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南荒的移民与徙居潮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平台
2021-07-14 11:18
[美] 王敖
王治田 译
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巨大的社会动乱，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游记作家们和他们的写作。首先，南方行政人员的需求急剧增加，驱使数代的唐代贵族来到这里。结果就是，诸多山水游记作家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到访南方，当他们作为官员再次徙居此地时，他们脑海中已经牢固地印下了对这里的早期记忆。元结，山水游记的先驱，是一个战争难民。一些中唐作家，如韩愈和柳宗元，最先是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南荒。故而，他们后来的政治迁徙其实是故地重游。换句话说，这些作家人到中年来到南荒地带，并不意味着他们平顺生活的突然中断，而更像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终其一生的南迁行旅的一部分。相应地，当他们在成年时代作为朝廷命官再赴南荒之时，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恶劣的生活条件，也包括了他们自孩提时代就与南荒联系在一起的动荡、不安、恐惧和失落的情绪。进一步说，为了回应我在持续变动的背景下对“寓居”的定义，当他们在南荒寓居之后，这里是否可以成为永久住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如此不舒适的环境下，重新营造一种安全感，获得一种在北方人看来自在的感觉。
柳宗元的南方经历则更为复杂。他的父亲柳镇（？-793），正如同时代的许多社会精英一样，因躲避战乱而逃往长江下游一带。叛乱平定后，他得以回到长安与直系家属暂聚，而将大多数的家族成员留在了南方。正如陈弱水所指出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极为普遍，如诗人司空曙（740-790？）在一首诗中写道：“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6]在780年代中期，柳镇再次回到南方，有他十多岁的儿子，柳宗元同行。在十岁和十三岁之间，柳宗元长期跟随父亲游历长江中游，期间首次到达了湖南境内的南荒地区。[7]
815年，当柳宗元赶赴柳州之时，他经过湖南长沙的一座阁楼，他在几十年前曾到访此地。此次重逢唤起的悲慨，在他的诗篇《长沙驿前南楼感旧（昔与德公别于此）》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8]
此诗描述成年的柳宗元，因三十年前在长沙驿楼与某长辈诀别的回忆唤起的震动。结果就是，当时一挥手便成永诀。如此诗所言，815年，当柳宗元再次因谴谪而启程，踏上赶赴岭南柳州的坎坷行程之时，昔年驿楼别离之经历，强化了其再入南荒的悲怆情绪。柳宗元最终卒于柳州，为其失败与末路、动荡与暂安交织的人生循环画上了句号。
韩愈也被卷入了叛乱期间和之后引发的人口南迁大潮中。他年幼父母双亡，由长兄韩会抚养长大。安史之乱中，韩会流亡到岭南地界，在这里成为一个有名的思想家，并建立政治联系。774年，他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开始在朝廷任职。777年，韩会被斥逐岭南韶州。当时韩愈年方十岁，跟随兄长南迁。刚刚到任两年，韩会就死在韶州。随后，韩愈在779年随嫂返回北方。在7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和湖北地区的藩镇爆发了另外一场战争，韩愈举族上百人被迫逃往宣城（在今安徽省），并在此生活了五年。[9]
和柳宗元一样，韩愈在其文章中把早年的南方经历与艰难困苦、孤独无依联系在一起。对于韩柳二人来说，他们在成年之后再访南荒的经历，除唤起了早年的失落之外也感受到了更为深沉的无助感。如果说，在他们终生的南迁之旅的光谱上，一端是想要寻求寓居之地和从事建造家园的意愿的话，那么另外一端，就是对死亡和不安的恐惧。
附加于山水游记之上的移民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大规模移民潮的社会变迁，引发了土地兼并的浪潮，这为作家们在南荒寻求和建立新家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尽管初唐帝王宣称要建立“均田同赋”的理想政治蓝图，但是接连的战乱使得这一构想化为泡影。[10]随着政府从民间土地市场撤退，豪强地主们得便乘虚而入，通过置办田产，为其家族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这一现象在北方更为突出，一贫如洗的农民更愿意把田产售卖给那些愿意出资购买之人。漂泊无依的贵族们把这种对集体性的田产占有欲带到了南荒地带。一旦定居下来，他们就开始买田置地，传诸子孙。
由于这些新兴地主们在田产附近连山建屋，开辟园林，以供个人享乐之用，可以说，他们对土地占有的渴求，既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也是关乎个人寓居的需求。[11]当时文人-官僚所建立的著名庄园，有裴度的午桥庄和李德裕的平泉庄。[12]柳宗元之从弟柳谋，在回到长江中游的江陵之后，也居住在一个桑树环绕，占田五百亩的舒适宅院之中。[13]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元结和柳宗元也在切切寻求良田美宅，或者是为了作为安居之地，或者是等待潜在的买主。一句话，南荒地区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贵族阶层的土地占有欲，不管是作为田产，还是作为家居之所。
最后，大规模迁往南荒的移民和随后发生的剧烈人口结构变动，为当代的作家们提供了想象空间和文学表达的新途径。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张叔卿（活跃于760年前后）的《流桂州》诗：
