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献里的中国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日本文献里的中国”。这个题目非常大,有关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所以我只能就自己平时感兴趣的文学方面给大家做一些粗浅的介绍。

我们这次将史料范围限定于日本的和汉文献。其实早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文献中,但因为日本的文献我们平时可能接触得比较少,所以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日文化的交流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比较频繁的交流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因为涉及的时间段比较长,我今天也仅在其中选取一些片段。

我们会经常提到“汉字”、“汉诗”,“汉文”、“汉文学”等概念,应该说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字,中国诗,中国文章,中国文学。但是因为在东亚的历史上,“汉字”、“汉诗”、“汉文”、“汉文学”都是比中国的疆域更宽泛、更广大的概念,所以我们尊重历史的传统,还是采用这样的表述法。因此你们会看到,可能用“汉”的地方比用“中国”的多,这是要事先说明的。





早期东渡移民


日本本土的原住民,现在有一部分在北海道,但它后来居民的主要成份,其实都是外来的移民。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提到,205年俘虏了很多新罗人:“是时俘(新罗)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凡四邑汉人等之始祖也。”早期移民中,日本大量的移民来自朝鲜半岛,主要是从百济、新罗过去的;朝鲜半岛大量的移民来自中国,主要是从辽东、山东过去的,所以记载又说他们是汉人始祖(一说他们是汉高祖的后裔)。


《日本书纪》还有一条283年的记载:“二月,百济王贡缝衣工女,曰真毛津,是今来目衣缝之始祖也。”“是岁,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弓月君)因以奏之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廿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之拒,皆留加罗国。’爰遣葛城袭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于加罗。然经三年,而袭津彦不来焉。”



前一条是“百济王贡缝衣工女”,为什么堂堂“正史”,连来了一个裁缝也要记载呢?这是因为在那以前,日本当地的人没有能力做漂亮的衣服,所以必须从外面引进人才。后一条是“弓月君自百济来归”,这是日本史上的一件大事。弓月君后来在日本的势力非常大。


289年的一条记载说:“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这是日本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这个阿知使主(“使主”是朝鲜半岛的一种敬称)也请大家记住,他后来在日本的势力也非常大,与弓月君一族的势力平分秋色。


现在大家知道,要移民很难,特别是移往“先进国家”,它自己都有人口压力,所以不欢迎外来移民。但在古代,地广人稀,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源,尤其是“技术移民”,更是广受欢迎。唐朝以前的战争,差不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抢夺对方的劳动力,如果战胜了对方,就把百姓都带回国去。


阿知使主到了日本以后,306年,日本又派他到“吴”来,目的仍是招募缝衣工女。“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于吴,令求缝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丽国,欲达于吴。则至高丽,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于高丽,高丽王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导者,由是得通吴。吴王于是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汉)织四妇女。”“吴”这里代指中国,或中国的南朝。求缝衣工女,说明日本人更向往中国的缝衣工女,也说明百济的缝衣工女可能来自中国。


以上这两大支移民到了日本,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后裔,日本史上称为“秦部”;阿知使主自称是后汉灵帝的后裔,日本史上称为“汉部”。



后来到了540年,日本整编移民,编贯户口。“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个“秦氏”(弓月君之后),后来在京都西区的太秦一带,有一块聚居地。京都是一个盆地,北、东、西三面环山,有两条河流自北向南贯穿盆地,一条叫桂川(渡月桥一带叫大堰川),一条叫鸭川(上游有两条,分别叫贺茂川、高野川),都是从山里流下来的,经常发洪水。秦氏的聚居地在桂川附近,他们去那里以后,治理了桂川(大堰川),对后来平安京的定都作出了贡献。在太秦有一个广隆寺,就是秦氏的宗寺,里面有一个秦氏祠堂,也就是弓月君一族的祠堂,供奉的是大秦明神,兼带祭祀吴织女、汉织女。在秦氏祠堂的门前,立有一块说明牌子,上面写的就是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弓月君带着乡亲们移民日本的事迹。





汉文化的东传

与中国式文教制度的建立


外来移民带到日本去的,除了做衣服的技术等以外,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如《隋书·东夷·倭国传》、《古事记》、《日本书纪》、《宋史·外国·日本国传》等都记载,日本古代没有文字,至应神天皇时始自百济传入汉字。也就是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千字文》、《孝经》等带往日本。一般认为,这是汉字、汉文化正式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宫廷接受汉字、汉文化之始。


《日本书纪》记载:“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伎(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阿直岐本来是送马过去的,虽然也能够读一些经典,但天皇对他的水平不满意,阿直岐就介绍说,有个叫王仁的博士胜过我。然后天皇就派了两个使节,到百济去请王仁。第二年,王仁来了,教太子读各种经典。后来王仁就不走了,成了“书首”一族的始祖。



