****两,全市经常吸食鸦片者约9.7万人,间或吸鸦片者11万人,合计20.7万人,约占当时北平156万人口的13%,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

      至1939年,北平已成为海洛因、吗啡等各种毒品的生产中心之一,1938年,北平有烟土批发店107家、零售店231家。到1942年为止,增加到1800家。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了他们的意志。

      1939年原北平东方饭店韩国经理车阴轩直言不讳地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

      日本学者江口圭一也一针见血地说:“近代以来日本以销售毒品为侵略的手段,使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为之混乱,良心为之麻痹而变成无耻,以供日人之驱策。”

      此外,日军还进行了文化侵略和破坏。日军侵占北平后,就不断展开文化侵略和渗透工作。其中包括,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派遣等方式培养和塑造亲日顺民;通过建立宣传组织机构,控制通讯社,报纸杂志出版社;广播电台等媒体粉饰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通过派遣日本文字工作者;利用沦陷区文人创作美化殖民统治的文学作品,纵容色情文学的泛滥来消磨沦陷区民众的反抗意识。

      通过电影、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文艺宣传手段为侵华战争服务。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于宣传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疯狂查禁,书店里的此类书籍不能摆放,违者罚款。

      不仅在北平,日军还曾先后两次到故宫太庙图书馆检查。第一次是1938年6月,运走新书、杂志并撕毁10985册,还下令将报纸搬到指定空屋封存,将图书馆负责人带走,拘留两天后才释放。第二次是1939年3月,拿走杂志37册。根据故宫方面的报告,这些新书、杂志,主要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

      经济上,在日伪的统治下,北平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可谓百业萧条。市场上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即使是跟日本人合作的“公务员”,生活得也不轻松。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入,难以维持一家温饱。1939年,科员的工资跟1936年比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

      对于北平人来说,当亡国奴的日子是非常不堪的。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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