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14]
桂州地处岭南，在安史之乱期间较为安定，因此迎来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在张氏的诗中，诗人将偏远的桂州和帝都长安相提并论，仅仅是因为“胡尘不到”。张氏作为流亡者的观察，反映了饱受颠沛之苦的北方移民们的共同感受，他们为了逃避毁灭性的战争，不得不随遇而安。从这一点来说，南荒不再被呈现为荒蛮之域；反而是远离戎狄之祸的安乐窝。
在中唐作家中间，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一文中表现出对移民的社会现象及其对当地人生活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的独特认识。此文叙述了柳宗元和居于永州的蒋氏之间戏剧性却深含忧虑的对话。蒋氏三代选择了朝不保夕的捕蛇职业为生，专捕异蛇，以进贡朝廷作滋补之用。蒋氏对柳宗元说，尽管其祖、其父均死于蛇祸，他依然要以身犯险，因为从事此役可以让他免于赋税。听闻蒋氏所言，柳宗元不觉悲慨社会现实的残酷：“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15]
《捕蛇者说》中讲述的是一个移民永州的家族的历史。尽管柳宗元在文章中屡屡称永州为“荒蛮之地（barbaric land）”，“永之人”蒋氏却并非“土著”。这一区分在柳宗元的其他文章中十分明显，他将当地的土著居民形容为由于语言障碍难以交流之人，柳宗元如此重述了蒋氏的故事：
蒋氏的祖父大约在六十年前迁居永州，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爆发。柳宗元之强烈悲慨乃系于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蒋氏迁居永州，本来是为了活命；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又被迫从事一种死亡风险极高的职业。如蒋氏所述，他的邻居“非死则徙尔”。这一悲剧进一步揭示了安史乱后严酷的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柳宗元对蒋氏艰苦挣扎的同情，正是出于作为边地官员的社会正义感，也是出于他徙居的自身经历和个人感受。
总结来说，南荒地区在中唐之前和期间所经历的广阔社会变迁在诸多方面塑造了当时文人们的山水营建和山水书写。社会混乱导致他们在早年就深入南荒，在他们成年之后再次被斥逐而到访之前，此地便成为不确定和不安定的象征。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剧烈的土地兼并，帮助他们得以买田置地。这成为我们充分理解元结和柳宗元山水游记的重要背景。最后，作者们发现的南方社会动荡，明显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讲述，表明他们对身边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深有所知。
[1]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卷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4页。
[2] 关于安史之乱后移民潮的详细情况，见上书，第234-251页。
[3] 《旧唐书》卷三九，第1552页。
[4] 见《唐会要》卷六八，第1192页。
[5] 元结自764至772年，在道州生活了八年，除去中间有一年改任容管经略使（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外。他在回朝担任中央政府职务的途中过世。纵观其一生，他在道州度过了第二久的时段；最久的停留，则是在其故乡鲁山（在今河南省）。关于元结生平更多的情况，参见杨承祖《元结研究》，台北：编译馆2002年。
[6]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2.中译见陈弱水著，郭英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
[7] 见施子瑜《柳宗元年谱》，第10-11页。
[8] 《柳宗元集校注》卷四二，第2812页。
[9] 见刘国盈《韩愈评传》，第13-16页。英译见 Charles Hartman, 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22.
[10] 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AD, Part 1, 24-27.中译见杜希德编，杨品泉译《剑桥中国史》第三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11] 见张晋光《安史之乱对唐代经济发展影响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13-116页。
[12] 同上书，第103页。
[13] 见柳宗元《送从弟谋归江陵序》，《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四，第1586页。
[14] 《全唐诗》卷二七二，第3060页。
[15] 《柳宗元集校注》卷十六，第1117页。英译参考Chen, 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2.
[16] 《柳宗元集校注》卷十六，第1116页。英译参考Chen, Images and Ideas in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Studies of Four Masters, 101.
选自《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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