《古事记》中卷一条712年的记载说:“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注: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刚才《日本书纪》说的是“王仁”,这里《古事记》说的是“和迩”,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因为王仁当时的日语发音叫“ワニ”,用汉字来标音的话就成了“和迩”。关于“吉师”,他们的《广辞苑》里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新罗官名,十七等中的第十四等;另一个是对在大和政权中担任外交、记录等职务的外来移民的敬称。“吉师”后来成为日本的一个姓,现在还有姓“吉师”(或“吉士”)的。看《广辞苑》的这两个解释,也很有意思:官名是新罗的,人是从百济来的,从名字来看应该是中国人,担任的是日本的外交、文书工作。这真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呀!外交、文书工作要由外来移民担任,是因为当时东亚世界的国际通用语文,也即日本、朝鲜半岛的官方语文,既不是日文(当时还没有假名),也不是韩文(当时还没有韩字),而是中文,所以只有精通中文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的工作。


《日本书纪》只说“诸典籍”,没说具体书名,《古事记》具体说《论语》、《千字文》,到了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15),又加了一本《孝经》。这也是层累地造成历史说吧。《和汉三才图会》有关记载,最后加说了一句话:“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这句话加得很到位,算是一个评价和总结。也就是说,以王仁的东渡为契机,中国的儒家学说也传到日本去了。



但有些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靠不住,因为285年时,《千字文》在中国还没有问世,它是5世纪左右才编出来的,那百济怎么会有呢?它又怎么会跑到日本去呢?但有一个日本学者,却把这件事情说通了:“一般认为雄略以前的‘记纪纪年’约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那么周兴嗣《千字文》说得以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意外地存在的。”(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所谓“记纪纪年”,“记”指《古事记》,“纪”指《日本书纪》,也就是日本的早期纪年。“雄略(457-479在位)以前”的“记纪纪年”,一共也就一千一百余年,却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如那珂通世的《上世纪年考》即认为,“神武纪年”应该缩短六百年),也就是说一半以上是虚构的。那么所谓285年的历史记载,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发生在5世纪左右。另外,我们刚才介绍的早期东渡移民的情况,如果也相应地把它们看作是稍后的事情,也许会更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日本早期的“大和(やまと)政权”,发足于纪伊半岛的奈良盆地,周围点缀着“大和(やまと)三山”。这也就是王仁他们过去的地方。其稍南是“飞鸟”,是奈良时代之前的古都。飞鸟有日本最古老的寺庙飞鸟寺(596),其大佛开眼(开光)于609年,说是受云岗石窟后期、龙门石窟前期风格影响之作。飞鸟寺的庭院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从这里望出去的风景,跟新罗的庆州、百济的扶余很像,所以新罗、百济来的工匠们,觉得风景跟故乡差不多,慰藉了他们的乡愁。日本从新罗、百济引进大量人才,其中很多其实又是从大陆过去的,就像刚才说的王仁,如果是大陆移民来到这里,应该感觉风景比较像江南吧?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403年开始,日本于各地“置国史”:“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此后,458年,《日本书纪》又有置“史户”之记载,“史户”可能是为“史部”服务的。不仅设立了史官,也设立了学校,开始了儒教教育。但是儒教教育早期缺乏师资,所以他们从百济聘请五经博士。据《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渡日,担任教授之职,于是五经始传于日本,日本始设五经之学。继体天皇十年(516),百济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代段杨尔。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又派五经博士王柳贵代马丁安。看这些五经博士的姓名,似乎都是中国人。每个五经博士都有一定的任期,定期轮换,做法颇类于今天的“外教”。五经博士轮番东渡以后,把儒家经典带入了日本,传播于日本上层贵族中间。


进入奈良时代,718年,元正天皇颁布《养老令》,在平城京(今奈良)设立大学寮。据《养老令》记载,在大学寮里,首先设立的是“明经道”,类似于唐朝的明经科,主要学习儒教经典。此外,考虑到培养学生汉文写作能力的需要,以便为通用汉文的公文和外交文书服务,所以于728年,增设“文章道”,类似于唐朝的进士科,置文章博士,以《文选》、《尔雅》为教科书。学《尔雅》是为了识字,学《文选》是为了学汉诗文的各种文体。嵯峨天皇曾提高文章博士的地位,使文章博士位居其他博士之上。文章道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科目,这跟唐朝一样,唐朝也是明经试不如进士试。文章博士后来成为日本汉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源氏物语》中则成了受嘲讽的书呆子。不久以后,又考虑到需要培养纂修国史的人才,所以又增设“纪传道”,类似于唐朝的史科,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为教材。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史书中的“三史”,开始成为奈良、平安时代的“显学”。


在《史记》传入一个多世纪后,到了奈良时代,终于催生出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720)。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确定了天皇的世系和日本的年代。






作诗、赏梅与节日风俗


儒教经典、中国史书都传过去了,教育体制、史官制度也都建立了,那中国最厉害的诗歌当然也会过去。与作诗有关的风俗,就是我们的“曲水流觞”,也跟着传过去了。“曲水流觞”是在山阴(今绍兴),王羲之他们碰到三月上巳时,就到兰亭水边,把酒杯放在有一定倾斜度的水沟里,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喝酒作诗。在日本京都的上贺茂神社、城南宫,鹿儿岛的仙岩园,九州的菅原道真神社,都留有“曲水流觞”的遗迹;在京都御所的障子上,绘有“曲水流觞”的图。当时无论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凡是“曲水流觞”,作的都是汉诗,五言诗或七言诗。


在日本,“曲水流觞”一般叫“曲水宴”(“曲水の宴”)。这个“宴”,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的“宴”,而是特定的饮酒赋诗的“宴”,是“歌宴”,发音与一般的“宴”不同。


《日本书纪》卷十五显宗天皇元年(485)、二年(486)、三年(487)都记载:“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曲水宴”的最初记载,是否靠得住还有待考证。进入奈良时代,“曲水宴”频繁起来。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751)里,可以见到调老人的《三月三日应诏》、山田三方的《三月三日曲水宴》、藤原宇合的《暮春曲宴南池》、背奈行文的《上巳褉饮应诏》等,这些汉诗,显然都作于“曲水宴”上。



过了一千余年,1913年,京都文人举行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兰亭会”,成为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鲁殿灵光。内藤湖南起草了《兰亭会缘起及章程》,发起者共28人,大都是当时关西地区的汉文学者。当时旅居京都的王国维也作了一首长篇七古,题为《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为这次活动的压卷之作。


正月赏梅是当时的另一个风俗。《万叶集》收录的都是和歌,但有组和歌的序文,却是用汉文做的:


天平二年(730)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


当时日本已有樱花,但当时的贵族最欣赏的,经常作和歌、汉诗来吟咏的,不是樱花,而是梅花。梅花最早是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传过去的,之后咏梅的风俗也一起传了过去。这其实是一种象征,象征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万叶集》里,咏梅的和歌是咏樱花的三倍。但是后来慢慢就变了,过了平安时代以后,就主要吟咏樱花了。


除了正月的赏梅、三月三日的“曲水宴”以外,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与风俗,大都跟中国有关系。


西元838年,有一个叫圆仁(794-864)的日本和尚到中国来,写了一部日记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提到,他到达中国的时间,是“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日本不用中国的年号,表示它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但是“月日共同”,意思是时间序列一致,即都使用中国历法,编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



“月日共同”了以后,中国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去了,正如今天用了西历,西洋的节日、风俗就很容易传过来。那时日本的节日跟中国是一样的,除了正月初一是元旦以外,日本传统的“五节句”(正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都跟中国一样。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在东亚第一个采用西洋历法,那是1873年的事。但日本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既保留传统,又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元日”当然移到了西历岁首。传统的“五节句”,有些不得已消失了,有些则移到西历的相同日期,而变换了内容。如3月3日现在是女孩节,其实就是古代的上巳;5月5日现在是男孩节,他们挂鲤鱼旗,童谣里唱的那个“比屋顶还高的鲤鱼旗”,其实就是古代的端午。


古代日本逢七夕时,天皇会令文人赋七夕诗,《续日本纪》、《日本后纪》都有记载。《万叶集》中收入多首七夕歌;《怀风藻》中收入藤原史、山田三方、吉智首、纪男人、百济和麻吕、藤原总前等人的六首七夕诗。古代他们当然是按中历过,但现在则移到西历7月7日,也赋予了“情人节”的意思。


重阳节在平安时代也称“菊花节”,于此日饮酒赋诗的习俗,始于嵯峨天皇在位期间的812年,嵯峨天皇自己也作有《九日玩菊花篇》诗。此后渐成故事。但是他们作诗很奇怪,有个天皇出的题目是“菊暖花未开”,这是因为日本天气比中国暖和,九月九日重阳时,日本的菊花还没怎么开呢。所以后来他们又于中历十月五日设“残菊节”,比重阳节推迟近一个月,以便适应日本的节候。日本改用西历以后,西历9月9日就更无法赏菊花了,于是重阳节也就消失了。菊花后来成了日本皇室之花。






汉文学的风靡与反动


平安时代,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曾说:“文是:《文集》、《文选》、文章博士所作的申文。”《文集》指《白氏文集》,《文选》指《昭明文选》,“申文”指日本的文章博士作的汉文。可见当时的文学标准,独重中国文学,兼顾日本汉文学,而使用假名的和文学尚无地位,尽管《枕草子》本身是用假名写的。


到了五山时代,文化的重心,汉学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寺刹,但文学的标准基本不变。五山时代“诗僧”数不胜数,都作得一手标准的汉诗。


到了江户时代,风向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变化,一个是更迷恋中国和中国文化,一个是开始强调日本的国家意识。前者以荻生徂徕(1666-1728)及他所领导的古文辞派为代表。荻生徂徕说东海西海皆不出圣人,唯中华有圣人,又以日本为东海之夷,所以他题孔子的画像,自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物茂卿”是他给自己取的中国式名字)。他为翻译华文,组织“译社”,“凡会之译,其要在以夏变夷也,不得以俗乱华也”(《译社约》)。服部南郭(1683-1759)学于荻生徂徕之门,是其最出色的弟子之一,他有名作《夜下墨水》:“金龙山畔江月浮,江摇月涌金龙流。扁舟不住天如水,两岸秋风下二州。”“墨水”就是流经江户(今东京)的隅田川,虽然他模仿了唐诗描写大江的名句,但隅田川其实是跟苏州河差不多大小的河川。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古文辞派的诗人们,因为过于迷恋中国文化,陶醉在中国式的风景里,而远离了日本的实际风景。



但是不同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斋藤拙堂(1797-1865)引古贺精里(1750-1817)语,批评荻生徂徕等人道:“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跟,常依傍西人之新样而画葫芦,其取舍毁誉皆出雷同,初不由己。”他主张要“自立脚跟”,不要一味模仿“西人”——也就是中国人,表现出了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在这种本土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指引下,曾经风靡平安时代的“白居易热”等,也同样受到了江户文人的指责。广濑淡窗就指出一般日本文人的好模拟之弊:“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摩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今言其一二。王朝之时,有好白乐天之诗者,一代之诗尽学白乐天,李、杜、王、孟诸家之诗束之高阁,无读之人。但其时书籍亦少也。及近世行明调,徂徕推尊李、王,故一代之学明者,皆李、王体也,李、何、徐、袁诸子绝无读者。近来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是皆模仿初唱者也。”(《淡窗诗话》下卷)


真正捅破中日语言之间那层纸的,是号称江户汉文学大家的赖山阳(1780-1832):“吾所衣,和之衣也;吾所食,和之食也,和衣食而汉言语,问之和言语,则曰不知。不知本哉若人!予持此说,未有合焉。今得桥本子,盖从伊势本居子而学和言语云,乃扺掌而谈,恨相得晚……襄也有志于和言语,而不能也,负于和衣食久矣!”(《赖山阳文集》卷一《紫阳制锦序》)一样认识到中日语言不同,文化有异,荻生徂徕主张全盘汉化,直读汉文,拜倒在汉文学脚下;赖山阳却主张母语至上,和言和语,肯定和文学的价值地位。



尽管如此,当时一般的社会风气仍是唯汉文学马首是瞻的,所以在江户时代和文学始终难以压倒汉文学。“江户时代人们文学活动的中心,不是净瑠璃不是俳谐,也不是数量庞大的随笔集,更不是人情本、洒落本,而实在是汉文的著述。对于江户人来说,最大的思想家与其说是宣长,无疑更应是徂徕;诗人与其说是芭蕉,也许更应是茶山;而作为散文家的名声,山阳远出马琴之上。”其实不仅江户时代是这样,整个日本古代都是这样。“对于奈良朝的知识分子来说,《怀风藻》、《日本书纪》是正式的文学,《万叶集》、《古事记》则只是地方的文学。同样,代表平安朝的文学家是空海和道真,而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则不过是闺房作家。这就是当时的常识,现代人有必要再度确认一下。”(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在1941年的一次讲演中,作为中国人看不起日本文化的证据之一,吉川幸次郎抱怨说,直到明治时期留日的周作人等之前,中国人很少真正关心日本的假名文学,其实明治以前的日本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这并不妨碍在部分江户文人的心目中,本土意识、国家意识、母语意识已经萌发,不断壮大。而这种萌发和壮大,只待到了明治时期,让西洋文学的“神风”一吹,便可因势转型,成为摆脱汉文学、发展和文学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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